光绪二十二年（1896），梁启超在上海《时务报》上刊登的《变法通义》一文中指出“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而1903年开办的三江师范学堂正是各省师范学堂的模范，它的诞生既带有浓厚的传统特色，亦有逐渐蜕变的现代性。就传统而言，如：师生均出身功名，教职员都以官衔见称，学生毕业后授以师范科举人贡生之名和相当的官衔；学堂在人事管理和运作中带有传统管理习性；早期对学生的生活和言行，采取严格的思想控制。现代方面，如在学制、课程内容以及校园建筑形式等，均仿制日本和西洋。因此，第一，三江师范学堂从本质上讲是隶属于晚期清政府的教育机构，亦是一种政府机构；它需要体现现代机构特性的校园建筑和空间构成，如三江师范学堂中的行政楼“口字楼”和两江师范学堂时期建造的三层教学楼都在规模和装饰上予人深刻印象，它们是举行校园典礼的建筑，是校园中被赋予机构性和制度性的社会建筑。第二，由于三江师范学堂延承了传统儒家文化的“礼制”，采用日本军事化管理，包括讲堂、斋舍、自修室、操场、礼仪等场所都有详细的活动条款，基本精神是保持学校内的整齐、严肃、秩序、条理、安静与卫生，学生定时定位学习休息，而忽略了大学之核心精神——学术上的自由和自治。与其相对应学堂中的公共空间——操场则最重要的是承担了校园礼仪功能，校方需要集聚学生宣讲、质训以达到教化的社会作用。当然，西方教育重视体育活动，因此操场也是重要的学生活动中心。第三，由于校园内的教学建筑、公共建筑都被仔细地定义了使用者和使用时间，这就导致校园交通道路系统因为校园活动的完全秩序化而不被重视，其也是学校制度和性质的直接体现。
最后，两江师范期间校园建筑布局向书院形态的靠拢，是当时新式学堂“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的办学指导思想下选择对于功能性较强的校园单体建筑不得已采用西洋式样，而对于校园的总体形态则依不愿放弃反映传统儒家文化“礼制”的布局方式。例如：1907年3月，江宁提学使视察两江师范后说：“该堂局面宏敞，大有整齐严肃之观。但在布局上稍有瑕疵，因自讲堂、宿舍、自修室以及仪器标本室，无虑数十百楹，多系各自为间，不相依附。此当时建筑不尽能如法，故管理极难。明年开办正科，新建西式讲舍，系仿东法，似较适宜，然又更在其东偏，将来教师学生之上课授课，管理人持事人之奔走肆应，均极不便。”由此，可以认为三（两）江师范学堂在校园规划思想和方式上还在中国传统范畴内徘徊。
事实上，此阶段由中国政府出资创办的大学堂都和三江师范大学一样或多或少存在校园形态依照传统建筑空间布局型制，而局部建筑采用西制的方式；甚至在山西大学堂这样政府设立的国立重点大学中出现在传统书院式布局限定下，校园与其教授的课程一样分成中学、西学两个并列而不交融的学斋区，西斋区中建有礼堂、图书馆、体育馆、实验室等西式建筑。这其实如实地体现了清政府对外来输入的西学及现代大学的态度，被迫之下的无奈变法以及希望用传统文化型制约束、规范这种变化。
3)教会学堂（书院、大学）
（1）基督教在华高等教育的缘起：从人格的基督化到社会的基督化
对近代来华传教士而言，他们来华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以基督教征服中国，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早期主要依靠福音传播，而对传播世俗文明的活动并不关心。但是由于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是两种不同的价值系统，西方传教士尽管在早期凭借大炮和不平等条约打开了封建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然而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儒学所采取的敌视态度使基督教在中国的宣教事业遭到了民众的广泛抵制。在长期的反洋教斗争中，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开始认识到要泯灭人民的反抗意识就必须同儒教思想妥协，并加以改造和利用，才能从中国上层统治集团和士大夫阶层打开突破口，通过他们去影响老百姓。因此，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来华传教士中有少数人开始重视对中国社会整体环境的改造与福音传播的关系。这些人注重民生需要和社会改革，并将传教的重点逐步从下层贫民转向上层社会，那么建造学校办教育就成为最理想的方式。当然教会学校在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早期就一直存在，但始终是作为教会传播福音的附属机构，作为传教站和布道场而存在，没有独立性，传教士也不重视教育。
直到1877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在上海传教士大会上发表了《基督教会与教育的关系》一文，标志着中国教会学校今后将逐步从福音教育的传统角色中蜕变出来，成为真正的教育机构。对建设基督化中国社会而言，通过基督教高等教育培养一批基督徒的学生领袖，再由他们去影响社会是一条捷径。翟雅各牧师1899年在基督教“中国教育会”的“三年会议”上说：“教会学校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输送具有纯正基督徒品格的人去填补向我们开放的各种位置，包括教会的、国家的位置……我们在教会学校的工作实际上是在重塑这个伟大民族的命运。”卜舫济也就此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我们的学校和大学就是设在中国的西点军校……当被人问及中国的传教力量在何处能被看得最清楚时，让我们不要单单指出那一小批英勇的本地和外国的福音工作者，而是要提到我们的教育，在那里正在培养未来的领导人和司令官，他们将在未来对其同胞施加最大的、最强有力的影响。”从个体人格的基督化到社会的基督化，完整地表现了基督教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其教育哲学的核心内容。以基督化为目标的中国教会大学在发展模式上不仅与中国的新式学堂有着本质的区别，就是与西方的非教会系统的公私立学校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它是西方的较为保守的教会教育模式在中国的移植和变异。
（2）清朝末期基督教大学校园形态和社会价值取向：西化与本土化
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办学活动可以以1877年为界，大体划分为两个阶段。1877年以前主要是小学性质的蒙学学堂，这类学校规模很小，而且无论是在教育内容、教学目标还是校舍的建造上大都依附于其主办教堂，一般具有“慈善”性质，多招收贫困子弟，并没有形成拥有独立体系和运行机制的完整教育机构。
如最早由美国人R.S.布朗（R.S.Brown）1839年在澳门开办的马礼逊学堂，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会”的阿尔德赛女士在宁波开设的女子书塾等。此后，随着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加深，洋务运动后中国民众对西方技艺的渴望，中国国内教育体制变革以及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策略从福音传播到民生需要和社会改革的转变，1877年后，教会大学应运而生。这一时期是传教士引进和介绍西方近代教育思想和制度模式的活跃期，西方传教士及其所在国的团体机构，逐渐改变了以往仅仅把教育当作是辅助手段的思想观念，开始意识到向中国引进西方近代教育制度和创办教会学校所具有的潜在价值，这不仅是最省钱、最有效的传教方式；更重要的价值则在于通过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和控制中国的教育改革方向，可以更长期地影响到各国在华利益，这是西方国家支持它们的教会团体在中国创办学校最为主要的出发点。
19世纪中国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教会学校有：1877年狄考文夫妇创办的登州文会馆，1888年美国卫理工会在北京开办的北京文汇书院，1889年在通州美国公理会建立的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圣约翰学院（1905年成立圣约翰大学）、1893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的杭州长老学院（1897年改名为育英书院）。虽然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给在华的基督教传教事业包括教育事业以严重的冲击，许多教会学校被义和团捣毁，不得不停办。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中国的大门进一步向西方敞开，中国的政治和教育也在进行激烈的变革，这一切又为传教士在华开办新的学校创造了良机。在此阶段老的基督教大学经过迁移、合并、发展形成新的大学，而新的教会大学更如雨后春笋不断出现；例如，1902年在原美国基督教监理公会苏州博养书院基础上并入上海中西书院发展而来的东吴大学堂（或称东吴大书院，辛亥革命后改称东吴大学），1903年由马相伯始建于上海的震旦大学等。
20世纪前的教会“大学”是在中国旧式书院趋于没落，面临改制的情况下迅速发展起来的，它不但与中国旧式书院有着明显的区别，也与中国人自己举办的洋务学堂和新式学堂在制度和形式上有很大差别。尽管这些最初的教会高等学校规模很小，但其依旧较完整地体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形态。当然，它们尚未完全摆脱教会附属地位成为独立的教育机构，而且19世纪末西方高等教育的教育目标、内容也未得到中国社会的普遍认同。此外，基于前述所谓培养“高等华人”以左右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目的，19世纪末期中国教会大学开始重新制订适合于上层社会的招生计划，改变教学内容，增添儒家典籍学习，并且鼓励学生参加科举考试，以期融入中国主流社会。
例如，登州文会馆的前身蒙养学堂的课程方面儒学占了1/3，其在1873-1893年参加蓬莱县考中共有17人通过；上海中西书院和京师同文馆在课程设置上基本相同，而且对于宗教课程其主办人林乐知采取掩饰手法，他称：“每逢礼拜日，放学诸生中如有情愿进堂讲听《圣经》固属有益，总以各随自便，毋稍勉强也。”在这种教会学校办学思想的指导下相对应的社会价值观一定与当时中国的新式学堂相反——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因此，尽管此时中国的教会“大学”在校园、师生规模上都还不能和中国本土书院和学堂相提并论，但是教会学校的这种以“中学”为工具的思想使得学生把宗教同中国文化融合起来，为20世纪教会大学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校园选址建设上，教会学校的校舍或依然附属于教堂，例如基督教新教在华教会学校通州潞河书院设于通州(今北京市通县)城内北后街教堂内；或征用当地庙宇，例如建于清同治三年（1864）的登州文会馆位于当时石岛村的观音堂；或是由当地信教乡绅赠宅、捐款筹办等。此外，此时教会自己筹建的“大学”不但被冠以中国书院之名，而且在校园形态、建筑形式上为迎合中国国体也大多采用中国的传统做法。例如，东吴大学堂的前身博习书院。另一方面，为了满足教会“大学”中西学教学需要，一些传教士开始在学校内采用试验手段教学。例如，登州文会馆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到19世纪末已建有实验室、电机房、天文台和印刷厂；杭州育英书院也建立了理化实验室、标本室等。这些完全现代功用的设施对建筑空间的特殊要求导致西方传教士在特定校园建筑上采取西式建筑结构、内里，中式屋顶——这是否可以认为是20世纪后大量教会大学“中西合璧”式建筑的雏形。而实验室、印刷厂等建筑对校园流线的要求也迫使原本廊院结合的传统书院交通组织逐步走向瓦解。最后，教会“大学”的主要任务虽然不是培养教牧人员，但宗教依然是学校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以及校园形态的重要组成元素。圣经是学校的必修课，学生被要求参加祷告和做礼拜，而相应教堂以及一些宗教团体在校园内设置的分支机构也在校园形态构成中占据重要地位。例如，1895年由美国监理会差会孙乐文在位于苏州城中玄妙观前的宫巷以乐群社会堂为基础创办了宫巷书院（或称宫巷中西书院）。开办之初书院采用教会家庭式教学，学校采取寄宿制，学生要参加汉语祷告并在主日学校读福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