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京师大学堂：中国封建王朝建立的新式“太学”
京师大学堂作为中国的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也作为清王朝末期对翰林院或太学这样的封建教育行政机构自上而下进行的现代表述，其诞生在中国变法图强的呐喊声中，与国家一起经历了痛苦挣扎、拼搏抗争和崛起奋进的全过程。它是中国社会变革的见证，其社会价值取向和大学校园形态跟随社会发展历程转换。因此，对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发展、演变历程的探讨无异于是对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发展的全程追踪。本节我们首先探讨京师大学堂创建初始的社会价值取向和校园形态，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还将探讨其在不同历史时段中的发展、演变。
1.3.1京师大学堂之创办
1）京师大学堂创立的历史背景
中日甲午战争后，列强群起瓜分中国，变法之议盛行。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试图效法日本的明治维新，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进行改革，史称“百日维新”。他们认为：要实现维新变法，必须从废除科举、兴学校做起。在此前中国虽然已经有了开办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和各种培养新式人才的洋务学堂，但由于规模和体制所限，这些仅仅只能作为中国新式大学的前奏。而1895-1896年间由开明封建官绅设立的北洋公学和南洋公学为中国高等教育有系统组织之肇端，则成为国立京师大学堂创办的范本。
1896年，刑部左侍郎李瑞棻在《请推广学校折》中，第一次正式提议设立京师大学堂。在此之后，管学书局大臣孙家鼐又上奏开办京师大学堂，并奏陈了办学的六条建议。1898年初，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再次提出“自京师立大学，各省立高等中学，府县立中小学及专门学。”1898年2月，光绪帝发出上谕：“京师大学堂，迭经臣工奏请，准其建立，现在亟须开办。”
2）京师大学堂的社会价值取向
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成立不仅是北京大学校史的起点，也是近代第一所由中央政府举办的综合性大学，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京师大学堂在晚清不但是一所新式学堂，也是中国传统科举制度与现代高等教育体制结合后新的取士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最高一级，实际上扮演着教育部的角色。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在《明定国是诏》中重申：“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在梁启超代起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规定大学堂设管学大臣一员，统率全学；设总教习一员，总管教学工作；并规定各省学堂皆归京师大学堂管辖。这样，这所大学与其说是一所具有自治权的高校，不如说是一个同以前太学和国子监类似的教育行政机构。这种行政机构的性质决定了其招生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八旗世职、大员子弟等有官爵、功名的人员；学堂的教习、供事等人员均有官职；学堂运作经费全部由国家支付。此外，京师大学堂的学生毕业后也被予以授官，与科举取士制度相仿；在《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中如此说：“前者所设各学堂，所以不能成就人才之故，虽由功课未能如法，教习未能得人，亦由国家科第仕进不出此途，学成而无所用，故高才之人不肯就学。今既创此盛举，必宣力矫前弊。古者贡举皆出于学校，西人亦然。我中国因学校之制未成，故科举之法亦弊。现京师大学堂既立，各省亦当继设，即宜变通科举，使出此途，以励人才而开风气。”这也是为什么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作为戊戌变法产物的京师大学堂得以留存的主要原因。
当然，与京师大学堂封建统治的最高学府相对应，在办学宗旨上京师大学堂学习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和魂洋才”的口号，强调“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灌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材慎防流弊之意”。应该说，目的、价值取向决定形态，可以想象尽管京师大学堂打破了旧有的教育组织形式，更在教育精神、教育理念上有所革新，但追随其封建王朝新式“太学”的社会价值取向，它必然摆脱不了传统教育机构的校园形态模式，即使有所创新，也是在传统架构中的局部变革。还有一点应该指出，从京师大学堂——近代中国政府创办的第一所国立大学之初始，高等教育机构和行政机构的功能、性质就交织在一起，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在中国官办高校的社会价值取向中，要到1992年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才开始转型。因此，中国大学校园形态中对国家政治权力控制、秩序的表达总是列居首位，并在传统文化（包括建筑文化）中寻求到充分的支持。
1.3.2京师大学堂的校园形态
京师大学堂由于是在戊戌变法期间匆忙开办的，新建校舍来不及，因此选拔了地安门马神庙和嘉公主旧宅为临时校舍，并略加扩充。共计修复原房340余间，新建130余间，此即以后的北京大学二院。事实上，当时朝廷中崇尚日本现代化的大臣们希望仿效日本东京大学，在不触及清王朝统治和儒家文化至上地位的情况下进行教育改革。京师大学堂的学校章程和教育体制追随东京大学模式而制定，但在校园规划和建设上则因为变法期间的客观原因而没有实施。据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二日的《总理衙门奕匡等奏筹办大学堂工程折》记载：“臣等奉命承修大学堂工程，业经电知出使日本大臣裕庚，将日本大学堂规制广狭、学舍间数，详细绘图贴说，咨送臣衙门参酌办理……将来按图查勘地基，庀材鸠工，亦尚需时日，自不得不权假邸舍，先行开办。臣等查地安门马神庙地方，有空间府第一所，房间尚属整齐，院落亦甚宽敞，略加修葺，即可作为大学堂暂时开办之所。”至1898年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办时，改建校舍已初具规模。这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中可见，“京师大学堂建设地面，现尊旨建于空旷处所择地建造。所应备者：曰礼堂，曰学生聚集所，曰藏书楼，曰博物馆，曰讲堂，曰寄宿舍，曰寝室，曰自修室，曰公毕休息房，曰食堂，曰盥所，曰养病所，曰厕所，曰体操场。此外曰职员所居室，曰练习所居室，曰执事人所居一切诸室。”
京师大学堂的校舍布局基本上遵循原来公主府旧有格局，结合学堂课业设置和“太学”建制进行建筑功能置换；学堂中亦设有孔子牌位，从管学大臣到学生，都要行三跪九叩礼。大学堂的大门即是公主府的正门，为五间三开大红门，进门后第一个院落，两边高高的台阶上都是瓦房，中间是圆形加十字的松墙通道；东边改造为简陋的篮球场；南边靠传达室的平房为车库。前院的北、东、西三面是一幢倒“凹”字形的平房，北边正中一间是穿堂间。
走过穿堂间，进入第二重院落，典雅的红墙和墙外高大的绿柳，彰显出校园（公主府）的堂皇，也意味着京师大学堂的特殊地位。其后又一条长长的通道将这个院落分为两部分：通道西边靠北是学堂中心宫殿式建筑大讲堂，又称大礼堂，是当年和嘉公主府的银安殿。通道东边是两座楼，前面一座楼与花园东西对称，为口字形，仿效东京大学建筑建于高高的台阶上，四面环走廊；后面一座楼是工字形，旧为生物馆。总的来看，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改建，中轴线在这里演变为平行、平等的两条；西边轴线控制下依然以中国传统四合院落空间单元为原型纵深发展，东边轴线引导的建筑、空间关系则从建筑围合空间（院落）转变为空间环绕建筑，建筑的个性和重要性被释放出来，开始不自觉地具有西式建筑布局特点。而这样半中半西、中式为主的建筑空间形态正是京师大学堂所倡导的“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社会价值取向直接的物质形态环境版本。此外，藏书楼安排在公主府建筑群轴线末端的梳妆楼中，这也是根据书院建筑中以藏书楼作为轴线收束的布局方式所进行的功能置换。校园中的部分新建教学建筑亦采用与原有肌理相符的四合院落庭院式格局布置，而建于1904年的学堂学生宿舍——西斋十四排中式房屋更是完全依照传统书院的布局模式，安排在校园主轴线一侧自成一体；并以“天、地、玄、黄”等字号命名。光绪末年，清政府将京师大学堂东边叫沙滩（后改称汉花园）的一块八百多平方丈的空地拨给大学堂，以增建校舍。由于西学重体育教育，原公主府校舍狭窄，发展不了满足现代体育教学要求的场地，因此在沙滩先建学校操场。
京师大学堂的校舍建筑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类清末建筑为公主府所遗，多为受西化影响的传统建筑样式，可见当年即使身在深墙大院后的公主也受到西方文化、潮流的影响，大讲堂及其后的“孑民纪念堂”便属这类建筑。大讲堂原是公主府的正堂，为行礼仪之用，外观大体为器宇轩昂的宫殿式建筑。另外，校园西部的校长室、秘书处、课业处所在亦原为四公主的居室。第二类建筑为京师大学堂时期所建，如院内的教学楼、数学楼、生物馆及理科实验楼等，均为西化二层小楼。例如，数学楼（口字楼）是西式的门窗，中式的砖雕，可称为中西合璧式的楼房。生物楼是西式建筑，门前走廊上有两根粗放的罗马式圆柱，远望去颇为壮观。此外，《辛丑条约》签订的前后，清朝的一些大臣认识到要强国，需“育才兴学”。慈禧太后于是派刑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八国联军侵华过程中毁坏的京师大学堂恢复事宜，并令同文馆归并京师大学堂，设译文馆，1912年改北京大学后，改为法学院，称北京大学三院。译文馆占地宽阔，院内整齐地排列着一座大礼堂、一座尖形塔状的钟楼，还有工字楼、一字楼等学生宿舍，并配备了大操场、篮球场、排球场和网球场。
译文馆中的大礼堂为西式大跨建筑，可容纳千人，是京师大学堂校舍之最；故全校大会、重要活动多在此举办。在建筑样式上并不像当时西方大学那样采用古希腊风格或哥特风格的建筑，而是截取西方不同风格的建筑形式，既有殖民地风格的建筑，也有欧洲城堡式、法国文艺复兴式建筑，等等。
但是这里必须要重点阐述的是京师大学堂建设之初，资产阶级维新派在考察了欧美以及日本的大学建制后，虽没有能够按照当初设想的仿效东京大学进行规划、建设；可是，在新校舍的建造上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符合新的教育目标、课程设置的西洋或中西合并的建筑形式。而到戊戌变法失败后，虽然京师大学堂没有被取代，但是原本已经迈向现代的步伐又有所停顿。例如，据光绪三十年《京师译学馆建置记》记载：“监督朱大令以馆地湫隘，旁无林木旷地，非学堂所宜，讲堂及自修室，因民居修葺，尤不中法式……益以光禄寺之官地民屋数所，建置斋舍，即今甲级学生所居之忠、信、笃、敬四斋也……增建讲堂已先是告成，并已辟建公共自修室，为附学生修业之所。其原有自修室之不中法式者皆去之，复改建理化讲堂，增置藏书室，购中外图书储之，规模稍稍完备。其他房舍，则一仍其旧，不尽协于学堂规制也。夫学堂之设在精神不在形式。校舍其形式也，学科其精神也……不惟习外国语言文字，而在习外国语言文字以求外国之学术，而保存灵粹旧墟于国文，扶植品范，趋重于伦理。”京师大学堂之校园建设发展就如前文所言，校舍其形式也，必然追随其社会价值取向，这也是其后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校园形态发展的本质动因。
1.41860-1911年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发展模式研究
本节将从1860-1911年中国大学校园形态构成的要素分析和演化轨迹两个方面对本时期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发展模式进行研究。
这里首先要阐明的是，由于大学校园形态构成内容十分广泛，其和城市形态又具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本节借鉴城市形态研究中归纳的五种元素——来分析不同社会阶段的中国大学校园形态特征：架、核、轴、群和界面。
另一方面，本节将对当时建筑思潮、地方文化等对大学校园形态形成和发展的关联影响因素进行相应阐述；然后结合大学校园形态构成要素的分析，大学学术目的、特定的社会结构以及价值观之间的关联来描述本阶段大学校园形态发展轨迹。
1.4.11860-1911年中国大学校园形态构成的要素分析
1）架
“架”指大学校园中的道路交通系统，也是校园形态的骨架和基本控制系统。
1860-1911年间中国大学校园形态构成中“架”有以下特征：
（1）建筑附属性
中国近代大学最初的萌芽——新式学堂，亦包括早期大部分教会书院、学堂，是在传统书院的形式上转化而成；其道路交通系统亦延承书院形态并未脱离建筑构筑而成为完全独立的形态要素。当然这也是1911年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科技水平的翔实体现，学校内所授课业依然大部分是“经”、“史”、“哲”等传统内容，对于校园交通系统尚未出现现代化需求。因此，其具体特征是：建筑组群决定道路系统构成，依附于传统建筑群组织模式以主次中轴线合并校园主要行进路线，控制由四合院建筑形式决定的校园次要道路单元的串联或并联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