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人之有群，其始亦动于天机之自然乎？其亦天之所设，而非人之所为乎？群肇于家，其始不过夫妇父子之合，合久而采联益固，生齿日蕃。则其相为生养保持之事，乃愈益备，故宗法者群之所由防也。
他又说“凡属生人，莫不有欲，莫不求遂其欲。”这些观点都主张人性应从封建桓桔中解放出来。
实行维新变法的几个领袖人物也是这样。首先是维新派的领袖人物之一康有为。他从理论上批判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唯心主义理论。他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出发，把人欲的正当性、合理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充分肯定了人追求幸福、快乐的道德意义，这是对宋、明理学家禁欲主义的有力笔伐，也是对杀人不见血的封建贞节观的尖锐批判。
他在“天赋人权”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批判禁锢妇女的封建纲常伦理和贞节观。他在《大同书》中反复强调“男与女虽异形，其为天民而其授天权一也”。他指出“乱世尊男，以女为属，饰为礼义，崇为高节“；自宋代以后，统治者变本加厉地对妇女“加以‘从一而终之义。始则称‘烈女不事二夫，是惟烈女乃然；继则加‘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意，于是孀守之寡妇遍地矣。”
他指出封建礼教强迫寡妇守节有四大害：
一，苦寡妇数十年之身，是为害人；二，绝女子天与生育之事，是为逆天；三，寡人类草生之数，是为损公；四，增无数愁苦之气，是为伤和。
康有为认为，寡妇守节元论从哪个方面说都是荒谬的：
“以人权平等之意，则不当为男子苦守；以公众草生之意，则不当以独人害公；以人道乐利之宜，则不当令女子怨苦”，所以寡妇守节是“万不可行”的。推其原因，乃宋儒好为高义，求加于圣人之上，致使亿万京核寡妇，守巷惨凄，寒饿交迫，幽怨弥天，而以为美俗。
他还尖锐地指出，封建制度对女子“抑之，制之，愚之，闭之，囚之，系之”，使她们“婚姻不自由”、“不得自主”，都是“损人权、轻天民、悖公理、失公益”的现象。他大胆地提出了对男女性关系的看法，认为“人之生而有生殖之器，则不能元交合色欲之事”，主张破除形界，男女双方都应当独立自由；还主张消灭家庭，认为所有的人都应当是天的平等的儿女。他设想在“大同世界“里，“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时需易人”，“男女婚姻，皆由本人自择”，“不得有夫妇旧名”，两欢则相合，两憎则相离，除童男童女外，大人可以欢情，“荡然无名、元分、无界、无限之别，以求人人各得所欲”，“妇女有身者人胎教院，儿童出胎者人育婴院”。一一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消灭国家、取消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人，他的思想表现出民主主义的平等精神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特点。
但是，他没有力量去推翻封建制度，在政治上只能走改良的道路，而且以后走向了反动。
在维新变法运动中，还有一位领袖人物、大无畏的斗士，就是谭嗣同。他的许多理论观点、政治主张，特别是对性和妇女问题的看法，至今读来仍是掷地有声。他以进步的资产阶级思想尖锐地抨击封建礼教，至今对我们的社会似仍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例如，在他的代表作《仁学》中，反对把男女两性关系神秘化，反对动辄称“淫”的说法，认为：
淫名，亦生民以来沿习既久，名之不改，故皆习谓淫为恶耳。向使生民之初，即相习以淫为朝聘宴飨之巨典，行之于朝庙，行之于都市，行之于稠人广众，故“淫”非有他，机器之关披冲荡已耳。冲荡又非能自主，有大化之炉草草鼓之。童而精少，老而闭房，鸟兽方春而交，轮轴缘气而动。平淡无奇，发于自然，无所谓不乐，自无所谓乐也。今悬为厉禁，引为深耻，沿为忌讳，是明诲人此中有至甘焉。
谭嗣同认为，正因为存在着对性的神秘感和种种忌讳，两性关系的混乱也就如“逆水而防，防愈厚，水力亦愈猛”他还举了例子说，摘性封锁、性禁锢，譬如藏物于筐，人愈不得见而愈想见。因此，他明确提出：“男女构精，持两动之机，毫无可羞丑”，“凡人皆不可不知之。川若更得西学之精化学者，详考交婿时筋络肌肉如何动法，涎液质点如何情状，绘图列说，毕尽无余，兼范蜡有人形体，可诉卸谛辨，多开考察淫学之馆，广布阎明淫理之书，使人人皆悉其所以然”，便“无所谓淫也”。这些见解都是很精辟的。在谭嗣同那个时代，能提出这样的见解，是很有胆量和气魄的。
他还站在对妇女深表同情的立场上，深刻揭露了妇女在社会与家庭中所受的压迫和歧视，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三纲五常”和女子的贞节观。他尖锐地指出“重男轻女者，至暴刮元理之法也。男则姬妾罗侍，纵淫无忌；女一淫罪则至死。“他历数统治阶级以贞操压迫妇女的事实“自秦垂暴法，于会稽刻石，宋儒炀之，妄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誓说，直于室家施申韩，闺阔为岸狱。是何不幸而为妇人，及为人申韩之，岸狱之！“于是造成“俗间妇女，昧于理道，奉腐儒古老之谬说为天经地义，偶一失足，或涉疑似之交，即为人胁逃，为人蕾贩；或恶为姆滕，或流为娼妓，或羞愤断吭以死。”
“而为之君者，乃真无复伦常“；“尤可愤者，至则渎乱夫妇之伦，妃御多至不可计，而偏喜绝人之夫妇，如所谓割势之阁寺与幽闭之宫人，其残暴元人理，虽禽兽不逮焉。”这是对片面地要求女子守贞节、男子却可以妻妾成群、尽情纵欲的双重道德标准的深刻批判。特别应指出的是，谭嗣同没有孤立地、就事论事地抨击封建贞节观和男女不平等的现象，而是把它看成是整个封建纲常总体的一部分，矛头直指以皇帝为最高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这种批判就更深刻，更有进步意义。
杰出的民主主义女革命家秋瑾在她所创办的《中国女报》上，也写文章指出“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她淋漓尽致地鞭挝了“从一而终”的女子贞节观，“男子死了，女子就要戴三年孝，不许二嫁“；而女子死了，男子“就出去偷鸡摸狗，七还未尽，新娘子早已进门了。”这种饱含义愤的揭露，唤起了妇女的觉醒，激起了她们对封建礼教作斗争的勇气。正如秋瑾在《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中所指出的“那些腐儒说甚么‘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夫为妻纲，这些胡说，我们女子要是有志气的，就应当号召同志与他反对。”
尤其可贵的是，像秋瑾、谭嗣同、康有为这些人，都不是坐而论道，而是有改良或革命的实际行动。他们是思想家，又是政治家或革命家。这说明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尽头。当然，他们并没有成功，正如谭嗣同在临刑前赋诗所说的“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但是他们的思想如一束光亮的火炬，照亮了后代前进的道路。
清朝末年，思想虽不如谭嗣同、秋瑾等人那么激进，但在男女婚姻与性的问题上持改良态度，并采取一定的改良措施的，也大有人在。如有个叫沈家本的人，利用他的职权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的婚姻法制作了改进。他是浙江吴兴人，字子悖，号寄容，光绪进士。曾任天津、保定知府，刑部右侍郎，修订法律大臣等职。他积极主张实行资产阶级法治主义，并在修订刑法时取消了“亲属相奸”、“无夫奸”、“妻殴夫”、“夫殴妻”等罪名，主张“奸通无夫妇女不治罪。”他在《禁革买卖人。变通旧例议》一文中，提出了改变良贱界限、禁止买卖奴姆的要求，主张效仿欧美各国的“尊重人格主义”。在婚姻立法方面，主张要合乎情理。他举出这样一些案例：如毁婚后男女双方又结婚成姻，前期婚约未解除又与另外男子成婚，如果男女双方确实和好，就不能强令离异，这是情法两尽，不可执法而不谅情。又如妇女私自出走另嫁，前夫不愿和好，也不应强令后夫离异，这就是“情与法相济也”。他在《再酿妇主婚人说》一文中主张准许妇女改嫁，他说“古人制礼必本人情，无万拂人情而强以所难者，故再酿之事北宋以前不独世家大族行之，即公主亦有再酿者。”他的思想闪耀着民主主义的光辉，而且由于已经超越了“书生空议论”的范围而付诸实践，所以也有较大的意义。
虽然这些进步的婚姻与两性关系观点还只是存在于少数开明的、进步的知识分子中间，一时还没有推广、普及到民众中去，但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影响整个社会婚姻状况的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一定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就上层建筑来说，主要是婚姻观念、婚姻制度与婚俗等等，思想观念的变化就会推动其他一切方面的变化，少数人的先进思想终究能成为广大群众批判旧世界的锐利武器。
这种对封建礼教的叛逆思想在当时的许多领域都有表现。例如清初的名画家陈洪缓(字章侯，号老莲，浙江诸暨人)，曾为屈原的《离骚》，为被当时的统治者视为叛逆的《水浒》，为被视为淫秽下流的《西厢记》等书籍作插图，从中就可以看出他作品的现实性和人民性。所以，封建礼教的叛逆日益增多，日益广泛，这表明了封建末世上层建筑领域的一种发展趋势。
二、太平天国的婚姻改革
在封建社会末期，对封建的婚姻制度改革最大的是太平天国这一农民政权。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领袖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人，原名仁坤，是个农民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早年因科场多次失意，产生愤世嫉俗的思想，并接受了基督教的教义。他在1836年得到的传教士梁发的基督教布道小册子《劝世良言》，成为指导他一生行事的一本书。《劝世良言》除宣传拜上帝、敬耶稣外，也论述了夫妻伦理，例如“妇辈，当服其夫，如服救主也……夫辈当一然爱其妻，视之如本身也。爱其妻者，如爱己也。”基督教的这些观念，对洪秀全以及以后的太平天国，都有很大影响。
洪秀全在传教和发动群众过程中，先后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革命文献，明确提出：
“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表现了男女平等的观念。以后，他和冯云山等人共同筹划制定了“十款天条”，把奸淫妇女列为犯天条的大罪之一，在起义过程中和建立太平天国以后，对此执行一直十分严格，对奸淫妇女者同反叛通敌、藏匿盗卖公物一样，要处以“点天灯”或“五马分尸”的极刑。
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以后，于下半年颁布了政治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其中对婚姻家庭制度也作了明确的规定，正式废除了买卖婚姻。规定：
凡二十五家中，设国库一，礼拜堂一，两司马居之。
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如一家有婚娶弥月事，给钱一千、谷百斤，通天下皆一式，总要用之有节，以备兵荒。凡天下婚姻不论财。
“凡天下婚姻不论财”，这真是一个十分响亮的。号，这是对买卖婚姻的彻底否定。所谓“通天下皆一式”，也体现了不分贫富、不分贵贱的平等思想。在《天朝田亩制度》中还提出“凡两司马，办其二十五家婚娶吉喜等事，总是祭告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切旧时歪例尽除。”这“一切旧时歪例尽除“也表现了与旧传统决裂的决心。
1855年1月，太平天国改变了起义初期男女分营而居、不到星期日不准夫妇同居的规定，恢复家庭制度，对结婚者实行婚姻登记，发给结婚证书，称作“合挥”。”合挥“由当事人所在单位禀明主持结婚事务的婚娶官发给，一式两份，男女各一，上写双方的姓名、年龄、籍贯；男方还要注明职业或参加太平军的人营年月；女方的名字写“配妻“二字。”合挥”上有婚娶官盖的龙凤印。这大致相当于现代的结婚证书。
太平天国的婚礼是举行得十分严肃而认真的。当时那位同情并参加太平天国革命的英国人岭俐在他的着作《太平天国亲历记》一书中回忆说：
(婚礼)由教士或长老主持。各种异教俗礼全部废弃。男女从未谋面即行结婚的旧俗、选择吉日的迷信以及致送聘金等等全被革除净尽。惟有新娘将下垂的长发挽起成誓，以及新郎于夜间率乐队、灯笼、轿子和骑着马的友人(首领结婚则尚有旗帜、仪仗等)至女家迎娶这两件事仍旧保持着昔日的风俗。太平天国的妇女摆脱了束缚，享有社会地位，从而他们的结婚也就成了爱情的结合。甚至当官长的女儿跟有权力的首领结亲的时候，也从未采用过强迫方式，而是使男女双方首先有各种机会互相熟识起来。我曾多次见到太平天国所举行的婚礼，我可以说，除了不用指环以外，其他一切仪式都跟英国礼拜堂中的婚礼无异。新人同赴礼拜堂(即“天厅”，每一村或管二十五家的两司马的官署内均设有天厅，至于官长则在自己的天厅内举行婚礼)，教士为之祈祷，并严格审查新娘新郎的教理，再联合新人的右手，双方彼此接受了之后，教士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为之祝福，宣告婚礼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