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三夫人在宫中陪唐玄宗玩乐，唐玄宗击鼓后，开玩笑地向秦国夫人讨赏，秦国夫人说：我是大唐天子的阿姨，岂能元钱？一下子就拿出3万来凑趣。她们不仅富贵荣华至极，而且“炙手可热势绝伦”，连公主们都不得不退让三分。各级官员出入她们的门下，逢迎贿赂，以求进达。她们出面请托之事，官府视如诏敖，为之奔走，惟恐不及。对她们的所作所为官员们无人敢惹，例如有一次破国夫人看中了韦嗣立的宅地基址，带人进去不分青红皂白就拆房子，只给了韦家十几亩地作补偿。
这三个国夫人以后都在安禄山叛乱时的逃难过程中被杀死了。”安史之乱”是一场大灾难，后人都认为由于唐玄宗的荒淫无道，导致了“安史之乱”，这不是没有根据的。白居易的《长恨歌》中所写的“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峨眉马前死。
花锢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虽然还是美化了唐玄宗，认为杨贵妃是在皇帝元法保护她的情况下被乱军所杀（实际上是为了统治者的根本利益，丢弃一个心爱的玩物），可是，“六军不发无奈何”，连御林军都要爆发兵变了，可见当时天怒人怨已经到了什么程度。看来，一个朝代的衰微和帝王的昏庸无能、溺于淫乐有很大关系，这是因为，统治者的腐化和整个统治阶级的腐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这必然会引起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激化。
第二节女子地位的张和弛
唐代是个封建社会，从总的看来，女子仍然处于受压迫的地位，许多社会规范束缚女子；但是，唐代又比较繁荣、开明，与其他封建王朝相比，对女子的压制与束缚相对地不那么严醋，这就构成了一种有些方面紧，有些方面松的复杂状态。
一、女子比较自由的社交活动
在唐代，男女之间的接触、交往比较自由、公开，不拘礼法，比较符合人性的自然发展，无论是宫廷、官宦、民间都是如此。
在唐代的宫延中，后妃、宫女都不回避外臣，甚至可以新近接交，不拘礼节。例如，韦皇后与武三思同坐御床玩双陆，唐中宗在旁为之点筹。唐玄宗的宠臣姜饺常与后妃连榻宴饮。安禄山在后宫与杨贵妃同食、戏闹，甚至通宵不出。宫官们更时常“出入内外，往来宫掖”，结交朝臣外官。以上这些，其中虽有淫乱的成分，但当时风气也的确开放，人们对男女交往不以为怪，否则，有些人是不敢如此公开地胆大妄为的。在云阳公主成婚时，吴人陆畅做债相，殡娥们笑话他的。音，以诗嘲弄，陆畅也以诗酬和，戏谑说“不奈鸟莺噪鹊桥”，可知当时宫女们一定是在他周围叽叽喳喳，笑作一团。
当时的朝廷礼仪也不大注意男女之别，高宗、武后和肃宗时，曾命令命妇与百官在一起朝贺宴集，有些大臣曾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有失礼教。
朝延如此，官宦之家也是如此。变文《丑女缘起》描写一位驷马要宴请朝士时对妻子说“每日将身赴会篷，家家妻女作周旋……我到他家中，尽见妻妾，数巡劝酒，对坐周女。若诸朝官赴我笼会，小娘子事须出来相见……“这件事很清楚地说明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史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如朝廷重臣郭子仪病重时，朝臣前来探望，姬妾都不回避；惟独卢祀来时，郭屏去姬妾，因为卢貌奇丑，郭防止姬妾窃笑，以免种下祸患。唐玄宗开元时的诏书中也提到了僧尼、道士出人百姓之家，家中妻子元所避忌的现象。
这方面还有许多逸事：例如着名文人温庭绢少年时喜欢寻花问柳，被官员姚勘鞭打、驱逐，从此坏了名声，屡试不第。
温的姐姐对姚十分恼恨，有一天姚勘有事到温氏家中，温氏死死地抓住姚的袖子不放，大哭不已，把姚狠狠地责骂够了，才放他走。姚因为受了惊吓，后来竟得病死了。从此事可以看出，有些唐代女性是多么不拘礼节与大胆、泼辣。
那时还有这样一件趣事：山南有位伍姓的县令夫人会见诸官之妇，相见后，伍夫人问“赞府夫人何姓？“答：姓陆。”又问“主薄夫人何姓7“答“姓漆。”县令夫人勃然人内。诸夫人都莫名其妙，不知所措。县令得知，急忙人内询问，夫人说“赞府妇云姓陆，主簿妇云姓漆，以吾姓伍，故相弄耳。余赖五不问，必曰姓八、姓九。”县令大笑曰“人各有姓，何如此！”赶忙劝夫人重新出来见客。
类似的事情还有不少，如节度使章仇兼琼曾令夫人在成都开宴招待女宾；广州都督夫人设宴招待下属官员夫人，别驾、长史夫人等都到席做客，等等。这种官员夫人之间的交际活动和现代很相似，起着协助丈夫处理好公务和密切上下级与同僚关系的作用，也说明了唐代妇女的社交风气。
唐代民间妇女的社会交往较之于上层妇女就更广泛了。
民间妇女有时单独和异性结识交往，不避嫌疑。”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这首诗写了一位船家女和一陌生人大大方方地打招呼、攀谈。《太平广记》卷二四二中记载了这智能一件事：天宝初年，萧颖士夜归某县，半路遇到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女子，请求同行。萧误以为是狐狸精，其实是位店家女，闹了一场误会。这也是一位年轻女子在外主动与男子交往的事例。白居易的着名诗篇《琵琶行》写了一位商妇在丈夫外出时半夜招待一群陌生男客上船，与他们同席交谈并弹奏琵琶的事。洪迈在《容斋三笔》中对此言论说“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讥也。”此外，唐人传奇中写陌生男女在外自由地攀谈、结识，甚至同席共饮之事不胜枚举。
有些唐代妇女还有“胡服骑射”的爱好和风气，喜欢穿上胡服戎装或女扮男装，矫健英武地跃马扬鞭，“露暑驰骋”，还可以参加打球、射猎等活动，例如现代的女子足球，唐代己有之。杜甫在《哀江头》中所描写的“荤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啃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说明这些骑射女子是多么英姿勃勃。
民间妇女自身的交际活动也很多，而且有组成社团活动的情况。敦煌文书中有两件“女人社“社约文书，其中一件为显德六年(公元959年）所写，虽然已到五代，但其内容约略可以反映唐时情况，内容是：
显德六年己未岁正月三日，女人社因兹新岁初来，各发好意，再立条件。盖闻至诚立社，有条有格，夫邑仪者，父母生其身，朋友长其值，遇危则相扶，难则相救，与朋友交，言如信，结交朋友，世语相续，大者若姊，小者若妹，让语先登，立条件与后，山河为誓，中不相违。一、社内荣凶逐吉，亲痛之名，便于社格，人各油量合、白面宣斤、粟宣斗、便须碰碰、济造食饭及酒者。若本身死亡者，仰众社盖白耽拽便送，赠例同前一般，其主人看待，不谏厚薄轻重，亦无罚责。二、社内正月建福一日，人各税粟圭斗、灯油量盏，脱塔印砂，一则报君王恩泰，二乃以父母作福，或有社内不谏大小，无格在席上宣拳，不听上人言教者，便仰众社，就门罚瞠腻一楚，众社破用。若要出社之者，各人决杖参棒，后罚瞠局一楚，的无免者。
以下有社官、长社、录事、社老以及诸社人署名，共15人。
另一件内容与之略同，只是注明是某坊巷的女人社。从录文看，这种女人社是下层民间妇女自愿结社，这些妇女大约都有亲邻关系，她们各自提供结社经费，社里有纪律规定和处罚条例，其作用在于女性之间的“危则相扶，难则相救”。这种女人社比之上述“夫人外交”具有完全不隶属于男子的独立性，表明了唐代下层妇女比上层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有更独立的地位和更广泛的社交活动。
二、女子重服饰打扮
唐代女子十分重视妆饰打扮，为封建社会历代之盛，这具有多种原因：经济的繁荣、社会的文明发展，必然使人们更多地追求生活的美；但是另一方面，这又和性开放，女子以妆饰打扮媚惑男性有关。
关于唐代女子的风姿与妆饰打扮，现代人只能从唐代的一些大画家留传至今的作品中看到。周防是当时人物画的大家，《宣和画谱》云“世谓盼画妇女，多为丰厚态度者。”元代汤呈云“周防善画贵游人物，又善写真；作仕女多旅丽丰肌，有富贵气”。这就是说，周防所画，多为上层妇女。他是贵公子出身，又经常出人卿相间，所接触的都是上层人物，由于他们本身的优越生活、经常的游宴活动，就造成了他们的丰肌肥颊体态。同时，以丰服为美，这也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尚。董广川跋周盼的《按筝图》说“尝持以问人曰，人物丰株，肌胜于骨。盖画者自所好者？余曰，以固唐世所好。尝见诸说，太真妃丰肌秀骨，今见于画亦肌胜于骨。昔韩公言，曲眉丰颊，便知唐人所尚，以丰肌为美，防于此，知时所好而图之矣。”这是因为，在唐代杨贵妃曾红极一时，对社会有一定影响，“不重生男重生女”是一个方面，而且“太真姿态丰艳“也被时代崇之为中唐妇女的标准美。同时，这种典型美的形成和当时长期的安定繁荣分不开，于是反映在艺术上就成了一种健壮丰肥的时代风格。
至于唐代妇女的服饰，从周盼的《替花仕女图》看来，几个贵族妇女云警高耸，博鬓蓬松，头戴各种不同的折枝花朵，替步摇钗，作浓晕峨眉。衣着薄质，敛绢，”或轻容花纱外衣，披肩也用轻容纱加泥金绘，内衣有的作大撮晕缴团花。”以上是盛唐时宫中十分流行的服饰。
据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归纳，唐代女子发害的样式，连过去所流行而取其佳者，名曰十髻。
画眉的样式，到了五代时，也归纳为十种，名曰十眉。
因此，后来宋朝的苏东坡诗有“成都画眉开十眉，横烟、却月奇新奇“之句。”横烟“即拂云眉，“却月“即月棱眉。
这些讲究的妆饰，自然与性有密切关系，其主要功能是为了取悦于男性，自不待言。隋朝丁六娘的《十索曲》对这种性心理有较充分的反映，下录其五：
裙裁孔雀罗，红绿相参对，映以歧龙锦，分明奇可爱。一一粗细君自知，从郎索衣带。
为性爱风光，生憎良夜促，曼眼腕中娇，相看无厌足。-一欢情不奈眠，从郎索花烛。
君言花胜人，人今去花近，寄语落花风，莫吹花落尽。一一-欲作胜花娇，从郎索红粉。
二八好容颜，非意得相关，逢桑欲采折，寻枝倒懒攀。一一一欲呈纤纤手，从郎索指环。
含娇不自转，送眼劳相望，无那关情伴，共入同心帐。一一欲防人眼多，从郎索锦悻。
按理说，男女两性在性方面是相互吸引，相互媚惑，但由于在包括封建社会在内的阶级社会中男子居于统治地位，所以女子向男子邀宠、媚惑男子的心理要强烈得多。薛髓的《赠郑女郎》诗，也表现出这方面女子媚惑男子的心理：
艳阳灼灼河洛神，珠帘绣户青楼春。
能弹莹筷弄纤指，愁杀门前少年子。
笑开一面红粉妆，东园几树桃花死。
朝理曲，暮理曲，独坐窗前一片玉。
行也娇，坐也娇，见这令人魂魄销。
堂前锦褥红地炉，绿沈香植倾屠苏。
解佩时时歇歇管，芙蓉帐里兰靡满。
晚起罗衣香不断，灭烛每嫌秋夜短。
女子的妆饰是属于性美学范围的，而性美学问题和性心理有极大的关系，古代亦然，这是值得很好地分析研究的。
三、女子的戒律
当然，我们决不能由于如上所述，就认为唐代妇女十分自由，不受压迫和约束了。在封建社会中，女子既然处于被统治地位，那么以男女为统治的社会总要制订一些清规戒律以约束女子，使女子规规矩矩、服服帖帖地以适应男子的需要。而奇怪的是，这些女诫的制订，大多出于女子，这种“以女治女”的方法大概与后世的“以夷治夷“相类似。对此，唐代也不例外。
上一章曾经说过，后汉班昭写了《女诫》，这实际上对女子的生活是一种压迫。到了唐初，唐太宗时的长孙皇后曾作《女则》三十卷，说是采自古妇人得失，用以垂范后世的，唐太宗曾以颁行于世，但现已失传。
其后陈递妻郑氏，作《女孝经》十八章：1.开宗明义；2.后妃；3.夫人；4.邦君；5.庶人；6.事舅姑；7.三才；8.孝治；9.贤明；10.纪德行；11.五刑；12.广要道；13.广守信；14.广扬名；15.谏海；16.胎教；17.母仪；18.举恶。此书作班昭和诸女问答的。气，押韵，易读。据说郑氏的侄女为永王妃，郑氏耽心她未娴诗礼，所以作此以献，教她为妇之道。这本书流传后世，影响很大。
然而，唐朝最重要的一本有关女教的书，是《女论语》。
有个叫宋廷芬的，贝州清阳人，世以儒闻，他生了五个女儿：
若莘、若昭、若伦、若宪、若苟，都警慧善属文，秉性素洁，鄙熏泽舰妆，不愿嫁人，而要学名家。若莘写了一本《女论语》，若昭作了申释。贞元中，卢龙节度使李抱贞表其才，德宗召人禁内，试文章，论经史，都称旨。帝每与群臣庚和，五女都参加，屡蒙赏赐，后来都被德宗所恩幸。只有若昭不希望得到上宠，所以不以妾侍称呼她，而称为女学士，拜内职尚宫，使教诸皇子公主，号曰宫师，《女论语》得她的帮助很多。
《女论语》的序阐明了它的宗旨：
大家曰：妾乃贤人之妻，名家之女。四德粗全，亦通书史。因辍女工，闲观文字，九烈可嘉，三贞可慕。惧夫后人，不能追步，乃撰一书，名为《论语》，敬戒相承，教训女子。若依斯言，是为贤妇。罔伴前人，独美千古。
可见，这本书的目的和宗旨是“教训女子”，使她们成为“贤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