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些民歌，反映了一种对爱情“咬钉嚼铁“式的追求和反抗，十分具有特色，例如：
乞娘打子满身青，寄信教郎莫吃惊。我是银匠铺首饰由渠打，只打得我身时弗打得我心！
而在《吴歌：甘认》里所表现的，已经是连封建社会里最残酷的惩罚都不能使他们妥协与屈服了，这真是压之既苛，反抗愈烈：
乞娘打子好心焦，写封情书寄在我郎标；有舍徒流、迁配、碎刷、凌迟大罪名阿奴自去认，教郎千万再来遭！
当然，这种反抗可歌可泣，但是，在那种森严的礼教制度下，大多数男女是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爱情和幸福的。有些人拼掉了生命，而更多的人凄苦终身。有个名叫王产浊的诗人，做过华亭县训导这样的小官，据说他爱过一个女子，有过一段缝络的恋情，但无情的礼教却在他们之间划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于是她只能出现在惆怅的回忆和朦胧的诗句之中，这大概也是当时许多旷男怨女的终天之根。王产1弘写过一首《元题》诗，充分地表现出这种凄凉的情思：
几层芳树几层楼，只隔欢娱不隔愁。
花外迁延惟见影，月中寻觅略闯讴。
吴歌凄断偏相入，楚楚微茫不易留。
时节落花人病酒，睡魂经雨思悠悠。
可是，对爱情生活不幸的描写最为淋漓尽致，令人扼腕三叹的恐怕莫如冯小青了。冯小青16岁为杭人冯生的小妾，聪明贤慧，能诗善声律，为大妇所不容，把她搬迁到孤山的一个庵里去，有些人劝她另嫁，她不从，怀着对人生的憾恨忧郁而死，死时年仅18岁。她深藏着美好的心愿，顾影自怜，把《牡丹亭》读了一遍又一遍；命运将她冷酷地送上礼教的祭坛，罪恶的婚姻制度对她施以无情的摧残，她只留下一些千古传诵的怨愤之诗，以下是选载她的《无题》三首：
稽首慈云大士前，莫生西土莫生天，
愿为一滴杨枝水，洒作人问并蒂莲。
新妆竟与图画争，知在昭阳第几名？
瘦影自临春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
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
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
她自伤身世，向往人间“并蒂莲”，可是她不能如愿，而且还知道“岂独伤心是小青”，于是，只能凄苦落寞地离开人间。
以上这一类事情实在太多，还有像传说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事也不少。明朝的冯梦龙编辑过一部《情史》，在其中《情憾类》的后记中写道：
缺陷世界，可憾实繁，况男女私愿，彼亦有不可言事者矣。即令古押衙、许虞侯精灵不泯，化为鱼氢大使，亦安能嘿嘿而阴洽之乎！赋情弥深，蓄憾弥广，固其直也。
从来佳人才子，难于凑合。朱淑写恨于断肠，非烟溢情于锦袋，有心者怜之，幸而遇矣，而或东舍徒窥，西厢未践，交眉送恨，展句联愁，一刻关心，九泉衔怨，与其不谐，不如不遇耳！又，幸而谐矣，而或墙蔓偶牵，原非连理，清风明月，怅望各天，絮语娇欢，终身五内，则又不如不谐者，镜花水月，犹属幻想之依稀也，又，幸而花植幽房，剑归烈士，两情相喻，永好勿误，而或芝草先枯，彩云易散，红颜顿萎，白首何堪，剩粉遗琴，徒增浩叹，则又似不若飞鸟天边，任尔去来无定处；春风别院，不知摇落几枝花。痛痒纵非隔肤，犹不至摧肝触肺耳！哇，哇！无情者既比于土木，有情者又多其伤感，空门谓人生为苦趣，诚然乎，诚然乎！
冯梦龙只是感叹人生男女之情难谐，而不能从社会根源上来找原因，则是他所处时代的局限性了。
六、对性较为开明者
在明代这种性禁锢、性压制十分严厉的时代，也还有人对性持较为开明的态度，掌握了性生活的某些规律，对妇女也显示出相对的尊重与照顾。
对此，可以举“某氏家训“为例。根据中国古代的家庭传统，较有文化修养、有一定的洞察力和分析力的家主，到了晚年会回顾总结自己的生命经验，把自己的处世观念和人生哲学加以整理，以教儿孙。这些家训，一般都是“正襟危坐”、板着道学面孔出现的，但也有人将自己对夫妻性生活的看法和自认为正确的做法以秘章的形式写出来，小心翼翼地秘密保存，到了儿孙娶妻前夕出而示之，所以实际上这些家训起了古代的性教育教材的作用。
当然，这种资料在中国古代是很少的，但是荷兰学者高罗佩却找到了一页这样的资料，是附在一本道教性书《既济真经》的书后的。看来，这是“某氏家训”的一部分，这个家训本应是一个长长的连续书卷。此段文字既无开头，也元结尾，没有任何痕迹显示出作者和成文的时间。但它是印刷的，从印刷方式来看，可以肯定印自明万历年间；而此文能够印刷，不仅说明作者重视它，所以要印以宣传，而且说明作者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与影响。
此文的残叶有以下内容：
督米盐细务，首饰粉妆，弦素牙牌，以外所乐，止有房事欢心。是以世有贤主，务达其理，每御妻妾，必候彼快也。
这一段说的是妇女们（看来是大户人家，至少是小康之家的妇女）的家务、文娱生活以及性生活对她们的重要。男人和女人过性生活，也要让她们快乐、满足。
街东有人，少壮魁岸，而妻妾晨夕横争不顾也。街西黄发但倭一臭，妻妾自竭以奉之，何也？谓此谙房中微旨，而彼不知也。
作者强调掌握性生活规律、夫妻实现性和谐的重要。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丈夫即使是“黄发但倭一吏”，也比做不到这一点的“少壮魁岸”的丈夫好得多。
近闻集官内妾，坚扁重门，三日不出，妻妾反目。不如节欲，姑离新近旧，每御妻妾，令新人侍立象床，五六日如此，始御新人，令姆妾侍侧，此乃闺阁和乐之大端也。
以上这段叙述似乎和现代性科学中关于保持性吸引力和性敏锐度的原理颇为近似。
人不能无过，况姆妾乎？有过必教，不改必策，而策有度有数也。俯榻解裤，答屁五下六下，下不过脖后，上不过尾间，是也。……这番论述，虽然并未改变家主、统治者、主宰者的根本立场，但是和那些残酷地压榨女性的人来比，毕竟开明、仁慈得多多了。
七、礼教的叛逆者
明朝所大力推行的封建礼教是扼杀人性的，这就不能不引起一些人的反抗和背叛。这有多种情况：一种是有些青年男女，置礼教于不顾，甚至置生死于不顾，大胆地追求爱情和幸福，正如前一小节所述的“有舍徒流、迁配、碎刷、凌迟大罪名阿奴自去认，教郎千万再来遭”；另一种是伪装道学，表面上守礼，但暗地里纵欲；第三种是如前一部分文字所述的有些人对性抱较为开明的态度，并作宣传；第四种则是从思想上、理论上彻底否定封建礼教，其影响就决不止于自身，而影响到社会和时代。
这种对封建礼教的叛逆潮流是从中、晚明兴起的，它十分引人注目，影响深远。例如明朝嘉靖、隆庆年间的大学者归有光就不赞成“望门寡”的女子为已死的未婚夫守节，他的理由是，在这种情况下男女连面也没有见过，所以不存在什么感情。这当然是相当进步的思想。
然而，明代从思想上理论上对封建礼教批判最尖锐的代表人物是李费。他字卓吾，晋江（今福建晋江）人，万历年间曾做过姚安知府。不少人认为他思想行为怪诞，不合时俗，有一次他“自去其发，冠服坐堂皇”，被上官勒令解任。他从53岁起就不再做官，长期客游湖北黄安、麻城等地，着述讲学，后北游通州。晚年被给事中张问达所劫，被戴以“专崇释氏，卑侮孔孟”，“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最后以剃刀自杀于狱中。
李费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他是万历时期左派王学最突出的代表。所谓左派王学是明代中叶出现的一股哲学思潮，为首的是王良，承继了王守仁哲学思想中某些有积极意义的部分并加以发展。当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的时候，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很大的矛盾和裂缝，于是很自然地会产生所谓“异端”，即从他们内部分化出来的思想上的反对派。王良、李费就是这种反对派的代表。李费公开地提出不要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否定圣贤的权威，主张男女平等，“自择佳偶”，还尖锐地揭露程朱理学的虚伪和不合理，从言论到行动上都将矛头直接指向封建礼教，因此被统治者视为“异端之尤”。他的着作甚多，重要的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他评点过许多小说戏曲，如《水浒传机《三国志演义》及《琵琶记》、《幽闺记》、《红拂记》等都有他的评本。他的书在明代被焚毁过两次，但屡禁而不能绝，仍然风行一时。
李费在两性关系方面，是抱着相当开明的态度的。基于“心自然会知”的观点，他反对用一切后天的知识、道理来束缚人心，而要求人保持“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其实是反对以传统观念（首先是儒家思想、程朱学说）来扼杀人的自然本性。他肯定基于人的自然本性的“好货好色“等欲望，认为这都是善的，与此相反的一切则都是恶的。所以，他认为合理的社会是顺应人的自然本性、让人能自由地去追求满足这种欲望的社会，因而他把当时那种“有德礼以格其心，有政刑以萦其四体”的社会看作是使人“大失所“的社会。由于李贵抱有以上这些观点，所以在行动上实行男女自由交往，毫无顾忌。例如他在麻城时，梅国祯孀居的女儿梅浩然拜他为师，梅家不少女眷也和他颇多接触，他讲学时公然吸收一些妇女参加，这都是令人侧目的。
不仅如此，李费还公开对梅浩然和她的姐姐大加称赞，把梅浩然比作观音，还将他和浩然等女弟子讨论佛学的往来问答刊刻流行，题为《观音问》。尽管《观音问》的内容全是谈佛学，没有什么违背礼教之处，但他与女弟子问答以及出这本小册子本身，就已十二万分地惊世骇俗，为当时的社会规范所不能容了。
李贵还肆无忌惮地写了这样的诗：
闻说浩然此日生，浩然此日却为僧。
僧宝世间犹时有，佛宝今看绣佛灯。
可笑成男月上女，大惊小怪称奇事。
陡然不见舍利佛，男身复隐知谁是？
我劝时人莫浪精，绣佛精舍是天台。
天欲散花愁汝着，龙女成佛今又来。
在这首诗中，许多内容对封建礼教都有相当强的挑战性。同时，李货对封建礼教还有更大胆的抨击。
平生痛恶伪学，每入书院讲堂，峨冠大带，执经请问，辄奋袖曰“此时正不如携歌姬舞女，浅斟低唱。”诸生有挟妓女者见之，或破颜微笑曰“也强似占道学先生作伴。”于是麻、黄之间登坛讲学者衔恨次骨，遂有宣淫败俗之谤。
封建社会是个十分虚伪、男盗女娼的社会，许多人纵欲宣淫，但都戴着一副道学的面具，彼此心照不宣。而李费一下子揭开了这虚伪的面具，而且痛加针贬，这势必会引起封建卫道士们疯狂的讨伐与围攻。这正如钱谦益后来所指出的“而其措击道学，抉摘情伪，一一斗雪天下之为伪学者，莫不胆张心动，恶其害已，于是威以为妖为幻，噪而逐之。”
这些封建卫道士们对李贵的疯狂攻击，一方面在理论上攻击他离经叛道，例如对他“以卓文君为善择偶”的观点扣以“狂诞悖庚”的帽子；另一方面进行恶毒的人身诽谤，例如：
“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于庵，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人庵讲法，至有携余枕而宿庵观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所谓观音，皆士人妻子也。而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恤。”
在李赞70岁时，有一个姓史的道台曾对李费所在的麻城县的士大夫公然扬言“李卓吾去否？此人大坏风化，若不去，当以法治之。”李费74岁时，麻城地方官又怂恿流氓以“逐游僧，毁淫寺”的名义，把他寄住的芝佛院拆毁了。到万历三十年李贵76岁时，礼科都给事中张问达正式上疏，弹劫当时寄居通州的李费，于是李贺银铛人狱，最后在反对封建礼教的斗争中献身。
封建统治者加在李贵头上的罪名，除了“卑侮孔孟”、“妖言惑众“之外，主要就是说他“奸诱妇女，公然宣淫”，但是，这都是诬蔑不实之词。其实，李贵基本上是个禁欲主义者。在明、清两代的人所作的十几种李贵传记中，只有和他同时代的袁中道直接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李贵“清于声色，又癖沽，恶近妇人。故虽元子，不置妾姆。后妻女欲归，趣归之。”并认为李费有旁人难以达到的高尚之处五端，其二为断绝情欲“不人季女之室，不登冶童之床。吻又说“卓老多病寡欲，妻庄夫人生一女，庄毅后不复近女色，其戒行老禅和不复是过也。”
我们当然不能认为“恶近妇人”、断绝情操就是李贵德行高尚的表现。这里出现了一种很矛盾的情况：封建的卫道士们从扞卫封建礼教出发，大肆攻击李费；而有些人又以封建礼教的标准（清心寡欲）来赞美李费，这只能说明当时封建礼教的影响之深。但是，不论怎么说，对李费的人身攻击只是一种诽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