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把同性间的性关系称为“外交”，把男人与妻妾的性行为称为“内交”。不少士人和士人之间都有“外交”行为。
如清人钮珑的《舰滕》中就提到明代书生吴生和姜郎相好，比一般优俩的感情还要亲密，可是，他们却被一李姓巨公所拆散，并且把姜郎带到北方。吴生不愿离开姜郎，也克服了许多困难赶到北京，而其他朋友也捐助吴生此行，促成他们俩的会面。这种真挚的感情，也是世间少有。
当时社会上这股男风，在明武宗时最盛，可以说上自天子，下到庶民，几乎都有两男相悦的关系。《暖妹由笔》云：
明正德初，内臣最为宠押者，入“老儿当“犹等辈也，皆选年少俊秀内臣为之，明官吏、儒生乃至流寇市儿皆好男色。
那么为什么男风在明代会这么兴盛呢？唯性史观斋主解释说“明代立国，崇尚酷刑峻法，罪至流徙，则妻李子女皆没人官，女的成为娼妓，男则成为‘贱民；比较面目妓好的，则拨充一些权贵之家作为厮役奴隶，或是由这些权贵家庭出资竞投，因为他们本身的自由已被剥夺，而且一切皆隶属于主人，对主人的命令是不能抗拒的，也就可以随便将他们加以享乐。……每逢一次大狱兴起，往往也就是购买姿童的机会。”
以上论述，似只说明了当时达官、贵族的喜好男色有一些有利条件，至于更广泛的社会原因，谢肇浙在《五杂组》中指出“衣冠格于文网，龙阳之禁，宽于狭邪，士庶困于阿堵，断袖之费，杀于缠头，河东之吼，每末减于敝轩，桑中之约，遂难借于倚玉，此男宠之所以日盛也。”这说明了三个原因：一是嫖男人和当时的法律没有抵触；二是嫖妓女要花较多的钱，并非一般儒生所能承担；三是男人之间的亲密行为，妻子往往不加追究，有时也无权过问。这样，男风就普及起来了。
在明代，男妓馆相继开设，此风至清不衰。”据说正德年间，北京已有男院之设，悬‘长春院匾额；而女妓居所，则称‘不夜宫一一盖取意于苏东坡诗：‘风花竞人长春院，灯烛交辉不夜城。美妓姿童相竞秀，互以夺贵显押客为能，姿童之名皆冠以‘少字，而明蕉宗尝微行其间。”这就是当时社会上性环境的一幅图画。
当然，同性恋不只是男性，女同性恋者也有，但历史上记载不多，只能从一些文学作品上了解一些情况。明末清初李渔所着《怜香伴》中的崔笼云和曹语花等，都明显地表现出女同性恋的关系。明代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和同时期的丁耀亢所着的《隔帘花影》都不仅有女同性恋的叙述，还有女性对女性施行性虐待的情节，应该说，这是当时社会风情的反映。
三、福建男风特盛
根据许多史籍和笔记的描述，福建是明代男同性恋比较公开与普遍的地区。当时，福建海运很盛，去菲律滨、台湾、日本等地通商的很多，而航海的人都相信，船上不能有女人，否则船会出事，这样，长期在海上的人就以同性恋作为性发泄。明代沈德符的《敝帚斋余谈》云：
近乃有称契儿者，则壮夫好淫，辄以多金娶姿首韶秀者，与沟余拥之好，以父自居，列诸少年于小舍，最为乱逆之尤。闻其事肇于海寇云，大海禁妇人在师中，有之辄遭覆溺，故以男宠代之，而尊豪则遂称“契父”。
“契“这个字，在福建就是指男性间的性关系。中国传统的同性恋的关系，当要受社会承认时，就要举行一种“契”的仪式，建立“契父”和“契儿”、“契兄”和“契弟”等关系。在福建地区，这类关系很多，它和广东孤婆庄的妈祖阶层，都是中国传统的同性恋关系的表现。中国人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十分重视家庭关系和家庭形式，所以同性恋关系也要以父子、兄弟、姊妹相称。《敝帚斋余谈》中进一步提到这个问题说：
闽人酷重男色，无论贵贱，各以其类相结，长者为“契兄”，少者为“契弟”。其兄入弟家，弟之父母抚爱如婿，弟日后生计及娶妻诸费，俱取办于“契兄”，其相爱者，年过而立者，尚寝处如优俩。
这种“契兄”、“契弟”的关系，不但为当时当地的道德、法律、风俗、习惯所认可，而且权利、义务关系也很明确，这就是“契兄“受到“契弟“父母的爱护和尊敬，像他们的女婿一样，而当“契弟“到了一定年龄要与女子结婚时，“契兄“就要在财力上予以支持。
当时福建地区男风之盛行也有一些特殊原因，一是地处偏僻，贫民多以淫业为生，例如当地的剃头师傅也兼经营变相男倡，并利用学徒为业。清代谢章的《赌棋山庄笔记》云：
“福清之渔溪，孔道也，而风俗极靡，丛剃发者，辄蓄成童以下，教以按摩。客至，进献其技，倚人身作钮陀态，其提舰贪婪最甚，真恶习也。而流妓亦鲜佳者，且年多在三十以外。
墙壁或题句云：老阴与少阳，乱掷金钱卡。”
当时，福建还有一个“贱民“阶层，叫萤民。”传萤民为南方夷也，从前闽省乃乌诸国，到汉人进闽，他们战败无处可归，相卒入水。或云为蒙古民族，南迁闽、粤二省，元朝时甚有势力，元初宗族子弟同帝至闽不归而留，到处横行。元亡，失势，闽人屡战屡败，至驱迫落水，习操水上。”这些萤民被视为奴、优、隶、卒一类的下贱人，他们生活在船上，夜晚不行驶时，男的做男妓，女的做妓女，对此也不以为耻。
所以，男风表面上看是一种社会风气，但“淫风“从何而来？其中有许多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原因，它甚至和阶级压迫、民族压迫连结在一起。
第六节《金瓶梅》及其他
在明代，性文艺作品出现之多，是明代性文化的一大特点，其中最突出的是色情小说和春宫画。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状况？主要有以下五个原因：
第一是因为这是对封建礼教严酷的束缚的一种反抗。
对于人类绝对自然的需求，如果施以不合情理的压迫，那么其结果只能是加强，而且是病态的加强。
第二是因为明代统治者实行高压统治，对知识分子控制甚严，且而屡兴大狱。所以有些文人绝意仕途，退居山间林下，在一些放纵人性的问题上舞文弄墨，借以自娱。
第三是和朝廷风气之廉烂也有关系。明自成化后，皇帝、贵州竞谈“房术”，有方士献房中术而骤贵，为不少人所羡慕。既然有靠“房术“与“春方“而得富贵的，这自然就成了社会的时尚；社会上既有这种风气，文学作品里自然会反映出来。
第四是和古代性科学精义失传，而且日益遭受误解有很大关系。到了明朝，汉、唐时流行的不少房中理论书籍已难觅踪影，传授性教育的“辟雍“只是历史上短暂的一瞬，宋朝的性科学也没有多大发展，于是到了明朝时，这个领域已大部分荒芜。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性兴趣和对性知识的需求，只能通过一些易于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性文艺作品来得到宣泄、指引和满足。
第五是当时的社会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一方面，使社会出现了一个有钱有势耽于享乐的新兴商人阶层(如西门庆之流），对性享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思想萌芽又使争取个性自由、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潮汹涌而起，以“重人欲“来否定“存天理，灭人欲”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出现了这么多性小说，连《水浒传》也染上了一些颇为暴露的性描写，甚至戏曲中也往往充满了“不洁”的对话，春宫画则成为空前的盛况一一这一切，使明代的性文化呈现鲜明的色彩，并如在眼前。
一、关于《金瓶梅》
《金瓶梅》是中国古代性文学，特别是性小说的典型与代表作。
在中国的一切旧小说中，《金瓶梅》是一部最能表现时代、最富有社会性的杰作。它是写一个恶霸土豪一生怎样发迹的过程，写这个阶层荒淫无耻的表现，具有很大的时代意义。它是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地毫无忌惮地表现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出一个最荒唐的堕落社会的景象。这个社会在很长时期内存在于中国，不少影响至今还常常出现在我们眼前。
《金瓶梅》的作者是谁，至今仍为一个谜。过去因为沈德符《野获编》有“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一语，遂定为王世贞作。张竹坡作《第一奇书》批评，曾冠以《苦孝说》。顾公蜜的《消夏间记摘钞》也详记王世贞作此书以毒害严世蕃为父复仇事。据说，王世贞恨严富、严世蕃父子杀死其父亲王抒，作此书以骂严世蕃的昏庸而多内宠。又知道他好读淫书，而且读时每一页必以指头蘸唾翻过，所以于每页底纸角上染置毒药以谋害之，由其近侍献进。但是因为毒溅得轻，严世蕃性聪颖，书页翻得很快，所以王世贞未达目的。不过，以上也只是有此一说而已。谢颐则说此书是王世贞门人所作。宫伟缪又有薛应旗、赵南星所作之说。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现了万历丁巳（1617年）欣欣子序文的《金瓶梅词话》出现，以上各说都被打破了。欣欣子的序中说；“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
兰陵属山东，和书中的使用山东土白一点正相合，而笑笑生是谁仍难断定，但经多方考证，《金瓶梅》是在明万历年间，而非嘉靖年间所作，则是可以肯定的。
《金瓶梅》是以西门庆一生的历史为全书的骨干与脉络的。西门庆”是清河县一个破落财主，就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儿也是个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因此满县人都怕他。”
他又和一般帮闲人如应伯爵、谢希大、花子虚等结为兄弟。
一天，偶见潘金莲，即设计与之通奸，妈杀武大，娶金莲为妾。
后来武松来报仇，误杀他人，西门庆实未死。此后，他越发放肆，家有数妾，尚到处勾引妇女；又谋杀花子虚，娶他的妻李瓶儿为妾，通姆女春梅，得了几场横财。不久，李瓶儿生了一子。他先去勾结杨截；杨截倒了，他更用金钱勾结上了蔡京。
蔡京为了报答他，竟把这“一介乡民“提拔起来，在那山东提刑所做个提刑副千户。蔡京生辰到了，他亲自带了厚厚的20扛金银锻匹去拜寿，拜蔡京做干爷，不久，便升了正千户提刑官，进京腔见，和朝中执政的官僚们勾结，很说得来。这时，他一帆风顺到了顶点。后来李瓶儿所生的儿子，为金莲设计致惊风死了，瓶儿不久也死了，西门庆又于某夜以淫欲过度暴卒。金莲与婿通奸，被正室月娘逐出居王婆家，仍被武松所杀。春梅被卖为周守备妾。后来金兵南下，月娘带遗腹子孝哥避乱奔济南，梦见西门庆一生因果，知孝哥即西门庆托生，因使孝哥出家为和尚，以赎前惩而修后缘。
《金瓶梅》通过西门庆这户人家的兴盛、衰微与没落，揭露了当时腐朽的明代封建社会。书中的人物，据朱一玄编的《金瓶梅词话人物表》统计，前后出场的人物竟有853人之多。
这些人物中，除了西门庆的一妻数妾外，其他各种人物上至皇帝，下至贩夫皂隶，几乎无所不有。其中有皇亲、太监、文武百官、城乡居民、工商业者、男女奴仆、医生、三姑六婆、球技、优伶、娼妓、和尚、道士、尼姑、命相、法术、山林强寇等，还有经商买卖的，其中包括卖惰铀的、卖时新果品的、贩绸绢的、贩盐的、开解当铺的等等，洋洋洒洒浑然是一幅明代都城的《清明上河图》。其中丰富的史料与对当时社会生活翔实而生动的描绘，至今仍具有很大的历史价值与社会意义，同时也有很大的艺术特色。
作者能够成功地通过对于一个综合几种身份的人物和行动的刻画，揭露了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压榨和剥削人民的罪行，通过对于一个巧取豪夺以发家致富因而肆求声色犬马之娱的典型人物的家庭丑史的暴露，揭穿了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握蜒的一面，这就启示了读者：这种社会必然要走向灭亡。作者还通过其他各种人物的刻画和描写，揭露了那些只是建筑在金钱的势力上的人与人的畸形的甚至是血淋淋的人际关系，把放纵情欲、追逐淫乐、道德极端败坏、堕落的现象赤裸裸地描绘出来，而这样的无所顾虑和毫不隐晦的记录又都集中于暴露那个特定时代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在相当程度上接触到社会的一些本质问题。
作者在塑造具体的人物形象上，也成功地创造出来一些有血有肉的典型性格，对西门庆、潘金莲、陈经济和应伯爵来说，他们的形象都很鲜明而有个性。关于生活细节的描写也是《金瓶梅》在创作上所取得的突出的成绩之一，作者致力于生活细节的描写，并且能够尽量利用这种手法来把人物的性格和形象塑造得生动而真实，把事件的发展和变化刻画得细腻而具体，这对于在它之后产生的章回小说起着很大的影响。
这本书的主要情节是围绕西门庆的私生活而展开的。这是明代中叶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新兴商人的代表，在商业资本的积累过程中，由于受到封建自然经济与强权政治的制约，不得不勾结官僚，技靠官府，同时生活十分腐朽。西门庆拥有妻妾六人，日夜纵欲无度，还要奸污使女，霸占仆妇，嫖玩妓女，私通上等人家的太太。正如潘金莲说他是“属皮匠的，缝着的就上”，“若是信你着你意儿，把天下老婆都要耍遍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