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唐宋时期(618-1279年)回族先民产生
唐书·西域传记载，公元651年，唐朝贞观年间(高宗永徽二年)，穆罕默德的弟子撒哈八散阿的·斡葛思作为阿拉伯帝国正式遗派使者来华，两国正式缔交。史书记载，仅在唐代，阿拉伯使臣来华次数就达37次之多。不被记载的民间商贸活动往来更加频繁。
中国唐、宋政府用大食这两个字称呼阿拉伯国家。对伊斯兰教叫作大食法。大食是TaZi的译音，原是一个波斯字。对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称为：“胡商”“蕃商”。这些常期居住在中国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即是中国回族先民。
2、元代时期（1271一1368年）回族共同体初步形成
蒙元时期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回回人大批定居并落籍中国的时期。这一时期发展比较快，主要原因是成吉思汗的三次西征。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带领其子孙进行了三次西征（1219-1225，1235-1242，1252-1260）。
蒙古人征服了葱岭以西、黑海以东的穆斯林集聚生活地区，征服了中亚、西亚各国，包括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巴勒斯坦、叙利亚、以色列、约旦、黎巴嫩、伊拉克、土耳其、埃及、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一直进入到了当时伊斯兰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伊拉克的巴格达。
西征中，蒙古军队每攻克一城一地都要俘掠工匠和妇孺为奴，并签发征调青壮年充军。这样，随着每次战争的胜利，一批批中亚、西亚各地各部落和各王国的工匠、平民、军士以及一些降将、贵族和学者等，都被迫签发或安置到中国从事各种工作，这些穆斯林人数多达百万。同时，大批阿拉伯、波斯和伊斯兰化的突厥人被编入蒙古军队。成为中国历史书中“西域亲军”、“回回军”、“探马赤军”等部队，他们参加了统一中国的战争。他们战时从征，平时就地屯垦牧养，过着亦军亦民的生活。他们分驻各处，以西北陕、甘、宁居多，有的则迁征西南、江南、中原各地。他们定居以后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和特点，有的充当职业军人，有的从事手工业，农业和商业活动，也有少数人入仕做官。总人数规模大大超过了唐、宋时期的“胡商、蕃客”。
随着蒙古帝国的建立，保证了商路运输安全。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香料之路都畅通无阻，安全良好地经商环境对鼓励商业活动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极大地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特别是中国与中亚、西亚之间的经贸文化交流。这段时期来中国的中东地区移民，不仅数量大，而且绝大多数是信奉伊斯兰教虔诚的穆斯林，他们有一定的社会政治地位，在中国回族形成的过程中，比唐、宋时期的回族先民(即“胡商、蕃客”)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唐、宋时的回族先民主要活动于大中城市及交通要道，不上山不下乡。元代的回族先民则分散深入到中国各地的大小城市、乡镇、农村，其社会活动遍布各行各业。
蒙古人忽必烈汗即位后，起用了一大批回族人。回回人在元朝立国的九十多年中，担任过朝廷宰相(包括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的就有十六人，担任过各行省官的多达三十二人。
元代宪宗蒙哥二年(1252年)，元朝首次正式成立“回回户”。这标志着回族先民的“蕃客”地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由“客”变“户”，正式被当朝政权承认，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新的一员。元代，将“回回”一名词开始代替唐宋时期‘大食人’的称呼。元代回回人与唐、宋“蕃客”最大的差别在于，元代回回人以中国为家的观念大大增强。回回群体在这时都不再以客人自居。同时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伊斯兰教，进而使伊斯兰教随着他们的定居而在中国本土上扎了根。
元代也是回回人不断融合其他民族扩充本民族的时期，在回族的族源上，还有许多非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的人种。一些原先不信仰伊斯兰教的阿速人(原居于北高加索的伊朗人绿睛回回)、吉普赛人(哕哩回回)、犹太人(术忽回回)、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的穆斯林即“占城回回”，南洋诸岛上属于马来人种的穆斯林“昆仑回回”（即“黑回回”）蒙古人(阿难答部众)加入了回回人的行列。在中国本土出现了“元时回回遍天下”现状。在元代，回回人事实上成了在中国居住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各色人种的总称。
蒙古人因归信伊斯兰教而融入回回人的例子中，阿难答是一个很好的实例。据《多桑蒙古史》记载，元世祖忽必烈之孙阿难答，自幼为一穆斯林抚养长大，信仰伊斯兰教并潜心研究《古兰经》和攻读阿拉伯文，至元17年（1280年）继安西王位之后，在其辖地河西、关陇地区（包括原西夏国地区，当今宁夏回族自治区。）蒙古军民中传播伊斯兰教，广建清真寺，实施回国历，“所部士卒十五万人，闻从而信教者，居其大半。”
3、明代时期(1368-1644年)回族共同体形成
“治隆唐宋，远迈汉唐”这八个字。是清康熙皇帝手书，刻在南京明孝陵朱元璋陵墓前的石碑上。在历史上，明朝朱元璋是一位杰出的皇帝，有自己的治国理想，他建立的政治制度，不仅维系了明朝277年的统治，而且为清朝所继承，影响深远。
明朝对世界各国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汉唐。当时的中国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据史记，当时全世界每年出产的白银，有三分之二都流进了中国。（GDP总量在世界上就像当今的美国）“远迈汉唐”并不是一句空话。永乐皇帝期间，30多个国家的使团追随我国回族穆斯林杰出人物郑和的脚步来到中国，许多国家的亲王，使臣长期居住在中国，甚至老死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
在明代，许多杰出的回回人物脱颖而出。开国功臣有常遇春、胡大海、冯国用、冯胜、沐英、蓝玉、丁德兴等人，抗击外侵的有麻英，达云等戍边名将，世界着名的传奇航海家郑和，刚直不阿的着名清官海瑞、反封建礼教的着名思想家、文学家李贽，兵部尚书和吏部尚书的马文升。文化名人还有丁鹤年、马自强、金大车、金大舆、马继龙、闪继迪、马上捷、马锦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回族这时涌现出一批杰出的伊斯兰学者。除了经堂教育创始人胡登洲外，还有以汉文译着闻名于世的王岱舆、张中、伍遵契等人，他们的众多着作对我国回回穆斯林社会的影响十分深远。
明代对于回回穆斯林之信仰是非常尊重的。这可能是因为回回人对明王朝的建立做出重大贡献的结果。当时民间经常演出《十回保朱》的戏剧，反映元末一大批回回人拥戴朱洪武开创明代的故事，他们都是名载史册的回回杰出人物，民间认为明朝江山是回回人打下来的。所以明王朝前期统治者对回回人予以了许多优待，如对甘肃回回免税，将西北地区的一些回回迁徙到较富庶的华北、江南一带，并吸收他们的上层人物到朝廷任职。
明太祖朱元璋当政在位时期，曾亲自御书百字赞美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并敕修大清真寺于西安、南京以及滇南、闽、粤诸地。在这样良好的族群发展社会背景下，明代的伊斯兰教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使回族在中国本土上孕育成长了起来，回族已不是昔日的阿拉伯人、波斯人、西域人或被迫东迁的回回人，也不是信仰上融上入了回回的汉人、蒙古人，而是一个有别于汉族文化，有着异域风格的新型民族共同体。在中国大地上牢固地扎下了根，形成了回族民族。成为了中国社会发展中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经济力量。
明代这段时期，回回人最重要的变化是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和民族意识增强。这种建立在共同文化认同基础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是一种以宗教感情为基础纽带，以弱小民族生存的现状为可能而形成的，因而这时的回族人已分不出其先祖是阿拉伯人、波斯人、蒙古人或汉族人了，因为他们已拥有统一的、规范化的、能够共同认可的一系列严格的信仰、生活习惯、风俗礼仪，而这些都统统构成了回回人共同的心理素质外化的基础和内容，于是“回回见面三分亲”、“党护族类”、“行费居送，千里不持粮”、“同类相遇则亲厚”、“固守其俗终不肯变”如此等等，都是对回族共同心理素质外在表现的客观描述。而这种共同的心理素质尽管在不同地区、不同人的身上表现程度不同，内涵也不尽一致，但却有着坚固的可持续稳定性，至今不衰，她是构成回族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独特因素。同时伴随着我国回族的形成，具有民族特点的回族文化也逐渐形成。
4、中国回族现况
中国回族现有人口已超过1300多万。在中国56个民族中，居第四位。回族也是中国分布最广的一个少数民族，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居住特点。在中国96%的县级行政区内都有回族居住。目前，全国共建立有1个回族自治区、2个回族自治州和11个回族自治县，4个市辖回民区和143个回族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