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铆球。又称打栏子。主要流行于宁夏南部地区。始于清朝初期。在地势平坦的场地两头各挖直径12厘米、深约9厘米的小坑，称“牢坑”。铆球长约6厘米、直径3厘米，两头呈椭圆形。击球棍或击球板长约81厘米。比赛时，双方人数相等，各出数人。攻方一人站在“牢坑”边，右手持棍一头向上，用棍下端在“牢坑”边打一下，口说“碰牢”，然后将球抛起用下端棍头击球，并喊“牛铆”，球被击出落地，守方从落点把球向“牢坑”掷去，攻方用棍护牢，将球击出。若击中，从落点到“牢坑”用棍丈量，每两棍算一个，积分多少为胜负；若未击中或被守方将球投入“牢”内，则攻方变守方，守方变攻方，丈量过程称“合哨”，胜方出一人在“牢坑”边击球，口喊“拦子”，负方从球落点背着胜方队员到“牢坑”边，或单腿跳至“牢坑”边，边喊边跳，“合哨”完成后即结束。
打木球。又称打篮子。流行于宁夏回族地区。清同治年间在民间开始流行，由牧童“打毛球”“打篮子”演变而来。球场为长方形，长28米或30米，宽15米或20米，有一中场线，两端底线各有一个宽1米~3米、高50厘米~100厘米的球门。球棍为木质，长60厘米，手握处粗约8厘米；或用击球板，长60厘米，厚2厘米，手握处宽5厘米，击球部位宽9厘米。木球长约6厘米~8厘米，中粗10厘米，木制椭圆体，或皮面实心。比赛时双方以同等人数出场，在底线击球远近决定一方开球，开球在中线，以进球多少为胜负。分上下半场每场20分钟；或每10分钟为一场，分4场。比赛结束时，罚负方“喝嗦儿”，胜方一名队员将球击至前方，负方全体队员单脚跳至球落点，拣起后跳回并将球交裁判。来回途中需不断喊“噢噢”声，并不准间歇。
打嘚栲。主要流行于北京回族和满族中。最早出现于金代，称“彩”。场地要平坦，一端画一直径1米的圆圈，圈内画一等边三角形，角与圆相交。高10厘米小木柱15个按等距离隔放在三角形内，在距圆圈中心15米外的地方，划一条长1米的横线，作为击球线。比赛可进行团体赛和个人赛，团体赛每队5人。选手站在击球线后，将球放在击球线上，用棒击出，每击倒圆圈中一个小柱即得1分，将木柱击出圈外得2分，每人击球5次，得分多者为胜方；得分相等以得2分多者为胜；再相等，则以连续两次击空少者为胜。如再相等，则以加赛决胜负。
舞大刀。流行于河北、天津等地回族聚居区。刀形如青龙偃月刀，重达80斤以上，甚至140斤。舞刀者将大刀拎起，舞出胸花、背花、左右闯刀、霸王举鼎等姿势。舞刀者膂力过人，技巧高超，为群众所称道。
踏脚。流行于宁夏泾源泾北乡一带。用脚掌、腿的内外侧蹬踏、扫打对方，类似于跆拳道。严禁用脚尖踢人和击打对方头、颈等部位。基本动作有平踏、后扫、跛脚、剪式飞脚等10种。双方不可打击对方，但可遮挡对方攻击。此项活动对抗性很强，深受群众欢迎。
掷子。又称“扔石锁”。流行于北京地区的回族群众中。掷子用青石打成，形似锁状，可以个人、双人、多人演习，动作有扔高、砍高、扔荷叶、接高、接荷叶等，还有支梁、扇梁子、砍跟头、撒荷叶、嘴巴荷叶等。解放后又有许多改进，掷子有用铸铁、铸铝而成的，动作更加复杂。
掼牛。流行于宁夏、甘肃、河南、河北、云南各省的回民中。起源于宰牛时多人配合将牛掼倒捆绑开宰，后来逐渐形成一种民间传统体育活动，而且大多在喜庆节日时举行。将牛身披红戴花，放置场地中央。掼牛者空手进场，至牛前以双手各握住一支牛角，左右摇晃，待牛性起，突然发力拧转牛头，使牛摔倒；或以左手握牛角，右手握牛下颌，猛拧牛头，使牛倒地。此项运动，充分显示了掼牛者的力量与勇气。
方棋。盛行于宁夏南部山区和银南地区。常在牧童放牧时和农闲时进行。棋盘为长方形横7行竖8行，共56个交叉点，棋子为黑白各28粒，交战双方轮流布点，布局完毕，即行对弈。比赛时，一方棋子只要“成方”(即使4粒棋子走成彼此相连的一个正方形)，即可吃去对方任何一个未成方的棋子，成方越多即为胜者。比赛办法及棋盘各地区略有不同。
另据《冈志》记载，回族历史上还涌现过许多特技人才，如北京就有善饲养斗鸡的马祥宇，善养鸽的卞浩，善养蟋蟀的马二师等。
七、科学技术
(一)天文学
回回历法在元、明时代曾一度成为朝廷承认的学术，对中国天文学有过重大影响。但明代中叶后，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西洋天文学亦传入中国。至崇祯朝，徐光启等采用西法推算历法，编为《崇祯历书》，回回历法受到排斥。入清以后，情势愈益严峻。《崇祯历书》改名为《时宪历》，颁行天下。顺治元年(1644年)，德国耶稣士汤若望，受命掌管钦天监印信：“所属该监官员，嗣后一切进历、占侯、选择等项，悉听掌印官举行。”（《清世祖实录》卷十一。）西洋天文学遂主导一切。但新朝的实际当权者多尔衮，或者认为出于不同体系的回回历仍有保存的价值，所以在顺治元年所置钦天监中，回回科仍得以照设（《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〇三：顺治元年。设钦天监，分时宪、天丈、漏刻、回回四科。）。
回回科虽得以暂存，但与钦天监中西洋传教士的矛盾却无法调和。从顺治元年（1644年）初置，其日常天文活动就受到限制。经顺治三年到顺治九年（1644~1652年）汤若望的一再干预（据南怀仁：《不得已辨》：“顺治元年十月.回回科不许再报夏季交食，以乱新法”；“顺治三年五月，奉有回回凌犯历不必用”；“九年五月内奉有回回科不必再报夏季天象。”），回回科的天文活动实际上陷于停顿。顺治十四年，原革职回回科秋官正吴明炫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两次上疏攻击汤若望主持的西洋新法（见《清世祖实录》“十四年四月庚午”及“七月丙午”条。）。因查无实据，险丧性命，回回科亦遭革除（《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〇三：“十四年议准，回回科推算虚妄，革去不用，止存三科。”）。康熙三年(1664年)，歙人杨光先欲排斥西洋教士在华势力，巧妙地利用了当时的伊斯兰教徒、佛教徒及封建保守势力与天主教的矛盾，以历法问题发难，于次年侥幸搬倒了汤若望（见《清圣祖实录》康熙四年三月壬寅条。）。在屡辞未允的情况下，对回回天算所知甚浅的杨光先出任钦天监监正，而援引吴明炫为监副，回回科得以复置。但由于杨光先、吴明炫的历法推算连年失误，加之鳌拜等四大辅臣专权的结束和康熙帝的亲政，导致康熙七年（1668年）底南怀仁对杨光先的弹劾。康熙八年（1669年），清朝废回回科，专用西洋法。从此，回回天文学自元朝起为中国官方正学的历史，便永久性地圈上了句号。
虽然回回历不再是清朝官方历书，但回回天文学的研究并未因此而停止。包括一些汉族学者在内的科学家先后搜集、整理回回历法的资料，进行专门研究，涌现了一批权威性、总结性的成果。其中，明史馆臣和四库馆臣各自对明朝流传下来的回回典籍的搜求整理最有成绩。《明史·历志》中载录的《回回历法》(三卷)和《四库全书》中所着录的《七政推步》(七卷)，是公认的传世回回历法典籍中最好的两种本子。在专门的研究方面，黄宗羲(1610~1695年)的《回回历法假如》，梅文鼎(1633~1721年)的《回回历法补注》(三卷)、《西域历法补注》(二卷)、《三十杂星考》《四省表影立成》及散见于《历学疑问》和《历学疑问补》中的若干篇段，李锐(1768~1817年)的《回回术元考》，顾观光(1799~1862年)的《回回历解》，马德新(1794~1874年)的《寰宇述要》，洪钧(1839~1893年)的《天方教历考》等，都是出类拔萃的成果。
另一方面，回回科废除后，回回天文学的官方传承虽断绝，但由于回回天文学，尤其是它的历法(伊斯兰教历)与伊斯兰教密不可分的关系，决定了回回天文学在民间，特别是在穆斯林群众中一脉相传的必然性。据现有的记载看，雍正十年(1732年)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所立的“月碑”，马德新于咸丰初年成书的《天方历源》，马自诚于1925年出版的《天方月首万年历真本》和丁子瑜于1931年版的《寻月指南》等都最有代表性。其基本特点是：它们不再去过问日月交食、星宿凶吉等远离宗教生活的问题，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地投向、对准如何确定封斋、开斋、朝觐等宗教生活的日期问题上。民间传承固然缺少一些学术研究的色彩，但它却使回回天文学普及并得以世代相传，与穆斯林的宗教生活密切结合。
(二)建筑学
回族建筑艺术集中地表现在清真寺建筑上。清代是我国清真寺建筑发展的辉煌时期，从而形成了回族伊斯兰教建筑的特殊风格和鲜明形式。我国现存的清真寺大多是在清代兴建和复建的。清代兴建的重要清真寺，如呼和浩特清真大寺、兰州桥门街清真寺等、拉卜楞清真寺、乌鲁木齐陕西大寺、沈阳南清真寺、哈尔滨清真寺、上海北寺(今福佑路清真寺)、桂林清真古寺、(云南)纳家营清真寺、贵阳清真寺、拉萨清真寺、保定清真北寺等。复建的清真寺则更多，重要的如南京净觉寺、北京牛街清真寺、宁夏同心清真寺、西安大学习巷清真寺、杭州真教寺(凤凰寺)、开封东大寺、朱仙镇北大寺、成都鼓楼街清真寺、昆明南城清真寺和顺城街清真寺、沙甸清真寺等。
中国原有的清真寺建筑的两大类型，即阿拉伯圆顶(葱头形尖拱)式和四合院式建筑，经过清代的发展，后一种形式成为中国清真寺建筑的主要形式。这种建筑形式在内地和沿海地区最为普遍，而西北边疆地区的清真寺也出现了这类建筑形式，如乌鲁木齐的陕西大寺、呼和浩特的清真大寺都是四合院式。清真寺建筑形式的这一变化表明，伊斯兰教愈来愈同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其次，清真寺内丰富多彩的建筑装饰，除根据伊斯兰教原则，以《古兰经》文和格底斯(圣训)语录为内容的阿拉伯文字装饰外，又大量出现儒家格言警句，诸如“惟精惟一”“正心诚意”“清净无为”等汉文匾额，有的甚至高悬于大殿正中的屋檐下。这些儒家经典文句是经过伊斯兰教诠释，并为伊斯兰教教义服务的，反映了伊斯兰教中国化开始步入成熟阶段，这是明末清初开始的以儒诠经运动的结果。第三，清代清真寺出现了中国伊斯兰教建筑独有的勾连搭建筑结构。清真寺大殿往往进深大于面阔，呈窄而深的平面。传统建筑中，屋顶的总高与进深成正比，进深越大，屋脊越高。这会造成大殿本身的造型及整个建筑群空间尺度的比例失调，殿室内部也为此而增加内柱而不利于礼拜使用。勾连搭式结构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将前殿分为前后两跨，做两个平行的歇山屋顶，再与穿插上来的后窑殿屋顶相连，成为一组尺度合宜，形体丰富的大屋顶（参见冯今源：《中国清真寺建筑风格赏析》，载《回族研究》，1991年，第2期。）。这是中国穆斯林工匠的创造性杰作。
(三)其他科技
清代回族在医药、军事和工程技术等方面亦有新的发展与创造。刘智在《天方典礼》《天方性理》两书中开列了他着书时的参考书目--“采辑经典目”，约68种（《天方典礼》所引书目45种，《天方性理》所引书目40种。两书目有重复部分，实有68种(有一书存疑)。关于这些中文书目的阿拉伯、波斯文的原着名称的研究，最富成果者为澳大利亚学者Leslie和Wassel以及中国学者刘迎胜。）。其中有阿拉伯、波斯、中亚的着名科学着作。他根据阿拉伯医学解剖知识，在《天方性理》中提出，人的眼、耳、口、鼻以及四肢百体，均“各有所司”，但大脑能够“总司其所关合者”，具有统摄各个器官的作用。他说人脑“为百脉之总源，而百体之知觉运动皆赖焉”（刘智：《天方性理·图传》卷三。）。有人指出，在中国心理医学史上，如此明确揭示人的器官活动与感知心理的生理基础，刘智可能是第一人（燕国材：《明清心理思想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57页。）。
清代以来，回回医籍多已散佚，然而回回医学却与传统中医学进一步融合。例如清真食疗法成为中国食疗法的主要组成部分。回回的一些药方，如回回狗皮膏药、回回眼药以及民间的调擦(放血)、拔火罐等完全融入中医药物学中。
鸦片战争前后，列强侵略接踵而至，民族危机日甚一日。许多有识之士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致力于研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增强国防力量，抗击外来侵略。回族中也产生了兵器专家丁拱辰等杰出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