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早期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
(一)唐宋时期穆斯林的宗教活动
穆罕默德兴教之时，正是中国隋唐之际。穆罕默德自610年开始秘密传教，622年迁徙麦地那，630年占领麦加，632年得病去世。从时势而论，622年以前不可能遣其门徒来中国传教；630年以前的麦地那时期，也是动荡不安，遣使来华的可能性也不太大；630年占领麦加后，伊斯兰教的地位才真正确立，这时正是唐太宗贞观年间。穆罕默德生前有言：“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所以穆罕默德在世时派穆斯林来华也是可能的。唐人记载中，贞观初有大食国人来通好。因此不必根据两《唐书·大食传》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大食使臣到达长安，这一唐与大食政治关系的建立作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标志。两国使臣通好之前，传教的穆斯林到中国来，也是十分可能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的伊斯兰教碑刻为我们留下了十分珍贵的资料。元至正十年(1350年)泉州《重立清净寺碑》：隋开皇七年(587年)，有撒哈八·撒阿的·斡葛思者，自大寔航海至广，方建礼拜寺于广州，赐号“怀圣”。
同年，广州《重建怀圣寺记》碑文：适元帅马合谟德卿公至，曰：“此吾西天大圣擗奄八而马合麻也。其石室尚存，修事岁严。至者乃弟子撒哈八以师命来东。教兴，岁计殆八百，制塔三，此其一尔。因兴程租，久经废弛。”选于众，得哈祗哈散使居之，以掌其教。噫！兹教崛于西土，乃能令其徒颛颛帆海，岁一再周，堇堇达东粤海岸，逾中夏，立教兹土。
我们撇开泉州碑所记“开皇七年”时间推算之误外，两碑均记穆罕默德遣其弟子撒哈八·斡葛思到广州传教。这一“传说”在中国穆斯林中既然流传很久，而且穆罕默德派弟子来中国传教又是符合逻辑的，那就没有必要去寻找“斡葛思”的真名真姓了。
阿拉伯帝国建立后，拓地日广，伊斯兰教亦随之传播。来华的大食、波斯商人、使者、传教士人数愈益增多，多居留于广州等沿海城市及首都长安，在穆斯林人数最多的广州，建立了中国最早的清真寺--怀圣寺。九世纪来华的阿拉伯旅行家苏烈曼在他的游记中描写了广州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和生活情况：中国商埠为阿拉伯商人集者，曰康府(Khanfu)。其处有回教牧师一人，教堂一所。……各地回教商贾既多聚广府，中国皇帝因任命回教判官一人，依回教风俗，治理回民。判官每星期必有数日专与回民共同祈祷，朗读先圣戒训。终讲时，辄与祈祷者共同为回教苏丹祝福。判官为人正直，听讼公平。一切皆能依《可兰经》、圣训及回教习惯行事。故伊拉克(Irak)商人来此方者，皆颂声载道也。（《苏烈曼游记》，转引自张星烺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第201页。）
唐人记载穆斯林在中国的材料甚少，但唐人杜环亲历中亚、西亚、北非诸地，在其《经行记》留下了大食国、伊斯兰教法规和礼拜仪式的宝贵资料，对唐代中国人了解伊斯兰教有很大意义。《经行记》已佚，杜佑《通典》录有片断。《通典》卷一三九《西戎·大食》：大食王号暮门都。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食肉作斋，以杀生为功德。断饮酒，禁音乐，人相争者，不至殴击。又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座，为众说法，曰：“人生甚难，天道不易，奸非劫窃，细行谩言，安己危人，欺贫虏贱，有一于此，罪莫大焉。凡有征伐，为敌所戮，必得升天。杀其敌人，获福无量。”法唯从宽，葬唯从俭。
同上《西戎·大食》：其大食法，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为一假，不买卖，不出纳。
这是我国对伊斯兰教的最早记载，“大食法”(伊斯兰教)、“暮门都”(穆罕默德)等始被人们知悉。
到了宋辽夏金时期，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伊斯兰教的传播速度很快。中亚的喀喇汗朝伊斯兰化后，其境内的葛逻禄、阿儿浑、回鹘均皈依伊斯兰教，其周围的突厥人种康里、钦察等也稍迟皈依伊斯兰教；代之而起的西辽，除其上层契丹族外，广大居民多为穆斯林。与此同时，南亚、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也进入伊斯兰化阶段。当时的中国处于北宋、辽、夏和南宋、夏、金分割状态，陆上丝绸之路几被阻塞，而海上自印度东至中国的海道几乎被阿拉伯人控制，所以，从海道进入中国的穆斯林，其人种和数量，都超过了唐代。于是，这一历史时期中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中国穆斯林的聚居地与唐代相比出现了两大变化：一是沿海的广州、扬州等地依然是穆斯林最多的聚居地，但由于海上交通的变化和政治中心的迁徙，泉州、杭州、宁波、海南等沿海城区和燕京(今北京)、开封等政治中心成为新的穆斯林聚居地；二是北方和西北地区穆斯林活动开始频繁。
第二，在华穆斯林宗教活动十分活跃，早期的礼拜寺遍设于全国各地。
我国最早的清真寺广州怀圣寺及光塔，宋代依然为穆斯林礼拜和祈祷之所，宋人岳珂《桯史》和方信儒《南海百咏》中均有记载，恕不赘述。泉州宋代所建礼拜寺现存三座：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始建的清净寺，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由纳只卜·穆兹喜鲁丁创建的清净寺，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始建的艾苏哈卜寺；扬州仙鹤寺系阿拉伯人普哈丁建于南宋德佑元年(1275年)；镇江有始建于唐的仁安坊礼拜寺；杭州有始建于唐的凤凰寺；宁波有建于北宋咸平年间(998~1003年)的宁波清真寺；北京牛街清真寺始建于辽统和十四年(996年)；太原清真寺相传始建于唐贞元年间(785~805年)；大同清真寺相传亦建于唐代。这些清真古寺仅是今天尚存的，它们只不过是唐宋清真古寺的一小部分而已。
第三，中国人对伊斯兰教的认识已比较清晰。如伊斯兰，《金史》中译为“移习览”；伊斯兰教士Dashumand(波斯语)宋代译为“打厮蛮”。先知穆罕默德，宋人沿用唐人音译“摩诃末”；周去非《岭外代答》用粤音译为“麻霞勿”。神职人员摄思廉(主教)、亦绵(伊玛目)、谟阿津(宣礼人)、没塔完里(都寺)之名虽见于至正十年(1350年)吴鉴的《清净寺记》，实为宋时清净寺内神职人员称号的延续。宋时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岳珂在《桯史》中记载最详：番禺有海“獠”杂居。“獠”性尚鬼而好洁，平居终日，相与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国之佛，而实无像设。称谓聱牙，亦莫能晓，竟不知何神也。堂中有碑，高袤数丈，上皆刻异书，如篆籀，是为像主，拜者向之。
“海獠”是时人对“蕃客”的诬称，但其所记广州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大体是符合实际的。
第四节文化习俗
一、诗词创作
唐宋时期的回族先民，久居中华之地，不少人已使用汉语作为思想交流的工具，故自唐中期后即有颇有文名的穆斯林见于史书记载。
陈黯在《华心》一文中载：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卢钧为岭南节度使时曾荐大食国(阿拉伯)人李彦昇于朝，宣宗令礼部试其才。次年，授进士及第。“今彦昇也，来从海外，能以道祈知于帅(指卢钧)，帅故异而荐之。”（见《文苑英华》卷三六四。）可见李彦昇是一位从海外来华的穆斯林，他来华后努力学习汉文化，成为“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的、“华化”了的知识分子，经过唐朝进士的严格考试，“以进士及第名显”。李彦昇通五经、明时务、善诗赋当属无疑。
但今天有诗词作品流传于世者，当以五代词人李珣(约855~930年)为最早，他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穆斯林词人。李珣，字德润，原籍波斯，先祖来华贸易而定居，从唐帝姓改姓为李，“安史之乱”时迁居蜀，遂为梓州(今四川三台)人。曾举秀才，但未任官职。幼时即有文名，善诗词，兼通医药，着有《海药本草》，已佚。诗集《琼瑶集》，亦已佚。五代后蜀人赵崇祚编《花间集》收李珣词三十七首；《尊前集》收其词十八首。两集中所收李珣词，除一首重复外，共五十四首，均收入《全唐诗》中。李珣诗词多为描写江南水乡风光之作，作者通过寓情之景，表示自己傲视功名利禄、消沉避世的心态，如《渔父歌》三首，有“轻爵禄，慕玄虚”“终日醉，绝尘劳”等句。
李珣之妹李舜，为中国第一位穆斯林女诗人。五代十国时前蜀第二主王衍在位时(919~925年)选入宫中，立为昭仪。善诗，现存《随驾游青城》《蜀宫应制》《钓鱼不得》三首，收入《全唐诗》中，另有《鸳鸯瓦上》一首，据考亦为舜所作，误收入《花蕊夫人宫词》中。其诗情景交融，富有联想，所作七绝《钓鱼不得》即蕴含哲理：
尽日池边钓锦鳞，菱荷香里暗销魂。
依稀纵有寻香饵，知是金钓不肯吞。
入宋以后，回族先民的“华化”趋势加速，画家、医家、科技家辈出，然工中国诗之诗人因流传至今诗文极少，故难见其全貌。宋末蒲寿宬有《心泉学诗稿》传世，为宋代回回先民诗人中目前仅见的诗集。
蒲寿宬，一作寿晟、寿，字镜泉，号心泉，先世为中亚穆斯林，居广州。至其父蒲开宗时徙居福建泉州。寿宬幼习诗学、书学，以明经举于乡。南宋末，海寇袭泉州，与弟寿庚助官宪击退之。咸淳七年(1271年)，任广东梅州知州，曾建井，汲水两瓶置诸左右，以儆清廉，民颂之曰：“曾氏井泉千古冽，蒲侯心事一般清。”故有“心泉”之号。后改知吉州，未赴。南宋亡，隐居泉州法石山。有诗集《心泉学诗稿》六卷，收入《四库全书》中，总计222题288首，题材较为广泛，诗风质朴清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今观其诗，颇有冲淡闲适之致，在宋元之际犹属雅音。”蒲寿宬诗作已达很高造诣，可见其“华化”之深，寿宬有子名甫山，寿宬曾作《示儿》诗，劝儿读书：
种谷一岁事，读书一生期；
方春不下种，竟岁堂馁饥。
少年不向学，终身成愚痴；
饥犹一家愁，愚被众人欺。
彼苍会吾父，尔辈得令师；
欲速成揠苗，计日如耕籽。
程文国有式，体制须及时；
弱冠无所闻，出语人见嗤。
尔劳我则恤，我忧尔奚知；
中夜不惶寐，作此劝学诗。
甫山初居广州，后移居顺德龙眼乡，匿迹为农，其子孙亦皆学而不仕。
二、二米及其书画成就
米芾、米友仁父子可谓宋代书画之宗师，在中国书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探讨二米书画艺术成就之前，当先解决二人与回族是否有缘的问题。
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云：“回教人着述有以米芾为回回人者，以尚无确据，姑置之。”表示了极为慎重的态度。稍后，日本着名学者桑原骘藏着《隋唐时来往中国之西域人》，对米芾父子是否是回回人持较为肯定态度。他说：“中国人本无米姓者，迄唐中叶，米姓始现于中国载籍，但亦限于西域之胡人。凡称米姓者，皆可视为西域胡人，至少亦可断定非中国人之后裔。是以视米芾亦为西域胡人之裔，殊较妥当。……米芾已系西域胡人之裔，则与回教，不无关系。”（何健民编着：《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上海：中华书局，1939年，第90~91页。）桑原骘藏还注意到《宋史·米芾传》中有“而好洁成癖，至不与人同巾器”之语，认为其洁癖与伊斯兰教徒以清洁为首要有关。据程俱《北山小集》卷十六《题米元章墓》，知米芾去世前“留偈句，自谓来从众香国。”此“众香国”当即盛产香料的国家，唐宋时香料贸易是中国对外贸易中最主要的商品，香料品种达数十种之多，其产地主要在大食、波斯等伊斯兰国家。米芾“自谓来从众香国”可证他自己知道先祖来自西域。
米芾(1051~1107年)，初名黻，字元章，自号襄阳漫士。祖籍太原，后迁襄阳，中年后家居丹徒(今江苏镇江)。据南宋米宪(米芾三世孙)撰《米氏谱》（陈振孙：《书录解题》卷八。），知米芾为宋初勋臣米信之五世孙。米芾之母传神宗宣仁后藩邸旧恩，补校书郎，历知雍丘县、涟水军，入朝为书学博士、太常博士，知无为军，召为书画博士，擢礼部员外郎，出知淮阳军。因其曾官至礼部员外郎，故又称米南官。他为人颠放，“风神散朗，资度瑰玮，音吐鸿扬，谈辩风生，东西晋人也。”（程俱：《北山小集》卷十六，《题米元章墓》。）故又称米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