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存最早的伊斯兰建筑为广州怀圣寺光塔。该塔南宋岳珂在《桯史》中如是写道：后有窣堵波，高入云表，式度不比它塔，环以甓，为大址，累而增之，外圜而加灰饰，望之如银笔。下有一门，拾级以上，由其中而圜转焉如旋螺，外不复见其梯磴。每数十级启一窦，岁四五月，舶将来，群“獠”入于塔，出于窦，啁号嘑，以祈南风，亦辄有验。绝顶有金鸡甚巨，以代相轮，今亡其一足。（岳珂：《桯史》卷十一，《番禺海獠》。）
此塔至今仍屹立于广州市内光塔路。塔平面圆形，底径8.85米，高近50米(因年代久远，塔下土埋部分增高，现露出地面部分仅35.75米)。形如蜡烛，全部砖砌，下层如烛身，上层如烛心，外壁平坦，中为实心，有两道螺旋梯可登上塔顶，塔顶柱仍有小螺梯可登上塔尖。塔顶原标一金鸡，随风南北，以测风向，入夜点火其上，以导归帆，洪武初金鸡被飓风吹落，塔顶改装葫芦。光塔这种砖砌邦克楼双蹬道的建筑技术是典型的伊斯兰建筑风格，传入我国后对砖砌佛塔建筑影响很大。
泉州清净寺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元至大二年(1309年)重建，该寺仿大马士革伊斯兰教礼拜堂建筑形式。艾苏哈卜寺始建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元至大三年重建，亦为中世纪阿拉伯、波斯流行的伊斯兰传统形式。两寺因系元代重建，故在元代部分再详述。
四、蕃坊和蕃学
唐宋时期大批来自阿拉伯、波斯等地的穆斯林，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通使、贸易或传教，其中许多人留居中国不归，谓之“住唐”。这些“住唐”的穆斯林就是早期的回族先民。
唐宋时期来华的穆斯林因为与通商、通使有关，因而他们的居住之地比较集中在沿海通商口岸或唐宋之都城。唐时来华的穆斯林多住广州、扬州、海南岛等沿海城区及都城长安，但也远至川蜀，定居的穆斯林数以千万计。及至宋代，穆斯林人数大增，居住地进一步扩大，更有许多“蕃客”的后代在中国扎下根来。
唐时在华的穆斯林虽然有许多是与汉人杂居的，但更多的是同族相聚在一起。如广州，蕃商多居于“海滨湾泊之地”，即穆斯林聚居之地，当时称为“蕃坊”，唐时在蕃坊建成中国最早的清真寺--怀圣寺，又造光塔。据今人考证，广州蕃坊的范围为：“北至擢甲里，南至大市街(今惠福路)，西到人民路，东到普宁巷，即清代蒲宜人巷，宋时称中贤横巷，因元初蒲氏宜人所居得名。”（曾昭璇：《广州怀圣寺光塔兴建时代考》，载《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50页。）广州的地理位置，使它在中国与阿拉伯、波斯之间的交往中处于特殊地位。唐朝政府首先于广州置市舶使，专掌海外贸易，因而有大批“蕃舶”涌入广州，大历五年(770年)时，“西南夷舶……至者，乃四千余柁。”（《新唐书》卷一三一，《李勉传》。）唐时寓居广州的穆斯林人数当在万人以上。因此，“蕃坊”首先在广州出现是必然的。
唐朝都城长安“胡客”也很多。玄宗天宝年间(742~756年)“留居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安居不欲归，……有田宅者……凡得四千人。”（《资治通鉴》贞元三年。）由此推算，武后统治后期，至迟在玄宗开元之初，就有大批“胡客”在长安定居了。
扬州也是“胡商”久居之地。肃宗上元元年(760年)，田神功“兵至扬州。大掠居人，发冢墓，大食、波斯贾胡死者数千人。”（《新唐书》卷一四四，《田神功传》。）仅死者即达数千人，居住在当地的“贾胡”至少在万人以上。
泉州港在唐朝时已是重要通商口岸。文宗太和八年(834年)上谕云：“岭南、福建、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存加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往来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全唐文》卷七五。）可见，泉州与广州、扬州并为当时主要通商口岸，故唐政府有“天佑元年(904年)，授福建道（三）佛齐国入朝进奉使都蕃长蒲诃粟(栗)宁远将军”（《唐会要》卷一〇〇。）之举。
海南岛位于南海之要冲，是来华蕃舶及贡船中转、避风的停泊之地。唐时有许多阿拉伯人、波斯人因蕃舶受飓风侵袭，上岸避险而留居；也有被掳掠后被迫落籍的。玄宗天宝年间盘踞万安州(今海南陵水东北)的海盗冯若芳，“每年劫取波斯船二三艘，取物为己资，掠人为奴婢。其奴婢居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可见人数之多。
上述地方穆斯林聚居一处，就必然存在管理问题，于是出现了“蕃坊”组织。“蕃坊”之名始见于唐。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〇四引唐人房千里《投荒录》曰：顷年在广州蕃坊，献食多用糖蜜、脑麝，有鱼俎，虽甘香而腥臭自若也。
房千里此书，《文献通考》卷二〇五《经籍考》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举《南行录》云：“唐房千里撰。太和中(827~835年)谪高州(今广东高州北)。既北归，编山川物产之奇，人民风俗之异，为此书。一名《投荒杂录》。”则可知《投荒录》此书当着于太和年间之后，亦即至迟在太和年间，广州已有蕃坊了。蕃坊设蕃长或都蕃长，故《唐国史补要》卷下有“有蕃长为主领”之语；又有唐末刘恂《岭表录异》卷中有“恂曾于蕃酋家，食本国将来者(波斯枣)饵之，乃火烁水蒸之味也。”故蕃长之设无疑。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其游记中所述广州蕃坊情况最为详尽：中国商埠为阿拉伯人集者日康府(即今广州)。其处有伊斯兰教掌教一人，教堂一所。……各地伊斯兰教商贾既多居广府，中国皇帝因任命伊斯兰教判官一人，依伊斯兰教风俗，治理穆斯林。判官每星期必有数日专与穆斯林共同祈愿，朗读先圣戒训。终讲时，辄与祈愿者共为伊斯兰教苏丹祝福。判官为人正直，听讼公平。一切皆能依《古兰经》、圣训及伊斯兰教习惯行事。故伊拉克商人来此地方者，皆颂声载道也。（《苏莱曼游记》，载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第201页。原译“回教”“回民”改译为“伊斯兰教”“穆斯林”。）
据此，则知广州蕃坊由唐朝政府任命蕃长(判官)一人，蕃长依《古兰经》、圣训行事。《唐律疏议》卷六载：“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可见，唐朝政府对“蕃客”是采取依其本俗法处理民事诉讼等事宜的，而蕃坊中的蕃长就是处理穆斯林事宜的执法者。
进入两宋后，一方面由于海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来自世界各地的蕃商、蕃客比唐代有增无减；另一方面，原先居住在中国的蕃客繁衍后代越来越多，以至出现了许多“土生蕃客”和“五世蕃客”。因此，除了广州城南唐时就形成的蕃客聚居区外，其他沿海城市如泉州、杭州、扬州等地也有许多蕃客聚居区。如泉州城南就是蕃客聚居区，时人有“唯有桐城南郭外，朝为原宪暮陶朱”的诗句（刘克庄：《泉州南郭二首》，《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十二。），桐城即泉州，因该城多种刺桐得名；原宪，孔子学生；陶朱，春秋末经商致富的范蠡。可见泉州城南是蕃商聚居的商业区。杭州清波门外聚景园，宋时即为回回人坟地，可见该城亦有蕃客聚居之地。扬州等地也有许多蕃客居住。但宋代史料中，明确见有蕃坊者，仅广州、泉州两地。
关于蕃坊坊建置、职权等情况，寓居广州的朱彧在《萍洲可谈》中记载最详：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所居住。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入贡，用蕃官为之，巾袍履笏如华人。蕃人有罪，诣广州鞫实，送蕃坊行遣，缚之木梯上，以藤杖挞之，自踵至顶，每藤杖三下，折大杖一下。盖蕃人不衣裈袴，喜地坐，以杖臀为苦，反不畏杖脊。徒以上罪则广州决断。（朱彧：《萍洲可谈》卷二。）
道光《广东通志》所载亦详：宋时商户巨富，服饰皆金珠罗绮，器用皆金银器皿，有凌虐土着者，经略使辄严惩之，土人有投充蕃户者，必诛无赦。天圣后留寓益伙，其首住广州者谓之蕃长，因立蕃长司。熙宁中，蕃使辛押陀罗授怀化将军，乞统察蕃长司公事，诏广州裁处。其后户绝，遂立蕃坊。蕃人有居琼管者，立蕃民所。（道光《广东通志》卷三三〇，《列传》六三，《岭蛮·外蕃附》。）
上述所引资料基本上勾画了宋代蕃坊及蕃长司的面貌，但实际上宋朝政府还专门制定了“蕃商犯罪决罚条”，规定“应大舶主及因进奉曾受朝命者，有罪责保奏裁，自余悉论如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二，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甲子条。）泉州的地方官甚至拒绝以蕃俗治蕃人，如宋孝宗时，泉州“蕃商杂处民间，而旧法：与郡人争斗，非至折伤，皆用其国俗，以牛赎罪。”但争斗案件“寝亦难制”，时汪大猷知泉州，“号于众曰：‘安有中国而用夷俗者，苟至吾前，当依法治之。’蕃客始有所惮，无敢斗者。”（楼钥：《汪公行状》《攻媿集》卷八八。）
综合上述史料，我们对宋代蕃坊有如下几点认识：
第一，宋代蕃坊与唐代蕃坊的体制、职能基本相似，即开展宗教活动、规范同类习俗、解决同类民事纠纷、维护同类利益等。
第二，每一蕃坊置蕃长(或都蕃长)一人。蕃长由德高望重、财力雄厚者担任，其具体封职由皇帝下诏，或由皇帝令地方官裁定。例如神宗“熙宁中，其使辛押陀罗乞统蔡蕃长司公事，诏广州裁度。”（《宋史》卷四九〇，《大食传》。）熙宁六年(1073年)，“都蕃首保顺郎将蒲陀婆离慈表令男麻勿奉贡物，乞以自代，而求为将军，诏但授麻勿郎将。”由此可见，宋时蕃长均授有一定的官价，是政府任命的官员，因而须穿戴政府规定的衣冠，“巾、袍、履、笏如华人”。
第三，蕃长“管勾蕃坊公事”，依据宋代刑法，用本俗(伊斯兰)处理“徒”刑，“徒以上罪，则广州决断”。可见蕃坊并不具有所谓“治外法权”，凡触及刑律者，一律按中国法律处置。
第四，“专切招邀蕃商入贡。”宋政府通过蕃长招引海外商旅来华贸易，增加朝廷市舶收入，运进宫廷及市场需要的各国货物。淳化四年(993年)来华大食舶主蒲希密就是广州蕃长招引而来的。他说：“昨在本国，曾得广州蕃长寄书招谕，令入京贡奉。盛称皇帝圣德，布宽大之泽，诏下广南，宠绥暮商，阜通远物。臣遂乘海舶，爰率土毛，涉历龙王之宫，瞻望天帝之境。”（《宋史》卷四九〇，《大食传》。）
第五，关于宋代蕃长行使教权，虽然史料缺载，但从唐代来华的苏莱曼、元代来华的伊本·白图泰等阿拉伯旅行家的游记中可以看出，从唐代蕃坊到元代回回哈的司，其职责是一致的，宋代蕃坊与唐代蕃坊一样，都是政教合一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