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蕃客日益增多，甚至成家立业，子孙繁衍，蕃客子弟也日益增多，因此对蕃客子弟进行教育问题就成了蕃坊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北宋蔡绦《铁围山丛谈》云：“大观、政和年间，天下大治，四夷响风，广州、泉州请建蕃学。”这并不等于北宋大观、政和年间(1107~1118年)才开始出现蕃学。
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唐宋时期穆斯林聚居的蕃坊实际上乃是当时的一种阿拉伯式的社会制度，其中必然包含着教育，因为他们必然会遵奉其先知穆罕默德的教导：“求学是穆斯林男女的天职。”阿拉伯式的教育，是教学生朗读《古兰经》，学习书法、语法、历史、算学和诗词等。学校多设在清真寺内。对成人的教育则通过讲授“圣训”以使之学习为人接物之道，同时在每周伊斯兰“聚礼”即“主麻日”的宣教中，进行品德和历史教育。由于教育是有继承性的，所以由唐宋以后经过演变直到二十世纪初，回族教育的一环仍然基本上还保留着这种经堂教育的模式（冯增烈：《回族教育的历程及当前改进的意见》，载《中国回族教育史论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
五、社会习俗
（一)语言文字
语言文字的使用基本上是与使用者的民族属性相一致的。唐宋时期的回族先民主要来自波斯和阿拉伯，到宋代时由于中亚突厥人的伊斯兰化，又增加了大批来自中亚突厥人种的穆斯林。他们到中国后，多数人操波斯语，少部分阿拉伯人操阿拉伯语。他们之中大部分人又兼通阿拉伯文。
公元七世纪三十年代，阿拉伯哈里发帝国建立后，统一了阿拉伯世界，继而向外扩张。公元651年，阿拉伯帝国灭亡伊朗的萨珊王朝，并在波斯地区强行推广阿拉伯文化。波斯人原来所操中古波斯语(巴列维语、摩尼中古波斯语和摩尼安息语等)逐渐被废弃，新波斯语取而代之。新波斯文采用阿拉伯文字母体系，又在阿拉伯字母B、J、Z和K的基础上创造了P、Ch、Zh和G四个字母，并从阿拉伯语中借入大量词汇。这种语言，从公元九世纪起到十七世纪，成为东部穆斯林世界通用的书面语。
但唐宋时期的中国穆斯林，不论其出自何种族，似乎又是兼通阿拉伯文的。喀喇汗朝巴拉沙衮的玉素甫，其名着《福乐智慧》现已发现的最古抄本是用阿拉伯文字抄写的；喀什噶里人马赫穆德的《突厥语词典》也是用阿拉伯文字写成的。中国沿海地区的一些伊斯兰遗物也证实了这一点。1980年在扬州东风砖瓦厂萧家山工地发现的唐代伊斯兰教徒木棺残墓中出土了一件青灰色釉绿彩背水扁壶，正面有一组阿拉伯文字：“真主最伟大”（孙永和、孙开平：《唐代扬州与西亚交往》，载《伊斯兰教在扬州》，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88页。）；另外南宋德佑元年(1275年)卒于扬州的普哈丁，其墓也刻有阿拉伯文《古兰经》章节。福建泉州现存最早的伊斯兰教徒墓碑是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侯赛因·本·穆罕默德墓碑，墓主是亚美尼亚哈拉提人，碑面阴刻文字也是阿拉伯文（《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宁夏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页。）。
唐宋时回族先民平时使用阿拉伯语或波斯语，这在宋人记载中得到证实。岳珂《桯史·番禺海獠》云，广州穆斯林家中“有堂焉，以祀名，……称谓聱牙，亦莫能晓……。堂中有碑，高袤数丈，上皆刻异书如篆籀。”可见穆斯林所用语皆汉人不懂之文字，“称谓聱牙”“异书如篆籀”。穆斯林虽有“蕃坊”，但总体来说仍是与华人杂居，经商、交流均需使用汉语，久之，回族先民们中懂汉语、甚至精通汉文化者渐渐增多。
(二)姓氏
域外穆斯林来华后必然面临着姓氏称谓问题，而姓氏称谓既是氏族、种族的标志，又是在人群中生活、人与人之间交往所需要的。
唐宋时期的回族先民姓氏的变化，已大体反映了域外穆斯林来华后姓氏变化的规律。他们初入华时，一般都仍保留着自己原来民族的姓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本人或他们的后裔，渐渐采用汉名汉姓，或者在族内交往仍用原来民族姓氏，对族外则用汉姓汉名。其采用汉姓汉名一般来说有以下几种情况：
以国姓为姓氏。唐朝皇帝每以国姓赐外国人或周边少数民族领袖。唐时虽未见有皇帝赐姓回族先民的记载，但姓李的回族先民甚多，如曾考中进士的李彦昇，蜀中诗人李珣、李舜弦等，他们之所以姓李，虽未必为唐朝皇帝所赐，但作为外来民族或少数民族，选择国姓为己姓，也是一种时尚。又如，五代十国时广州为南汉所据，宋时广州蕃坊刘姓甚多，或者与南汉刘氏赐与广州蕃客有关，或者为回族先民所选择。
以国名为姓。唐时移居中国之西域胡人，多以其本国名为姓。元初胡三省曰：“米姓出于西域，康居枝庶，分为米国，复入中国，子孙遂以为姓。”（《资治通鉴》唐纪六十四，胡三省注。）中国人本无米姓，至唐中叶，米姓始现于中国载籍。北宋末之画家米芾、米友仁父子为米国人，其先世即来华定居。
以译音为姓。南宋赵汝适《诸蕃志》云：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之爪哇岛)“国人多姓蒲”。岳珂《桯史》亦称：“番禺海獠杂居，其最豪蒲姓。”《宋史·大食传》，大食贡使蒲姓最多，如蒲希密、蒲思那、蒲押陀黎、蒲加心……南宋泉州掌市舶司之蒲寿庚及其兄蒲寿宬，先世亦为大食人。蒲姓实为阿拉伯文Abu之音译，其音本为“阿蒲”或“阿卜”，但元音“阿”常被略去，仅用“卜”或“蒲”。
(三)饮食、服饰、婚姻
世界各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都根据《古兰经》中的规定，在饮食方面有特殊的要求与规定。
《古兰经》规定：“禁止你们吃自死物、血液、猪肉，以及诵非真主之名而宰杀的、勒死的、捶死的、跌死的、抵死的、野兽吃剩的动物。”(5：3)又规定：“他们问你饮酒和赌博（的律例），你说：这两件事都包含着大罪。”(2：219)“信道的人们啊！饮酒、赌博、拜像、求签，只是一种秽行，只是恶魔的行为，故当远离，以便你们成功。”(5：90)《古兰经》中的这些规定，基本上有下列三条原则：一、污秽不洁有碍身体健康的不得食；二、未履行宗教仪式而下刀或自死、弃死的动物不得食；三、饮酒属恶魔行为，应予禁止。
自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广大在华穆斯林一直恪守饮食禁忌。北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二曰：蕃人衣装与华异，饮食与华同。……至今蕃人但不食猪肉而已。又曰，汝必欲食，当自杀自食。至今蕃人非手刃六畜则不食。若鱼鳖则不问生死皆食。
朱彧所记基本正确，不过鳖也在穆斯林禁食之列。南宋岳珂在《桯史·番禺海獠》中也略有记载；“旦辄会食，不置匕箸，用金银为巨槽，合鲑炙、粱米为一，洒以蔷露，散以冰脑。坐者皆窴右手于褥下不用，曰此为触手，唯以溷而已，群以左手攫取，饱而涤之，复之于堂以谢。”
从唐宋人记载中可知回族先民的服色，一般仍保持其民族特色，如《萍洲可谈》卷二称“蕃人衣装与华异”，但一旦担任“蕃长”，则“巾袍履笏如华人”，以示其为朝廷基层官员的身份。又说，“其人手指带宝石，嵌以金锡”，与庄季裕《鸡肋编》所记相同。《鸡肋编》谓“广州波斯妇，绕耳皆穿六带环，有二十余枚者。”
回族先民的婚姻主要是教内婚。根据伊斯兰教义规定，伊斯兰教徒不得与异教徒通婚，若要联姻，对方必须入教。但来华的穆斯林多以经商为主，加之路途遥远，险象环生，因此单身汉占了一定比例。许多单身穆斯林长期留居中国，又与华人杂居，自然会置产业，娶汉女，建立家庭。如顾炎武说：“海‘獠’多蒲及海姓，渐与华人结姻，或取科举。”（《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〇四。）《萍洲可谈》记，北宋元佑间(1086~1094年)，“广州蕃坊刘姓人娶宗女，官至左班殿直。”（《萍洲可谈》卷二。）有的官员甚至以己妹嫁给阿拉伯大商人。对于这种状况，唐宋政府是限制和禁止的。如《新唐书·卢钧传》载：蕃“獠”与华人错居相婚嫁，多占田，营第舍。吏或挠之，则相挺为乱。（卢）钧下令蕃华不得通婚。
唐朝政府曾正式下令禁蕃汉通婚，《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开成元年(836年)六月，京兆府奏：准令式。中国人不合私与外国人交通、买卖、婚娶、来往。
宋朝政府也曾作过限制，上述刘姓蕃人娶宗室女引发争分财产案后，“朝廷方悟宗女嫁夷部，因禁止三代，须一代有官，乃得娶宗女。”然而，事实上这种禁止和限制都是徒劳的，蕃汉通婚是阻挡不住的历史趋势。
本章小结
唐宋时期的“回族先民”是指伊斯兰教兴起后，从阿拉伯帝国、波斯等地来华的穆斯林及其后裔。这些来华的穆斯林，主要从事商业贸易，也有一部分是来华传教的教士，华人把他们泛称为“胡商”或“蕃客”。但“胡商”“蕃客”并不都是回族先民，因为当时还有一些信奉基督教、摩尼教、祆教(拜火教)、佛教、犹太教的商人、教士都包括在“胡商”“蕃客”之内。
回族先民的种族，在唐代主要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到辽、金、夏、宋时期，由于中亚突厥语族大部分皈依伊斯兰教和喀喇汗王朝实现伊斯兰化，因此回族先民中又加入了突厥语族的穆斯林；而南亚、东南亚和非洲东部的一些地区也实现了伊斯兰化，中国史书中出现的“昆仑奴”“黑小厮”等，大部分是指来自于这些地区的穆斯林。这些“胡商”“蕃客”在中国定居后，不断繁衍，故有“土生蕃客”“四世蕃客”“五世蕃客”之称。在整个唐宋时期，尽管许多“蕃客”及其后裔已经在华生活了几代，有的甚至在当时政府中担任了一官半职，但他们仍然是“蕃客”，在法律上仍然是外国公民。这是回族先民与元代回回人最大的区别之一。
“胡商”“蕃客”的主要经济活动是贸易，他们之中许多人成为富商；加之唐宋政府需要他们运进大量香料、珠宝、珍异物产，又可从外贸中增加财政收入，因而对“胡商”采取了保护、优待政策。“住唐”的“胡商”羡慕中华文明，自然乐此不返。沿海的广州、泉州、扬州、明州及都城长安、开封、杭州等地是“胡商”主要聚居地区，有些城市如广州、泉州就出现了蕃客居住区和社会组织--蕃坊，设蕃长司，由蕃长负责区内穆斯林的诉讼、宗教活动和蕃学等事宜。
根据史料，早在唐太宗贞观年间，穆罕默德的弟子斡葛思就到达广州从事传教活动。从此，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在华的穆斯林聚居区普遍建立了礼拜寺，宗教活动得以正常进行。回族先民尽管生活于汉族的汪洋大海中，他们却始终保留着穆斯林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这就是回族先民凝而不散的重要原因。
回族先民绝大多数来自文明古国阿拉伯、波斯，他们除了为中华大地带来了伊斯兰教以外，还带来了他们故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精湛的手工业产品，为以儒学为主的中华文明注入了新的内容，中华文明的多元化更加名副其实了，也更加绚丽多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