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典赤在陕的第二件大事是文治。赛典赤是一位十分尊重文化和认真学习汉文化的回回上层官僚。从他“自云世家如中国孔子宗系”这句话即可知他是很了解孔子在中国的地位的。宪宗朝他在担任燕京行尚书省断事官和燕京路总管时，曾遵照忽必烈令旨重修文庙，据《析津志》载，宪宗三年(1231年)六月，“宣授燕京路都总赛典赤出色（包）银钞，奉令旨增修一新。”同书又载宪宗四年忽必烈“道与赛典赤”的令旨一道：宣圣庙并赡学地土“分付与秀才们者，(道士)冯志亨先生每今后再不得争夺。”（《析滓志辑佚》，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99～120页。）他到陕西之后，十分重视重修文庙，兴办学校，曾于至元七年(1270年)拨给木材、砖瓦等材料，命京兆府判官寇元德董其事，大约在至元十年左右完成了对宣圣庙的重修工作（徐琰：《重修宣圣庙记》，《陕西金石志》卷二七。此碑残缺严重，可参见程越《赛典赤事迹补订》，《中国回族研究》第1辑。）至元九年，赛典赤·赡思丁离开陕西四川行省。
早在宪宗三年(1253年)冬时，忽必烈攻灭大理国。忽必烈即位后，不断加强对云南的管理。至元四年(1267年)，封皇子忽哥赤为云南王，于王府之外，并置大理等处行六部，在云南王监督下统摄五城之地。至元八年二月，忽哥赤被大理等处元帅宝合丁、行六部尚书兼王傅阔阔带等毒死，云南政局一直动荡不安。十二月，监察御史魏初建议以赛典赤或畏兀人廉希宪镇抚其地，其奏章曰：窃见西南国家重视，其所以抚养军民，镇服寇敌，必得朝廷名德大臣才干有为者，然后为可，今赛平章已停职打算，其纲纪省事者，宜为遴选其人。伏见廉平章明敏有志，度在闲日久，若应是选，实为朝廷军民之便。（魏初：《青崖集》卷四。） 廉希宪是功臣布鲁海牙之子，原是世祖潜邸旧臣，在元初政坛上起过重要作用。但赛典赤比他具有更多的优点，尤其是为人沉稳宽厚，善于以德服人，处理诸王关系也更有办法，加上抚治陕蜀九年的经历，使忽必烈最后选中了赛典赤。《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载：（至元）十一年，帝谓赛典赤日：“云南朕尝亲临，比因委任失宜，使远人不安，欲选谨厚者抚治之，无如卿者。”
赛典赤受命后，“即访求知云南地理者，画其山川城郭、驿舍军屯、夷险远近为图以进。帝大悦，遂拜平章政事，行省云南。”（《元史》卷一二五，《赛典赤赡思丁传》。）他在滇五年，其主要功绩有：
第一，理顺行政机构，置于行省控制之下。行省建立前，云南军政号令不一，宗王权力过大。赛典赤至滇前，宗王脱忽鲁“惑于左右之言，以赛典赤至，必夺其权，具甲兵以为备。”赛典赤消除其疑虑，任命其亲信二人为行省断事官，“王大悦。由是政令一听赛典赤所为。”（《元史》卷一二五，《赛典赤赡思丁传》。）建省前，云南地方行政机构设有宣慰司，军事上设都帅府，归宗王统领。赛典赤把宣慰司置于行省领导之下，同时行省兼行元帅府事，分掌部分军权，使行省统一了军政权力。之后，赛典赤又着手建立郡县，把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改置为路、府、州、县，设相应的总管、知府、知州、县令等长官，“为路三十七，府二、属府三，属州五十四，属县四十七，其余甸、寨、军民等府不在此数。”（《元史》六一，《地理志》四。）行省的首府从大理迁到昆明。
第二，兴修水利，开展屯田，发展农业生产。赛典赤入滇后很快进行了户口清理，他以漏籍民户为主，在中庆、大理、威楚、鹤庆、曲靖、寻甸、澂江、临安等地建立民屯，计屯户14274户，田地约3万多双(每双4亩)，占全省民屯90%以上，其中中庆地区(今昆明地区)是省治所在地，有民屯4197户，官给田17022双，自备己业田2602双，共约田2万双(合8万亩)，占全省民屯田数一半以上。但昆明以南的滇池，水利系统年久失修，水患严重，赛典赤命大理等处巡行劝农使张立道主持整治滇池水利工程：其地有昆明池，介碧鸡、金马之间，环五百余里，夏潦暴至，必冒城郭。立道求泉源所自出，役丁夫二千人治之，泄其水，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元史》卷一六七，《张立道传》。）
这次工程长达三年，初步疏通了滇池的出水口--海口，增修了滇池上游盘龙江的松花坝水利灌溉系统，使数十万亩田地得到灌溉。赛典赤等还十分注意把中原先进农业生产技术传播到云南，云南有些地区“无秔稻桑麻”、赛典赤“教民播种”（《元史》卷一二五，《赛典赤赡思丁传》。）；“爨、僰之人虽知蚕桑，而未得其法，（张）立道始教之饲养，收利十倍于旧，云南之人由是益富庶。”）（《元史》卷一六七，《张立道传》。）
第三，统一赋税。明初张洪的《南夷书》记录了赛典赤初到云南时的一段历史：赛公初下车，接见无虚日；虽以一壶浆，必笑而纳之，更厚其酬答。由是远近翕然俱来。赛公度其可与语，乃告其民曰：“吾欲分尔耕，贷尔牛种、耒耜、蓑笠之具，度亩收若干？”夷曰：“可得稻二石。”公曰：“输官几何？”夷曰：“半之。”公曰：“太重，后将不堪。其牛种耒耜之具不复再给，牛死买牛，具弊修具，一家衣食所须，半岂能给？”夷曰：“然则三之一。”赛公曰：“尔虽克供，惧尔子孙弗继也；后之代我者，必欲盈其数，则上下相恶矣！吾与约，尔毋我违，亩输为二斗，其勿逋！”夷大悦。或诘曰：“租甚轻，惟道远弗克致，奈何？”赛公又询其地之所宜，宜马则入马，宜牛则入牛，并与米直相当；不产牛马入以银。今之粮折牛马、粮折银是也。（转引自方国瑜：《关于“赛典赤抚滇功绩”》，载《人文科学杂志》，1958年，第1期。）
第四，推广文治，改革民俗，兴办学校。《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载：云南俗无礼仪，男女往往自相配偶，亲死则火之，不为丧祭。无秔稻桑麻；子弟不知读书。赛典赤教之拜跪之节，婚姻行媒，死者为之棺椁奠祭，教民播种，为陂池以备水旱，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 张立道也帮助赛典赤大力推动文治，特别是“建孔子庙，置学舍，劝士人子弟以学，择蜀士之贤者，迎以为弟子师，岁时率诸生行释菜礼，人习礼让”（《元史》卷一六七，《张立道传》。），受到了赛典赤的表彰。
第五，建立友好的民族关系及邻国关系。赛典赤初到云南时，由于当地蒙古贵族和大理段氏贵族对各族人民的残暴统治，使云南地区的民族关系十分紧张。至元元年(1264年)曾爆发过白族僧侣舍利畏联合威楚、统失、鄯阐及37部诸爨起义，众以万计（《元史》卷一六六，《信苴日传》。）赛典赤入滇后，诸蛮仍不断反抗。至元十三年，位于红河一带的萝盘甸起兵反抗，赛典赤采取了“力攻不如德降”的方针，使萝盘主出降，西南诸族“款附”。当地土吏曾去大都诬告赛典赤“专僭数事”，世祖大怒，命械送云南交赛典赤处治，赛典赤说明皇帝给予他的“便宜”之权，将他们释放，土吏们感激涕零，“某有死罪，平章既生之而官之，誓以死报。”云南地区的民族关系得到改善。
赛典赤在改善与毗邻的安南、缅诸国的关系上也做了许多工作。元初，世祖曾命安南行臣服六事：君长入朝、子弟入质、编民数、出军役、输纳税赋、置达鲁花赤。安南王用各种理由加以推辞，两国关系紧张。“赛典赤遣人谕以逆顺祸福，且约为兄弟。交趾王大喜，亲至云南，赛典赤郊迎，待以宾礼，遂迄永为藩臣。”至元十六年(1279年)赛典赤去世时，“交趾王遣使者十二人，齐绖为文致祭，其辞有‘生我育我，慈父慈母’之语，使者号泣震野。”
元朝建立后，中缅曾互有使臣往来。至元十年(1273年)元使在缅甸被杀。至元十四年（1277年），缅王遣大将释多罗伯率士卒象骑数万，侵犯云南镇西路金齿各部，被元军击败。次年，赛典赤子纳速剌丁率三千余兵征缅，至红头(今缅甸蛮莫县江新)，招降其附近诸部落而归。大德五年(1301年)，赛典赤次子忽辛遣人谕缅王：“我老赛典赤平章子也，惟先训是遵，凡官府于汝国所不便事，当一切为汝更之。”缅王遂与使者偕来，献白象一（以上引文均见《元史》卷一二五，《赛典赤赡思丁传》。）
在中外史料中对赛典赤这位把毕生贡献给国家的政治家，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王恽称他是“回纥之有良德者”；拉施特说：“他一次也没有受到过检举，也没遭到过任何不幸。”（拉施特：《史集》第二卷，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40页。）赛典赤治滇至今在云南各族人民中仍然有口皆碑。当赛典赤去世后，“百姓哭巷”（《元史》卷一二五，《赛典赤赡思丁传》。），“远近如丧考妣”（《咸阳王抚滇功绩节略》。），“邦之父老，请诸朝刻石颂功，立庙祀之。”（《景泰云南图经》卷一，《云南府·名宦》。）
赛典赤家族是元代回回人中十分显赫的家族，除赛典赤·赡思丁本人外，担任元中书省平章政事的还有伯颜、伯颜察儿；任行省长官(包括平章、右丞、左丞)有六人：纳速剌丁、忽辛、马速忽、乌马儿、忽先、沙的；其余有任达鲁花赤、总管、宣慰使、宣慰使都元帅、太常礼仪院使等职。其中担任云南行省长官的有纳速剌丁平章、忽辛右丞、马速忽平章、忽先平章、沙的左丞等。纳速剌丁继承父业，对行省工作多有改进，如立云南诸路提刑按察司，以清理积察和纠察官吏；改进税制；建立军屯；禁放高利贷；云南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均有所发展。纳速剌丁调任陕西平章时，当地“家冶金铸公像，事之如神。”（任士林：《平章政事赛典赤荣禄公世美之碑》，《松乡先生文集》卷一。）所以，云南的开发是与赛典赤家族分不开的，“赛典赤”之名，“虽三尺之童亦知之”（赵子元：《赛平章德政碑》，《新纂云南通志》卷九二《金石考》。），“赛典赤”亦成了廉洁奉公的代名词（王礼：《罗泸州子父志节状》：“金铜像者蛮人所用。以与货贝同行者也。货贝亦蛮人所有，谓之贝八子。事有不便于土官者，土官辄以多贿动(罗)文节，文节怒斥之，其人曰：‘君萨达克齐(即赛典赤)耶？乃不纳我金也。’盖国初时，有平章萨达克齐至廉，故其言如此。”(《麟原后集》卷十)。）
还应该指出的是，元代回回人担任地方行省长官的人数甚多（见吴廷燮《元行省丞相平章政事年表》(《二十五史补编》收入)、《新元史·行省宰相年表》，杨志玖在《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元史三论》收入)和《回回人与元代政治》(载《回族研究》1994年4期)中专门列出各行省回回省臣十表。），其中不乏政声斐然者，除赛典赤家族中为官云南行省者外，赛典赤之孙乌马儿在任福建行省平章和江浙行省平章均有善政，为民称颂。
(三)阿合马理财
自蒙古兴起、建立蒙古国后，蒙古统治者多依赖回回人为其理财。如牙剌瓦赤之治理河中，奥都剌合蛮之扑买，赛典赤·赡思丁之负责军饷。至元元年(1264年)赛典赤出为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省平章后，为阿合马执掌全国财赋提供了契机。
阿合马是中亚费尔干那盆地忽阐河(今锡尔河)畔费那喀忒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西南)人，初隶蒙古弘吉剌部按陈那颜，以世祖察必哈屯(顺圣皇后)媵臣服务于忽必烈潜邸。阿里不哥之乱时，忽必烈急需军资供应，他以才能得进。中统二年(1261年)以开平同知计点燕京万亿库诸色物货。三年，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转运使。世祖“专以财赋之任委之。”阿合马兴钧州、徐州铁冶；又以礼部尚书马月合乃兼领已括户3000，兴煽铁冶，岁输铁103万7千斤，铸造农器20万件，易粟输官粮田万石；自至元元年(1264年)起，山西盐税岁课增加五千两。这些措施使元朝国库收入增加很快，忽必烈大喜，是年超拜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三年，立制国用使司，阿合马兼领使职。七年，立尚书省，罢制国用使司，阿合马改尚书省平章。《元史·阿合马传》曰：阿合马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负，众咸称其能。世祖急于富国，试以行事，颇有成绩。又见其与丞相线真、史天泽等争辩，屡有以诎之，由是奇其才，授以政柄，言无不从，而不知其专愎益甚矣。
此后，阿合马恃宠日益骄横，“挟宰相权，为商贾，以网罗天下大利”，任用亲属，“一门悉处要津”，朝臣和御史们屡次上奏严劾，世祖不以为是，反而百般庇护。《元史·阿合马传》又曰：世祖尝谓淮西宣慰使昂吉儿曰：“夫宰相者，明天道，察地理，尽人事，兼此者，乃为称职。阿里海牙、麦术丁等，亦未可为相，回回人中，阿合马才任宰相。”其为上称道如此。
阿合马在忽必烈庇护下愈益走向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