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合马理财是在世祖即位后面临阿里不哥争位、李璮叛乱、西北诸王之乱的背景下开始的，随后南征南宋，战争规模扩大，政府对财政的要求与日俱增。阿合马在如此严峻的财政形势下，敢于挑起重担，如果没有一点“奇才”和勇气，是绝不可能担当此任的。其实，阿合马理财的方法并不是所谓“回回法”，而是中国历史上传统的盐铁专利法；阿合马集团的人并不都是回回人，而是有相当数量的汉人。阿合马从钧、徐二州兴鼓铸之利和增加太原盐课开始颇见成效，忽必烈“授以政柄”，阿合马变本加厉，敛财愈急，忽必烈愈加信任，统治集团内分裂愈益明显，终于导致恶性循环。我们不妨先分析一下阿合马的理财措施：
一是官营牟利。主要有兴煽铁冶：如中统四年钧、徐二州铁冶，马月合乃兴煽铁冶、铸造农具，至元十二年“鼓铸铁器，官为局卖”。专卖药材：如至元十二年于南京(今河南开封)、卫辉(今河南沁阳)等路籍括药材，进行专卖。垄断和市：“阿合马方用事，置总库于其家，以收四方之利，号曰和市。”（《元史》卷一六八，《何荣祖传》。）是以官营之名而私利。所以，官营本身是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好办法，问题是出在以权谋私上，而且愈演愈烈，右丞相安童指责他们：“阿合马、张惠，挟宰相权，为商贾，以网罗天下大利，厚毒黎民。”（《元史》卷二〇五，《阿合马传》。）有权有势者成为“官商”“官倒”，这是最容易激起民愤的。阿合马之罪此为一。
二是增加税课。通过税收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这是任何时代政府的主要职能，阿合马用增税的办法来增加政府的收入也在常理之中。问题是增税的限度和方法。以工商税为例，时人程钜夫在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左右的奏章中说：茶、盐、酒、醋等税，近来节次增添，比附初归附时十倍以上。（程钜夫：《江南诸色课程多虚额妄增宜与蠲减》，《雪楼文集》卷十。）
而其使用的方法，近乎奥都剌合蛮的“扑买”。至元十二年(1275)，以军兴国用不足，阿合马请复立诸路转运司十一所，以亦必烈金、扎马剌丁、张暠、富珪、蔡德润、纥石烈亨、阿里和者、完颜迪、姜毅、阿老瓦丁、倒剌沙等为使。其后又陆续分置榷茶、运盐、宣课等司。于是办课官吏往往以多括增课为能事，阿合马也以增课作为升黜标准，如至元十六年(1279年)九月，安西王府官赵炳云：“陕西课程岁办一万九千锭，所司若果尽心措办，可得四万锭。”阿合马即命赵炳负责总办（《元史》卷十，《世祖纪》七。）到十八年九月，京兆等路岁办课额果然自一万九千锭增至五万四千锭（《元史》卷十一，《世祖纪》八。）这种做法，等于是把一个地区的税收包给承办者，使当地的税课成倍增长，也培育了一批似同狼虎的恶吏。
三是屡兴理算。理算也称钩考、根刷、打勘，意为检查、审核诸官府出纳财物。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常用此法考核官吏、清理财务。蒙古国时也常常实行钩考。阿合马屡兴理算，次数之多，实属罕见。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十月，参知政事郭佑上言：“自平江南，十年之间，凡钱粮事八经理算。”（《元史》卷十三，《世祖纪》十。）如此频繁的理算，反映了阿合马敛财心切，而真正受害的还是普通百姓。郑所南形容道：根刷弊幸曰打勘，实假名苦房酋，行骗财之术也。州县上下司务，岁一二次打勘。任此责虏酋，支蔓根穷，贿赂归鞑。州县酋长甚苦此。为鞑之勾当者，人以鸬鹚为譬：鸬鹚得鱼满颔，即为人抖取；鸬鹚更取鱼，人又抖取。劳无穷，利甚鲜，譬酋吏苛取民财，复为鞑囚胁取归鞑之苦。（郑所南：《心史·大义略叙》。）
四是增发纸币。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发行全国统一的交钞。中统元年(1260年)七月，发行中统丝钞，以丝为本。十月，发行“中统元宝交钞”，不限年月，与银并行流通。其法以银为本，法定比价中统钞二贯(两)同白银一两。自中统三年世祖“专以财赋之事委之”阿合马后，钞法的完善与发行主要由阿合马负责。在阿合马主持财赋的二十年间，钞法的施行经历了两个阶段：至元十二年(1275年)前处于完善阶段，基本上做到“以银为本，虚实相权”，储备金是充足的，至元元年(1264年)设立平准库，各地设行用库，有严格的管理，纸币信誉甚高，发行量也有限制，虽有增加，但数量不大。至元十二年后，由于征宋战争开始，交钞发行量猛增，纸币贬值，物价飞涨。故王恽论道：
窃见元宝交钞，民间流转不为涩滞，但物重钞轻，谓如今用一贯，才当往日一百，其虚如此，可谓极矣。究其所以，法坏故也，其事有四。自至元十三年以后，据各处平准行用库倒到金银，并元发下钞本课银，节次尽行起讫：是自废相权大法，此致虚一也……印造无算，一切支度虽千万定，一千新印料钞内支发，可谓有出而无入也，其无本钞数民间既多而易得，物因踊贵而难买，此致虚二也。又总库行钱人等，物未收成，预先定买，唯恐或者先取，故视钞轻易添买，物重币轻多此之由，此致虚三也。又外路行用库令库子人等私下倒易，多取工墨，以图利息。百姓昏钞到库不得画时回换，民间必须行用，故昏者转昏，烂者愈烂，流转既难，遂分作等级……此致虚四也。（王恽：《便民三十五事·论钞法》，《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九〇。）
阿合马也是动用纸币准备金的第一人，他“将随路平准库金银，尽数起赴大都，以要功能。”（《元史新编》卷八七，《食货志·钞法》。）所以，世祖中期后钞法变坏，阿合马有责任。但至今我们未发现阿合马有私印纸币、贪夺准备金等违法行为。
阿合马理财近二十年，确实起到了敛财的效果，使世祖忽必烈赖以平定叛乱，灭亡南宋，实现全国统一，奠定一代制度。但其敛财手段残酷，变成苛政，加之以权谋私，乘机大发横财，打击迫害异己，任用私党，朝内朝外恨之入骨。《元史·阿合马传》说：时阿合马在位日久，益肆贪横，援引奸党郝祯、耿仁，骤升同列，阴谋交通，专事蒙蔽，逋赋不蠲，众庶流移，京兆等路岁办课至五万四千锭，犹以为未实。民有附郭美田，辄取为己有。内通货贿，外示威刑，廷中相视，无敢论列。
至元十九年（1282年）三月，益都千户王着与高和尚等利用世祖、真金太子前往上都机会，诈称真金太子还京作佛事，矫皇太子令旨，命枢密副使张易发兵，于当晚会集东宫前，王着驰见阿合马，令他集中书省官员齐往东宫前迎接，入夜，伪太子一行到宫前，王着将阿合马用铜锤击死。事发，王着、高和尚、张易先后被捕杀害。世祖后来得知阿合马罪恶，始大怒曰：“王着杀之，诚是也。”乃命发墓剖棺，戮尸于通玄门外。子忽辛、抹速忽、阿散、忻都等亦被杀。至是年五月，“沙汰省部官，阿合马党人七百十四人，已革者百三十三人，余五百八十一人并黜之。”（《元史》卷十二，《世祖纪》九。）
四、元代中后期回回政治势力的升降
(一)赛梁秉政
元世祖忽必烈先后起用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之后，财政状况依然入不敷出。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中书右丞相完泽上奏曰：一岁天下所入，凡二百九十七万八千三百五锭，今岁已办者才一百八十九万三千九百九十一锭，其中有未至京而在道者，有就给军旅及织造物料馆传俸禄者，自春至今，凡出三百六十三万八千五百四十三锭，出数已逾入数六十六万二百三十八锭矣（《元史》卷十七，《世祖纪》十四。）
由此可见，该年财政赤字已达660238锭，竟占全年财政收入的22%强。实际上，财政入不敷出的状况已经持续多年，桑哥等虽企图用滥发纸币等办法来解决矛盾，但结果却适得其反。桑哥被诛后，忽必烈不得不寻觅新的理财之臣。
赛典赤·伯颜原名阿不一别克儿，他是赛典赤·赡思丁之孙、纳速剌丁之长子。纳速剌丁在世时，“就被派去当了刺桐城的长官”（拉施特：《史集》第二卷，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40页。）刺桐即福建泉州，当时刺桐城的长官即福建等处行中书省的长官。至元二十九年正月，伯颜与江西行省另一位长官阿老瓦丁上奏，要求减免蒙山役夫田租，《元史》卷十七《世祖纪》十四云：江西行省伯颜、阿老瓦丁言：“蒙山岁课银二万五千两。初制，炼银一两，免役夫田租五斗，今民力日困，每两拟免一石。”帝曰：“重困吾民，民何以生！”从之。
至元三十年(1293年)正月，伯颜以河南江北行省平章的身份上奏曰：“扬州忙兀台所立屯田，为田四万余顷，官种外，宜听民耕垦。扬州盐转运一司设三重官府，宜削去盐司，止留管勾。襄阳旧食京兆盐，以水陆难易计之，莫若改食扬州盐。蔡州去汴梁地远，宜升散府，以颍、息、信阳、光州隶之。”诏皆从其议。
伯颜在担任行省长官时显示的理财才能很快得到忽必烈的赞赏。是年十一月，忽必烈把伯颜调到中央，任中书平章政事，“位帖哥、剌真、不忽木上”。
伯颜当了两年平章政事后，朝廷中“一些告密者出来中伤他，断言他挥霍了六百万巴里失。”这件事引起了忽必烈的不满。但经过调查后，忽必烈不但消除了误解，反而对伯颜更加信任。拉施特写道：已故的赛典赤的孙子之中，有（一个）名叫阿不一别克儿，被合罕赐以伯颜平章之号……在忽必烈合罕时代，他当了两年宰相（据《元史·世祖纪》，伯颜于至元三十年十一月入中书平章政事，到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忽必烈去世，不足两个月。但《史集》说伯颜已“当了两年宰相”，可能是从伯颜长官福建行省算起的。）当时，在合罕的底万中有一些告密者出来中伤他，断言他挥霍了六百万巴里失。合罕向他索还（它们）。他回答道：“这些资财，我已发放给人民了，因为在一连三年中都有自然灾害，禾苗不长，臣民贫困。现在如果合罕有旨，我就去卖他们的妻子和儿女，把钱送给合罕，但国家要因此而破毁了”。合罕喜欢他所流露出的对臣民的同情，于是他说道：“所有大臣和异密都（只）关心自己，伯颜却关怀国家和臣民！”他赏赐了他很多东西，给他穿上了饰有宝石的衣服，并且把一切重要的事都托付给他办（拉施特：《史集》第二卷，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54~356页。）
在忽必烈去世之前，伯颜已取得了最高统治者的高度信任。
伯颜之所以取得成宗铁穆耳的极大信任，是因为在铁穆耳的皇位继承问题上出了大力。忽必烈早在至元十年(1273年)时就正式册立太子真金为皇太子。至元二十二年十二月真金病死，皇太子位空缺。到至元三十年伯颜受到忽必烈嘉奖后，真金之妻阔阔真就委托伯颜去询问忽必烈：“真金的宝座被封存九年了，你对此有何吩咐？”《史集》记载了这事的经过：合罕由于过分高兴，从病床上起来，召来异密们说道：“你们说这个撒儿塔兀勒是个坏人，然而他却出于怜悯而作了有关臣民的报告，他谈到了宝座和大位，他关心到了我的子女，为的是在我身后他们之间不致发生纷争！”于是，他又一次奖赏了伯颜平章，并以其祖父的崇高的名字赛典赤来称呼他……赛典赤奉旨出发，把铁穆耳合罕从途中召回来，在开平府城中，扶他登上了真金的宝座。（拉施特：《史集》第二卷，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55页。）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正月，忽必烈病逝。真金第三子铁穆耳即位，是为成宗。
成宗即位后，伯颜继续担任中书平章政事。如果说，世祖忽必烈时伯颜受到重用，但还没真正做到“秉政”，那么成宗时，伯颜在中书省中的地位更加巩固，他联合汉人梁暗都剌主持了朝政。梁暗都剌，本名德珪，字伯温，大兴良乡(今属北京)人，他通晓蒙古语、西域法，他谙熟行政法规，也是一位理财高手。《元史·梁德珪传》曰：至元三十一年……拜参知政事。在省日久，凡钱谷出纳之制，铨选进退之宜，诸藩赐予之节，命有骤至，不暇阅简牍，同列莫知措辞，德珪数语即定；问遇疑事，则曰某事当如某律，某年尝有此旨，验之皆然。
梁暗都剌于成宗即位后升中书左丞，大德二年(1298年)拜平章政事。当时右丞相为完泽，左丞相是哈剌哈孙，这两位身居要位的蒙古大臣对赛、梁理财还是比较放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