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回音乐在元代已深入到全国各地。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来到中国，在《伊本·白图泰游记》中记载了中国各地穆斯林和官员喜爱回回音乐的情况。如在隋尼隋尼(今广州)，当地法官和穆斯林“每天举行宴会，请来歌手助兴”；在他到达干江府(一说江西建昌府，一说浙江江山县)时，“法官、谢赫·伊斯兰和商人们都出城迎接，他们携带彩旗、鼓号，率领歌手，还牵来马匹让我们骑坐……”在汗沙城(今浙江杭州)，“法官赫伦丁，当地的谢赫·伊斯兰，以及当地的穆斯林要人——埃及人士欧斯曼·伊本·安法尼的儿子们，都出城迎接，他们打着白色旗帜，携带鼓号。”当地总长官郭尔塔派他的儿子陪同伊本·白图泰等去港湾，“他携带歌手乐师，他们用中国文，用阿拉伯文，也用波斯文演唱。而公子嗜爱波斯音乐。歌手们演唱一首波斯诗，公子命他们重复多遍，使我于倾听之后，竟熟记无误了。这支歌曲极其委婉动听……我们至夜晚才回长官府，便寄宿于府内，晚上歌手乐师再次上演动人的妙曲。”
至于元代流行的回回乐曲究竟是什么样的乐曲，现在已经很难弄清楚了。不过“伉俪”曲，似应为康里之曲调。康里，为游牧于乌拉尔河以东至咸海东北的突厥部落，多充任花剌子模国和喀喇汗朝军士，十一世纪中叶时伊斯兰化。成吉思汗西征时进入其境，之后大批康里人进入中原，康里乐曲亦随之传播；“马黑某当当”有的研究者认为很可能就是新疆维吾尔族最古老的乐曲“木卡姆”，“十二木卡姆”当时叫“马黑木”（董锡玖：《中国舞蹈史》(宋、辽、金、西夏、元部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第103页。）。这种推测有一定的根据，因为康里与回纥(畏吾儿)都是突厥人种，他们的居地是互相交叉的。
2.回回乐器
元代宫廷中有回回乐队，民间也广泛流行着阿拉伯、波斯音乐，他们使用的乐器主要来自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突厥民族的乐器。
箜篌，弹弦乐器。汉代时已传入内地，是唐龟兹乐的主要乐器。龟兹乐在唐代盛极一时，所用十四种乐器，即竖箜篌、琵琶、五弦、横笛、筚篥、都昙鼓、毛员鼓、羯鼓、铜钹、贝、笙箫、答腊鼓、腰鼓、鸡娄鼓，大多传自波斯、天竺和埃及。其中箜篌在元代形制有变化。“制以木，阔腹，腹下施横木，而加轸二十四，柱头及首，并加凤喙。”（《元史》卷七一，《礼乐志》五。）所谓“二十四柱”，是指音箱直立部分靠近奏者近身一弦的一边排列的柱位而言，其弦数多少不定。元杨瑀《山居新语》云：“畏吾儿僧闾闾……世习二十弦，即箜篌也，悉以铜为弦。”是二十铜弦的箜篌；其他记载中有十四丝弦的箜篌。
琵琶，弹弦乐器。亦为唐时龟兹乐器。元代的形制是：“琵琶，制以木，曲首，长颈，四轸。颈有品，阔面，四弦，面饰杂花。”
胡琴，拉弦乐器。宋代即有马尾胡琴，元代胡琴基本同于宋代。其形制是：“胡琴，制如火不思，卷颈，龙首，二弦，用弓捩之，弓之弦以马尾。”
元代首次引进的回回乐器有：火不思，弹弦乐器。《元史·礼乐志五》：“火不思，制如琵琶，直颈，无品，有小槽，圆腹如半瓶榼，以皮为面，四弦，皮絣同一孤柱。”火不思或作浑不似，是突厥语gobus的音译，唐时已传入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宋人俞琰《席上腐谈》中有“浑不似”“胡拨四”之记载，可见已传入内地，到元时正式列入“宴乐之器”。据明代仿制的火不思，这是一种四弦弹拨乐器。不过，元时还有一种铁制的火不思，杨瑀《山居新语》载：“镔铁胡不四，世所罕有，乃回回国中上用之乐，制作轻妙。”
七十二弦琵琶。首见于刘郁《西使记》：“丁巳岁(1257年)取报达国……琵琶三十六弦。初，合法里患头痛，医不能活，一伶人作新琵琶七十二弦，听之立解。”《元史·郭宝玉传》记有郭侃随军破报达事迹，“得七十二弦琵琶”。研究者认为，这种七十二弦琵琶与今天新疆维吾尔族中流行的卡龙属于同一类弹弦乐器。
兴隆笙。系中统年间(1260~1263年)由回回国所进贡。由楠木制成的音箱，音箱上有九十根紫竹管，以竹为簧；从音箱向外伸出十五个“小橛”(键)，上竖小管，管端安装铜杏叶；有两个皮“风口”从音箱通出，用两个“面如琵琶”有柄的风囊系在风口上，演奏时，一人挼小管，一人鼓风囊，则簧自随调而鸣。这种乐器进贡来时，有声无律，玉宸乐院判官郑秀考正音律，分定清浊，加以改进，列入宴乐之器，大朝会时演奏，用乐工三人，一人鼓风囊，一人按律，一人运动机簧，在大明殿上的改制的兴隆笙(改名殿庭笙)，盾头两旁立刻木孔雀二个，饰以真孔雀羽，演奏时孔雀随节拍飞舞。到延佑年间，元廷又增制十具，但不用孔雀，宴会时，殿庭笙一奏响，众乐俱作，笙止，其他乐声也随之告终。
三、儒学、史学、翻译学
(一)儒学
自从孔丘开创儒家学说以来，两千多年来，儒家为适应各个时期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总是从孔子学说中演绎出各种应时的儒家学说来，它长期统治着中国的学术思想，处于正统思想地位，它的经典是封建统治阶段的最高教条，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
当大批回回人随着蒙古军队进入中原之时，金和南宋正处于对峙时期，南北之间在儒学思想发展上有很大的差异。
两宋时期正是理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并逐渐成为儒学思想主流。理学，始于北宋周敦颐，中经二程(程颢、程颐)，集成于南宋的朱熹。他们把反映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三纲五常加以理论化、系统化，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秩序和宇宙的规律，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理。而这个天理，体现在圣人身上，由尧舜到孔孟，直到宋代的二程朱熹，形成一个所谓圣传的道统。所以理学又称道学。理学家把三纲五常上升到世界本体的高度，获得了哲学的意义。这在儒家的理论思维上，形成了一套比汉唐儒学更加成熟的唯心主义体系，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思想工具，所以“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
南宋时期，理学中形成了以朱熹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体系。但不管是朱熹的“格物穷理”也好，还是陆九渊的“发明本心”也好，他们之间只是方法不同，所要体验和获得的天理，也仍然是现实的三纲五常。南方的理学家都是朱熹、陆九渊的直接继承者。元朝灭亡南宋前后，回回人(回族先民除外)还没有南下，南方的朱学和陆学人物，都是汉族学者。
理学在北方的传播是比较晚的。当时“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南宋的理学着作在北方流传不多。金末的儒学，只讲些经学章句，显得支离繁琐，处于衰敝之中。直到元太宗七年(1235年)，蒙古军队占领德安(今湖北安陆)，江汉先生赵复被俘，北儒杨惟中、姚枢把他从俘虏营中挑出，请到燕京(今北京)，建立太极书院，请他讲授其中。赵复以其所记程朱所着诸经传注，选取遗书八千余卷，又着《传道图》等书，对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的书目、宗旨、师承关系作全面介绍。从此，理学在北方广为传播，元代几位北方大理学家许衡、郝经、刘因等都因读了这些书才尊信理学的。
大批回回人随蒙古军队进入中原后，继续南征北战，他们多戎马一生，没有时间和机会坐下来读书、学习汉文化。随着战争的平息以及他们子女的成长，掌握文化、尤其是汉文化，成为下一代做官、为民不可缺少的条件。读书、掌握汉文化必须接触儒家典籍，于是儒家学说在回回人中传播，在回回人中涌现儒家学者，这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无可避免的现象。
着名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是最早见于史料记载的一位懂得儒学的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怕别人闹不清他是“圣裔”，遂“自云世家同中国孔子宗系”（王恽：《中堂事记》下，《秋涧先生大全集》卷八一。）。由此可见，在中统初或中统初之前，他本人对孔子就很了解，对孔子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很清楚。到至元十一年(1274年)赛典赤·赡思丁奉命出任云南行中书省平章后，“创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元史》卷一二五，《赛典赤·赡思丁传》。），这就不会奇怪了。赛典赤不仅仅是一位熟悉孔孟之道的回回政治家，还是一位提倡用儒学来教育子弟，提高文明风尚的回回人。
画家高克恭的父亲高亨，是入华后的第三代回回人。高亨，字嘉甫，“以力学，不苟媚事权贵，为六部尚书器重，归以其女，因奉母夫人翟氏居燕。时皆知名士，嘉甫朝夕讲肆，遂得大究于《易》《诗》《书》《春秋》及关洛诸先生绪言。搢绅交章论荐，世祖召见便殿，奏对皆经世要务，而嘉甫雅不乐仕，归老房山。”其子克恭，“圣习父训，于经籍奥义，靡不口诵心研，务极源委，识语弘深。”（邓文原：《故太中大夫刑部尚书高公行状》，《巴西文集》卷一。）由此可见，高亨、高克恭父子都是熟读儒家经典的知识分子，他们接受知识的途径几乎无异于汉儒。
又有勖实戴者，字士希，河南伊川鸣皋镇回回炮手军总管。他是一位热衷于通过办学来弘扬儒学的回回人。他以自家之财创办书院，十年始就。其子慕颜铁木，复建稽古阁，贮书万卷，延佑间诣京师，因集贤学士陈颢以闻，奉敕赐名伊川书院。仁宗命翰林直学士薛友谅撰敕赐伊川书院碑文，集贤学士赵孟书之（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二，《儒学篇》。）
元代回回人凡需接受汉文化，必然要接受儒家学说，这已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但回回人潜心研究儒家学说，并有着作问世者并不多，赡思和伯颜是造诣最深的两名学者，也是列入《元史·儒学传》中仅有的两位回回学者。
赡思生平前文已有介绍。其祖父鲁坤随蒙古军东来，居真定。父斡直，“始从儒先生问学，轻财重义，不干仕进。”赡思从小接受儒学教育，“生九岁，日记古经传至千言。比弱冠，以所业就正于翰林学士承旨王思廉之门，由是博极群籍，汪洋茂衍，见诸践履，皆笃实之学。”（《元史》卷一九〇，《赡思传》。）赡思博学多才，“邃于经，而《易》学尤深。”有经学方面的着作《四书阙疑》《五经思问》《老庄精语》等多种，可惜早已散佚了。
伯颜(1292~1358年)（此生卒年据《伯颜宗道传》，《元史·儒学传》作六十四岁，即1295~1358年。），名师圣，字宗道，哈剌鲁人。受业于宋进士建安黄坦（履道）。《正德大名府志》卷十《文类》中，有一篇《伯颜宗道传》。现将其中有关伯颜治学材料抄录如下：
侯名伯颜，字宗道，北地人也。其部族为曷剌鲁氏……侯父早丧，诸子皆华衣锦帽纵鹰犬驰逐为乐，惟侯谦恭卑逊，举止如儒素，恒执书册以游乡校。母亦贤明.遂使就学。有儒士黄履道，江淮人也，聚徒数千人，侯往师之。时朱子书未大行，学者惟事注疏，从事数年，终若不自得。一日，有以《四书》见示者，一览辄欣然曰：“圣贤之事，其在斯乎！”尽弃其学而学焉。其师见其颖悟，欲教以诗赋，为禄仕计。侯雅不乐，无寒暑昼夜诵习不辍。又数年，诸史百家之言无不遍观。性复聪敏，一过辄不忘，有来问者，应答如响。讲授之余，令弟子执册，侯端坐剖析，朗然其旁，引子、史与其注文，皆嘿识无遗，由是人大服之。所居有小斋曰“友古”，学者云集，村落寄寓皆满。其后来者日众，则各为小房环所居，百有余间，檐角相触，骈集如市。且广其斋曰“四勿”，因自号曰“愚庵”。择隙地为祠堂，以祀其先，弟子则春秋释奠先圣先师，其师黄履道亦相设而事为。父母丧事，悉如礼制，浮屠葬师皆不用……于是伯颜先生之名溢于河朔，虽田夫市人亦能知之。
这是一篇记述回回学者勤奋学习儒学，毕生从事教育的生动、真实的宝贵资料。据《元史》本传，伯颜平生修辑《六经》，多所着述，皆毁于兵。
此外，诗人丁鹤年亦为儒者，通《诗》《书》《礼》三经。
元代回回儒者，其所学及着述，均为宋代理学的继承与发展。元代陆学渐衰，尤其在北方，朱学甚盛，故元代回回儒者所继承者多为朱学。
(二)史学
元顺帝即位后，大权操纵于权臣伯颜之手。至元六年(1340年)二月，御史大夫脱脱在顺帝支持下，发动政变，乘伯颜去柳林打猎之机，将伯颜拒于京师之外。脱脱上台后，全面推行“更化”政策，朝内外为之振奋，大有中兴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