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多次平定地方变乱。如满四之后，既有汉中李淮等造谣惑众，又有潼关火蝎儿、蒲城王彪等聚众盗挖银矿，杀官军，还有西固城、岷州等地少数民族暴动，更为严重的是，另有孛罗忽、满都鲁、癿加思兰等蒙古各部头目犯边，所有这些均被马文升一一加以妥善处置。其中，对李淮、火蝎儿、王彪等人“以计灭之，不遗种类”，坚决镇压；对于“比岁犯边”，为害严重的孛罗忽等蒙古各部，也给予坚决反击。成化八年，孛罗忽等再次入犯，马文升建议驻兵韦州，在各堡寨设伏，待机歼敌。结果黑水口一战，大败蒙古各部，擒平章迭烈孙，夺回人畜无数。次年，马文升提督甘、凉、宁夏三镇军务。是年九月，孛罗忽部攻韦州，深入固原好水川劫掠，马文升闻报，急抵固原，在汤羊岭设伏，取得大捷，后人改称此岭为“得胜岭”。而对于西固城少数民族暴动，只“剪除首恶三十余人，胁从者罔治，且抚绥之”；对岷州少数民族暴动，马文升恐滥及无辜，命佥事左钰捕杀其头目，不问其余，结果，“余党悉平，西羌畏惧，边陲宁谧几二十年”。
任职兵部时，马文升仍关心西北边防事业，特别是为明朝能够有效地控制西域地区作出了突出贡献。
弘治元年(1488年)，西域哈密卫被吐鲁番政权攻占，对明朝构成严重威胁。为夺回对哈密的控制权，马文升于弘治四年八月奏安定哈密之策。他认为，哈密国有回回、畏兀儿、哈剌灰三民族，同居一城，彼此矛盾，只有寻访原蒙古哈密王后裔，主理国事，才能慑服诸族，兴复哈密，并推荐了原忠顺王脱脱后裔陕巴，这个建议被孝宗采纳（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八八。）。
弘治六年，吐鲁番头目阿黑麻劫走陕巴，使明廷大为震动。马文升建议拘留吐鲁番使者写亦满速儿等40余人，并希望能够和平解决哈密问题。弘治八年，在和平解决失败后，马文升挑选精练将士出征，长途奔袭哈密，迫使阿黑麻于弘治十年归还陕巴，同时还实现了与吐鲁番关系的正常化。
巡抚辽东。成化年间，马文升曾三次巡抚辽东，为加强北部及东北部边防出力最多。成化十二年(1467年)春，蒙古癿加思兰部自延绥镇河渡，驻牧大同、宣府，对明廷构成严重威胁。时任兵部尚书的马文升因练达边务，被派往辽东整饬边备，凡城堡铠仗，俱为一新。又自制《五花营八阵图》训练军士。癿加思兰见明军有备，只好遁去。
十四年，辽东建州女真反明，边将不能支，马文升再次奉命巡抚辽东，设法招抚女真头目锁黑忒等。但马文升因在这两次活动中先后得罪了辽东巡抚都御史陈铖、御马太御汪直而受到二人陷害，被谪戍四川重庆卫，至十九年陈、汪二人获罪，文升冤案始得昭雪。
二十年，建州等处女真复叛，朝廷以马文升为左副都御史，第三次巡抚辽东，整饬辽东边务，对“射利害人”的辽东太监洪义、游击将军罗雄、总兵侯谦等人“以法禁之”，终于使辽东很快宁静下来。
安定南疆。二十一年，马文升迁右都御史，巡抚凤阳等处，不久进兵部尚书。是时，贵州都匀卫东苗民反明，守臣欲邀功，奏调湖广官军征讨。马文升为避免骚动，不同意征讨，而是要求派御史、员外郎各一人前往处置，结果兵不血刃，解决了问题。
弘治三年(1490年)，安南国侵入占城，占城求救。文升与礼部会商后，拘留安南使臣，对两国争端进行调解，使之“通好如故”。同年，广西土官岑钦与侄岑浦相互仇杀，巡抚本想以兵剿之，而文升只令安抚，晓以利害，和平解决了此事。五年，贵州苗民再次反明，声势浩大。马文升奏敕镇远侯顾溥，督兵讨之。他亲自制定了征讨方略，“遂克五十余寨，俘获男女数千”。从此以后，这一地区平静了很多年。
3.辅君恤民，整饬吏治
作为一名杰出的封建政治家，马文升希望君主“圣明”，并以此期望明王朝能够长治久安，因此他一生中曾给予了君主多方面的辅佐，同时也给予了老百姓多方面的爱惜。
首先，他竭力主张“安民”，“抚民”。认为“天下之生财有限，不在官则在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宗社之安危系焉”（《马端肃公奏议·恤民弥灾再奏疏》。）。因此必须安民。而安民的关键是爱民。他指出，“自古人君之有天下，未尝不以爱养厮民为首务也”。要爱民，就“必先于节用”（《马端肃公奏议·恤百姓以固邦本疏》。）。这就要求各级官吏和君主必须“视民如己之子，节财如己之肉”（《马端肃公奏议·陈灾异疏》。），能节省一分是一分，以便国家和百姓都能获得益处。弘治元年，他向朝廷系统地提出了15条施政主张，大意是选贤与能，惩戒贪污，注意刑狱，留心庶务，足兵节用，安抚四夷等。
其次，他多次直接劝诫君臣，尽力使他们避免施政错误。弘治元年二月，孝宗初即位，教坊司以杂戏进演，戏中或出狎语。他及时劝诫说，“新天子即位，当知稼穑艰难，不宜以此上渎宸聪”，迫使此次杂戏演出只得作罢。不久，御史徐渭、贺霖因进言得罪孝宗，他又劝诫说，“主上初登大宝，首罪言官，恐伤新政”。二人因而获救。弘治三年，吏部侍郎彭韶奏，欲减少京官皂隶银三分之二。文升认为，“禄以养廉，倘若此，恐难于自赡，反启贪墨风”。弘治五年，朝廷传奉画工及旗军张玘等27人各升官，文升又立即加以阻止，认为，“此辈素乏军功，而冒滥名器，恐四方将士闻之解体”。
再次，他经常赈灾劝农，为民请命，把自己恤民的思想付诸行动。如前文所述，成化年间，他在经营西北时就曾大规模地赈济过陕甘饥民。任南京参赞机务时又勤于为民办事，后接到调令时，南京兵民因“沐公盛德，攀辕不忍去者溢路”。弘治五年，华北大旱，华东大水，造成无数流民，有的聚而暴动。马文升请敕各省巡抚设法赈济。同年，他还敦促太仆彭礼、鸿胪少卿李上奏各省养马政繁，为害百姓等情况，朝廷遂差官清查，规定了养马的具体数额，减轻了百姓负担，“所至咸称便，欢跃如更生”。正德元年，马文升上奏，要求将宁晋、河间、静海等处皇庄拨给百姓耕种，每亩止征籽粒银三分，并撤回管庄太监，禁止沿途官吏将校侵害百姓利益。
马文升对士兵也很爱护，因为他深知“克敌制胜，莫先于军事之效劳，养锐蓄威，必在乎衣食之充足。古之名将，所以与士卒同其甘苦而颇加犒劳者，盖以此也”（《马端肃公奏议·抚军士以蓄锐气疏》。）。所以他特别注意士兵的衣食冷暖和思想情绪，经常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并及时向朝廷反映，严禁军官对士兵敲诈勒索。
最后，他极力振作朝纲，整饬吏治，以此打击贪官污吏，消除冗官冗员，从而达到提高办事效率，减轻百姓负担的目的。为此，他要求大小官吏和衙门必须各持《大明律》一本，“朝夕熟读，用心讲解，务晓其意”，并通过各巡按、御史、按察司、分巡官遵照《大明律》的规定，对官吏进行严格考核，凡不称职者，依律降职、惩处，不讲情面。如弘治二年，他按照一定标准考选军官，一次罢黜贪懦将校三十余人。他因此遭到了这些人的报复。据载，当时有人持弓刃藏于其门侧，意欲加害于他；还有人把文书射入长安门内，对他进行诽谤。尽管如此，他仍不畏惧，继续整饬吏治。弘治十七年八月，孝宗早朝毕，召年事已高的文升入暖阁，商量罢黜官吏的问题。孝宗说，“明年天下诸司朝觐，卿务要用心访察的实，大彰黜陟之典”。文升见皇帝留心求治，很高兴，当即接受了这个艰难的任务。第二年，他对朝觐官吏“考察精严”，罢黜不称职的官吏多达二千余人。同年又罢黜传奉官763人。
明武宗即位后，御用太监王瑞以“成造大婚礼器”为由，想任用儒士李升等七人，但经文升查验，发现此辈“皆本部考黜冗食人数，不可再录”，引起王瑞不满。文升会同府部大臣辨清此事后，看到朝政日非，加之自己已老，遂连续上疏20道，力请退休，正式结束了他的仕宦生涯。
回到钧州老家后，因宦官刘谨乱政，罗织罪名，肆意迫害，文升愤懑不平，气结心膂，不可救药，于正德五年(1510年)元月八日去世。其时，刘谨已败，帝闻文升卒，大为哀悼，为之辍朝一日，赠特进光禄大夫、太傅，谥端肃。有子璁、绣、玠、璐，皆仕宦出身。另有女五人。
马文升历官五六十年，出将入相，为明王朝呕心沥血，作出了巨大贡献。史家评他“有文武才，长于应变，朝端大议，往往待之决，功在边镇，外国皆闻其名”。因而称“其为一代之伟人”。
(二)海瑞的一生
海瑞(1515~1587年)，字汝贤，又字国祥、国开，自号刚峰，广东琼山(今海南海口)人。先祖原籍福建，南宋时迁至广州。至明初，海瑞高祖海逊之已是军籍，曾任广州卫指挥。海逊之有子海答儿，即是海瑞曾祖父。洪武十六年(1383年)，海答儿正式落籍海南琼山县左所，并逐渐发展成为当地回族大姓（海答儿是波斯人常见姓氏。元代色目人中就有姓海答儿的(见《至正金陵新志·官守》)。又，明初任钦天监灵台郎的回回天文学家也叫海答儿(一译黑得儿)见吴宗伯《回回天文书序》，因此，海瑞上世大概就是经海道至闽的波斯人。对海瑞族属的考证，还可参见杨志玖《海瑞是否回族？》一文，刊《元史三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37~240页。）。
海瑞祖父海宽曾任闽中知县，叔伯四人(海澄、海、海鹏、海迈)均是举人，其中伯父海澄还中了成化十一年(1475年)进士，任过御史之职。海瑞父亲海瀚为禀生，因不治生产，家境每况愈下。在海瑞四岁时，海瀚就去世了，只留下薄田十余亩。从此，年幼的海瑞与母亲谢氏相依为命，刻苦攻读，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中举，并进入仕途，先后担任过福建南平儒学教谕、浙江淳安知县、江西兴国知县、户部主事、兵部主事、尚宝司丞、大理寺丞、南京右通政、应天巡抚，最后卒于南京吏部右侍郎任上。
海瑞生活的十六世纪，是明王朝政治腐败，危机四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痛苦岁月。特别是在嘉靖年间，由于世宗二十余年不临朝理政，只顾寻欢作乐，致使各级官吏重臣，在结党营私、相互排挤的同时，又疯狂地兼占土地，骚扰百姓，搞得国家乌烟瘴气，民穷财尽。当时有一首流行颇广的民谣说，“天子重权豪，开言惹祸苗，万般皆下品，只有奉承高”（见《今古奇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对这种危局作了高度概括。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像海瑞这样的好官、清官，使人民看到了一线希望。
在长达三十多年的仕宦生涯中，海瑞做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好事、难事，表现出了很多难能可贵的优秀品质和精神风貌。这里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勤政爱民，务求实绩
海瑞一生注重国家大事，关心人民疾苦，具有强烈的政治热情和充分的政治才能。无论官职大小，地位高低，环境好坏，他都积极办事，认真办事，从不马虎，务求实绩。有些政绩因十分突出，为后人传颂不已，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五事。一是重视民族关系。早在中举前，海瑞就注意到海南的民族关系十分重要，因此积极研讨协调民族关系，特别是黎汉关系的政策与措施。嘉靖二十八年、二十九年先后上《治黎策》《平黎疏》，主张发展海南交通，修筑海南道路，设置郡县，增加黎汉接触，减少仇视隔阂。同时反对使用武力征服黎族。他的这些主张虽未被当政采纳，但因“识者壮之”而中举。
二是注意改革学校陋规。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底，海瑞被署为福建延平府南平县儒学教谕，正式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在任期间，他制定了教约，规定“诸生参见拜揖外，不许更执货物以进。凡俗例所云送节酒食馔先生者，俱不许举行”（《教约》，见《海瑞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从而废除了学生见先生必须送礼的陋规。与此同时又力图改革教师迎见政府官员时必须跪拜的礼节。他认为，学校是师长教授学生的地方，教师应该有教师的尊严，不该向长官磕头跪拜。一次，提学御史、延平知府等官员前来视察，其他迎接人员全部跪着，唯独海瑞不跪，只站着作揖，像个笔架，以后就得了一个“笔架博士”的外号。
三是重视刑狱，力办冤案、疑案。嘉靖三十七年(1559年)，海瑞任浙江淳安县令时就曾平反过不少冤狱，审明了不少疑案。他审案时，往往注重调查研究，讲求真凭实据和人情事理，如淳安县有胡、邵二姓，因争山地结仇，后来胡姓中有人得病而亡，其弟假造伤痕，诬告被邵姓打死，海瑞派人验尸，终于使案情大白，未造成冤案（参见《胡胜荣人命参语》，载《海瑞集》上册。）。由于海瑞审案有方，即使邻县有疑难案件也请他会审。如与淳安毗邻的桐庐县有一起凶杀案，经多次审理均未能了结，只好移交海瑞审理。经过多方调查，反复分析、取证，海瑞终于判明此案系由谋财而起，并找到了真凶（参见《徐健人命参语》，载《海瑞集》上册。）。诸如此类的案件还有很多，后来的小说、戏剧作家选取了一些，加以渲染，写成《大红袍》《小红袍》《生死牌》《五彩舆》等公案小说和剧本，在民间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