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五年(1439年)闰十二月，郑和、王景弘奉命七下西洋。船队仍沿占城、爪哇、旧港、满剌加、苏门答剌、溜山、翠兰屿、锡兰山、古里，到达忽鲁谟斯，然后分北上天方(今沙特阿拉伯麦加)，参加朝圣活动。八年返抵古里时郑和病卒，船队于是年七月回到南京。
除了上述七次下西洋外，郑和还有三次大规模的出海活动，一是永乐元年出使暹罗，二是永乐二年出使日本，三是永乐二十二年出使旧港。这三次活动虽不属于下西洋范畴，但因它们反映了郑和外交活动的一个侧面，故也很重要。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旧港之行。史载，永乐二十二年正月甲辰，即在第六次下西洋回来后的第二年，“旧港已故宣慰使施进卿之子济孙遣使丘彦成，请袭父职，并言旧印为火所毁。上命济孙袭宣慰使，赐纱帽络花命带金织文绮袭衣银印，命中官郑和赍往给之”（《明史》卷三〇四，《郑和传》；《明成祖实录》卷二六七。）。等郑和完成这次使命回朝时，朱棣已经去世。因此我们可以说，郑和出海十次，其中下西洋七次。
郑和下西洋，前后经历二十八年，访问三十余国，行程十万余里，是世界外交史和世界航海史上的重大创举。它沟通了中国与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各国、非洲东海岸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同时也提高了明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因此应该给予高度评价。
首先，郑和下西洋，在政治上建立和发展了同东南亚、南亚和西亚乃至东非各国的友好关系。这不仅提高了朱棣本人和明王朝的国际威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这些地区的政治形势，为中外人民架起了友谊的桥梁，在世界外交史上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郑和下西洋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在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下，占城、爪哇、暹罗、真腊、满剌加、苏门答剌、彭亨、古里等一些自明初以来已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和地区，进一步加强了与中国的这种关系。而小葛兰、南巫里、急兰丹、锡兰山、榜葛剌、溜山、阿鲁、忽鲁谟斯、加异勒、甘把里等一些在明初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则纷纷与中国建立了这种关系。
例如，在郑和三下西洋后，古里、柯枝、苏门答剌、阿鲁、彭亨、急兰丹、南巫里、加异勒、爪哇、满剌加等国先后遣使至明，出现了中外争相交往的空前场面（《明成祖实录》卷七七。）。郑和四下西洋后，这种场面进一步扩大，诸国入明朝贡者更多。其中永乐十四年(1416年)有古里、爪哇、满剌加、占城、锡兰山、木骨都束、溜山、南渤利、不剌哇、阿丹、苏门答剌、麻林、忽鲁谟斯、柯枝、南巫里、沙里湾泥、彭亨等17国入贡，从而形成了“诸蕃使者充斥于庭”的壮观场面，以后更是来者不绝。
其次，郑和下西洋密切了中外经济文化往来，传播了中华民族和海外各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开阔了中外各国的视野，有利于中外各国经济文化的向前发展。郑和船队每次航行都装载着大量的品种繁多的物品和宗教(主要是佛教)经典。其中物品除了粮食和油品外，主要有印花布、土布等棉织物；锦绮、纱罗、彩绢、纻丝等丝绸品；青花瓷器、青白瓷器、碗等瓷器；金银铜铁等金属货币以及雨伞、铜鼎、金银铜器、黑铅等物（陈忠平：《郑和下西洋与明初江南经济的发展》，载《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2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这些物品主要用于赏赐所到各国的首领。除此之外，还用于布施宗教寺院。如永乐七年，郑和等人至锡兰山，“谨以金银、织金、纻丝、宝幡、香炉、花瓶、纻丝表里、灯烛等物，布施佛寺，以充供奉”（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锡兰山国》。）。另外，也用来同当地人民进行一些小规模的贸易。如郑和船队在满剌加时，当地人民前来与明使换取中国的青白瓷器、五色烧珠、色绢等物（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又如至祖法儿时，“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白竭、芦岑、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换易纻丝、瓷器等物”（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交易中，各国人民特别喜欢中国的瓷器。如随郑和航行的马欢说，爪哇“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瓷器”。另一随员费信也记载了船队同各国开展贸易和买卖瓷器的情况（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目前，在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等地就出土有大量的郑和下西洋时代的精美瓷器。
另一方面，中国也通过郑和下西洋获得了琥珀、珊瑚、珍珠、玛瑙、药材、狮子、金钱豹、大西马、麒麟、长角马哈兽、千里骆驼、驼鸡(鸟)、麋里羔兽等不少奇珍异宝和珍禽异兽。这些东西有各国使臣随船队入贡的，也有郑和使团主动采购的。如最后一次下西洋时，郑和船队分去天方国，“买到各色奇货、异宝、麒麟、狮子、驼鸡(鸟)等物，并画天堂图真本回京”（马欢：《瀛涯胜览·天方国》。）。
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郑和下西洋不仅给上述地区带去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而且也给中国带回了上述地区的优秀文化成果。
最后，郑和下西洋，开创了世界航海史上的崭新篇章。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由同一个人率领庞大船队连续大规模出航十次，历时28年之久，举世罕见，这说明中华民族特别是回族具有难以置信的坚韧毅力。
二是船队航行的路线漫长，所历海区和地区的气候、地形、民情、政情复杂，困难之大，难以想象，但每次都能安全返航，在历史上实属少有。这说明十五世纪前后的中国航船数量众多，装备先进，航行技术高超，显然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关于这一点详见本章第六节。
三是为我国最早的一份远洋航海图(今称《郑和航海图》)的绘制提供了主要依据。这对后世通航印度洋帮助很大。关于这点也详见本章第六节。
四是在中古时代，世界上的远航只有哥伦布到达美洲(1492年)和达·伽马绕航好望角(1498年)可以与郑和下西洋相比，但他们均比郑和晚了半个多世纪，这是中华民族特别是回族在世界航海史上争得的第一个马拉松冠军。
总之，郑和不仅是明代回族杰出的外交家和航海家，也是时代精神和世界先进人物的代表。他以及由他所领导的下西洋活动，必将永远载入史册。
(三)辅佐郑和下西洋的穆斯林
郑和的远航船队里，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和回族人士曾起过很大作用。从八世纪开始，阿拉伯人、波斯人便从波斯湾，经由印度洋，航行至中国东南沿海城市进行贸易往来，他们不仅熟练地掌握着沿海航行技术，也有着丰富的大洋航行经验，并普遍使用磁石测量方向和牵星板测定航行纬度，其中不少人以后定居中国，归附为回回。所以郑和下西洋期间，广泛吸收通晓中亚、阿拉伯地区语言、风俗习惯，或懂航海技术的穆斯林参加。在这些穆斯林中，有姓名可稽考的不多，目前仅知道以下几位：《瀛涯胜览》作者马欢，浙江杭县人郭崇礼，西安清真寺掌教哈三，着名“胡商”蒲寿庚后裔蒲和日，古里国归附回回沙班、副使太监洪保以及《星槎胜览》的作者费信。其中，对郑和下西洋贡献最大的有马欢、哈三、费信三人。
马欢，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字宗道，又字汝钦，自号会稽山樵。他通晓阿拉伯语、波斯语，对伊斯兰教有深入研究。参加郑和使团后，曾于永乐七年、十一年、十九年、宣德六年随郑和下西洋，去过占城、爪哇、旧港、暹罗、满剌加、阿鲁、苏门答剌、那孤儿、黎代、南渤里、锡兰山、小葛兰、柯枝、古里、溜山、祖法儿、阿丹、榜葛剌、忽鲁谟斯、天方等20余国。在对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详细考察后，“于舆图之广者，纪之以别远近；风俗之殊者，纪之以别轻重；与夫人物之妍媸，纪之以别善恶；土地之出产，纪之以别轻重，皆录之于笔，毕而成轶”。人称“其用心亦勤矣”（马欢：《瀛涯胜览后序》。）。回国后，整理所记材料，写成《瀛涯胜览》一书，流传甚广。
哈三，西安人。他原是陕西羊市清真寺掌教。永乐十一年(1413年)为郑和所聘。史称，是年郑和奉敕下西洋，“道出陕西，求所以通译国语，可佐信使者，乃得本寺掌教哈三焉”（明嘉靖癸未年(1523年)。叶文举刻《西安大清真净寺记》。）。在航行途中，他与郭崇礼等人同任翻译。由于他具有宗教人员的特殊身份，因此不仅有利于同所到伊斯兰国家通友好，作桥梁，而且有利于为船队里众多穆斯林的宗教生活服务，深得大家信任。“海中风涛横作，几至危险，乃哈三灭……已而，风恬波寂，安妥得济”（明嘉靖癸未年(1523年)叶文举刻《西安大清真净寺记》。）。可见，航行的成功，同哈三的精神鼓励是分不开的。正因为哈三辅佐下西洋有功，郑和在第四次下西洋前，捐资重修了西安羊市清真寺（《西安府志》云：“清真寺在县东北，明洪武十七年尚书铁铉修。永乐十一年太监郑和重修”。）。
费信，字公晓，吴郡昆山(今属江苏)人。可能对阿拉伯语略晓一二。自22岁起随郑和四次远航，任记室。永乐七年首次出洋，到过占城、爪哇、满剌加、苏门答剌、锡兰、小呗南、柯枝、古里等国。永乐十年第二次出洋，到过榜葛剌、忽鲁谟斯等国。宣德元年最后一次出洋，历经二十余国。回国后，着有《星槎胜览》《天星代行录》各1卷（金天翮：《续云南通志稿·郑和传》。）。
除了上述有名有姓的穆斯林外，还有不少随郑和下西洋的穆斯林无名姓可考，但他们对祖国和平友好的外交事业和壮丽的航海事业，也都作出了各自的突出贡献，他们也必将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中。
三、名宦马文升与清官海瑞
(一)马文升的文治武功
马文升(1426~1510年)，字负图，别号约斋，晚年先后更号友松道人、三峰居士，世居钧州(今河南禹县)。高祖伯川、曾祖马献、祖志刚、父马荣，均未入仕。生母王氏。
文升自幼“性颖敏，七岁读书，即通大义”。正统十二年(1447年)中举人。景泰二年(1451年)中进士。次年，因“貌瑰奇多力”，受到吏部尚书王直赏识，授浙江道监察御史。后历任福建按察使、南京大理寺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左御史、兵部尚书，累官至吏部尚书，加少师兼太子太师，从而成为历经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五朝、出将入相的元老重臣和明代中叶最杰出的回族政治家。他一生最主要的政绩有三个方面。
1.司法决案，明察秋毫
早在任职监察御史时，曾先后出按山西、湖广等地，“所至激扬，绰有风裁，属吏有望风解印者”，在司法决案方面表现出卓越的才能。如景泰七年(1465年)巡按湖广时，曾辨审江西商人李时昌案，“赖以不冤”；天顺七年(1463年)任福建按察使，侦得镇守中官冯某“贪墨无状”，予以严厉打击；还为民妇王小三昭雪长达十七年的沉冤，“人皆称其神”。成化元年(1465年)升任南京大理寺卿，在离开福建时，闽人用“马使(指马文升)再来天有眼，冯公(指冯某)不去地无皮”之语，来歌颂马文升在福建司法决案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成为南京最高司法官后，他更加认真努力地工作，“平反，无冤狱”，为人称道。以后任职中央都察院，经常以都御史身份巡察地方，并亲自参加一些案子的审理。即使是任职兵部尚书，仍多次审决疑案，做到明察秋毫，不冤不枉。如弘治五年(1492年)，有人告建州女真头目伏当加谋叛，帝命逮至京师，由三法司审讯，但伏当加“巧辩不屈”。文升见状，亲自审理，用事实揭露伏当加侵扰边地，欺骗朝廷的行为。结果，伏当加“始愧服，遂窜海南”。又如弘治十一年，镇守永平总兵官抓捕进贡之人二十余名，诬为犯边，希图升赏，文升审知实情，厚赐礼物遣回。这些人“感恩稽首，服公之明”。
2.消除边患，巩固边防
这是马文升政绩中最主要最具特色的部分。
勘定西北。宪宗成化四年(1468年)，甘肃平凉、固原一带发生了蒙古族满四领导的反明暴动，众至二万余人。是年九月，朝廷以马文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协助总戎刘玉、总督项忠等镇压暴动。战斗中，马文升“亲冒兵石六十余日”，终于取得胜利，因功擢升左副都御史。随后继续巡抚陕西，从事加强西北边防的工作，直到成化十一年调任兵部。
在陕巡抚期间，他主要做了三件事。
一是大规模地修关筑堡，增卫设所，选将练兵，开展茶马贸易，购买战马八千余匹，从而大大改善和加强了边防部队的装备以及防守能力。
二是积极赈济灾民，稳定社会。在满四暴动被镇压后，时值临洮、巩昌等地饥荒，他当即奏请国库银五万两，并运西安官粮数万石，进行赈济，“赖以全活者多”。不久，延绥一带发生旱灾，百姓告饥，马文升筹措谷、粟各数十万石加以赈济，因“立法简便，人获苏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