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之后再次来到武汉、天门，已经无法再找到郭厚敦先生了。汉正街又恢复成小商品的集散地，新商品很多，都是中小城镇市民生活所需之物。蓝染织品已经悄无声息退出市民生活圈，汉正街也就不再出现售卖蓝染花版的摊贩店铺了。这个超大城市周边的仙桃、天门也是变化巨大，所谓城市“硬件”的建筑物、街道及公共设施确实今非昔比。作为城市形象的“硬件”，各城市之间已经几无差距，作为城市形象的“软件”，则一时似乎还没有明显的表现。蓝染织品的艺术和技术在这两个曾经普及过的城市里基本上已失去传承的脉络，找不到有明确技艺传承的家族、师徒。其实，在这里不是没有愿意从事蓝染织品的年青人，而是有意者缺乏起码的资金，缺乏专业的市场营销人员。如果政府相关部门能制定鼓励扶持制度，天门恢复长江中游蓝染织品的产业中心并不是不可能的愿景。
（4）“边城”的“合泰恒记”
“边城”，是借用沈从文先生小说的地理概念，指湘西渝东南黔东北的山区。在这一带，保靖、吉首、凤凰、麻阳、玉屏、印江、松桃、沿河、秀山、酉阳、花垣形成一个多民族杂居地区。其中吉首是湘西的州首府，玉屏、印江、松桃是黔东北，往南就是苗族蓝蜡花最精细的织金地区。酉阳、秀山则属重庆市。酉阳县比秀山要大一些，下辖14个区，人口70至80万，现为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山区的农作物都以玉米、红薯、花生为主，少数平坝有些水稻。历史上当地人的食用油一直都是茶油，茶油产量每亩不超过35公斤，产量相当有限。后来为了追求高效益，就改种油菜，于是大砍茶油树，把山坡改成梯田种油菜。只有少数山民在自家后山前坡留有几株茶油树，一年结些油茶果，自晒自榨，作为家用。茶油品质大大优于菜籽油，有益人身健康，所以山民虽然贫困，但身体都健康壮实。当地市面上少量出售的茶油比菜油的价格要高出许多，几乎无人问津。
村寨坝子间都是山峦相接，隔岭相望，看得见人影，听得见人说话，走过去得半天。也许正是交通极为闭塞，传统生活、生产方式才保留得久一些，多一些。在这里生存下来的蓝印花布花版设计制作的家庭工坊，也一直不为外界所知。
因为山寨远离市镇，大清早就驱车在群山中上下颠簸，这一带是“国家级”的贫困地区，看车外，倒也山明水秀，公路右侧是山崖，左侧是大片田地。阡陌纵横，溪流宛转，田地尽头的树丛处，就是村寨。车行快2个小时，看到路边田坡矗一个似塔似亭的建筑，一问才知道是当地政府修建的一个“纪念塔”，大概是一种“业绩”标志吧。
汽车继续前行，一直看到一处有树丛有吊楼的平坝，山坡间有成片种植的猕猴桃，稍远的地方有一棵大树，叶枝茂盛，周边有一簇簇树丛，那里就是一个寨子的入口大门了。
这个村寨杂居着苗、土家和汉人，全村有8个居民小组，有1236人口，其中苗族一支是以前所谓“红苗”，据说在苗族众多分支中，“红苗”是最为剽悍勇猛的一支。此外，还有“青蛙苗”、“乌鸦苗”之类的说法，但这些说法大概都是当时的汉人不了解苗族的文化历史，只看到他们用具上的某些纹饰，就想当然地以为是不同族群的分支标志，结论未免随意了。
这里有一位土家族石妈妈，她的儿子是当地小学校长，是当地不多的知识分子。石妈妈告诉我们说：原来此寨及附近的“红苗”都是从明代开始，逐渐从江西迁徙而来。石妈妈娘家姓吴，吴氏、石氏家族在清雍正年间时还居住在江西的梅江，梅江的土司姓杨，是一个凶悍的角色。吴、石两家在赶牛做墟的时候走到杨土司地界，歇脚时要抽口烟却只有烟丝没带烟具。看到寨口墙壁上贴着张纸，走上去撕下一片当作卷烟纸，卷起烟丝点起火，抽了。谁知道这张纸是杨土司的告示。土司是当时一级地方政府，随意撕扯政府的告示，被看作有“谋逆造反”的嫌疑，于是官民之间一场冲突由此开始了。其结果，是吴、石两家不断逃难迁徙，避居到今天这偏远的苗、汉、土家三族混居的山坝中。
土家族是和汉族交流历史很早的民族，据说“土家”的意思就是一直住在当地的原住民。但这并不意味他们不迁徙，石妈妈一家就是一个例子。汉族个体介入土家、苗族生活区的历史，也非一日。故土家族对汉文化，包括传统寓意的艺术样式已经熟悉到当作自己文化的一部分，土家族有一首流传甚广的“白日歌”，歌词是：白日莫闲过，青春不再来；窗前勤苦读，马上锦衣回。
也有人把它命名为“劝学诗”。它的主题形式和汉族同类劝学诗是完全一样的。如果不是在土家族织锦中出现，一定会被当作是汉族的作品。
在这一带的土家族、苗族，历来都有种靛、打靛、制靛、蓝染的传统手工艺，和贵州的苗、布依族、瑶族都是同样的。
初步调查，1960年代以前当地县治所在镇的染坊不少于7家。以土家族居多，规模不大，如李月祥家的“李家染坊”，一个大缸，一个小缸。从爷爷辈传下来，最兴旺时期也只是夫妻俩人和长子打理，一年染布数量仅来料加工有300至400匹。另外自己还要买坯布蓝染后赶墟场时出售，数量大概占全年产量的1/5。蓝染料土靛以菘蓝为原材料，来自附近凤凰山下的螳蜡村，一年需用土靛30至40挑，每挑100斤。
另一家“何记染坊”主人也是土家族，染坊正门是街面，后门是高高的河岸。以前印染时引水由山上竹管接来，用完直接放水入河。常年染坊工匠8名中，有6名是亲属，生意忙时会临时招一、二人。公私合营运动开始，私人小作坊取消，成立大作坊合作社，蓝染业还有点生意。后来生产和生活物资都实行计划经济，“统购统销”，原材料都“统”死了，生产就是维持而已，谈不上开拓市场。如果要想办法多搞点原料，后果可能就是“投机倒把”罪，是要判刑进大牢的。到后来，家家买布要配给布票了，机织布一统市场，这些民间小作坊合并而成的合作社日见萧条，民间蓝染业大萎缩是大势所趋。到“文革”前后，索性关门大吉，或改行转业。何氏染坊审时度势，就地改造，把原先染布的大池彻底改造清理，改成了蛮气派的大浴池。一下子，有好几口大染池的何氏染坊三天不到就改头换面，成为当地最大的“何记浴室”了，生意倒一直不错！
这些染坊的大宗产品是青蓝大布，蓝色可分出多种，但从来没有色标的分类标准，称呼叫法互相之间也不尽相同，如“月蓝”，有的又叫“元蓝”，“淡蓝”，有的又叫“浅蓝”、“毛蓝”。有的把自浅至深的不同蓝色层次排列成：月白、苏月、月蓝、苏保（又叫申月蓝）、申蓝、毛蓝、苏毛蓝。统共有7个色阶，应当说是够丰富的了。
周明疆和“合泰桓记”的荣衰
“合泰桓记”是当地蓝印花布花版的设计制作店铺，主家是周氏。
周明疆是汉族人，1938年出生在当地，现居住的地方在大的区域上说是土家族苗族自治地区，在具体村镇说是土家、苗、瑶为主的环境，他这样的汉人在这里才是真正的“少数民族”了。村中民居互相间隔较远，民居四周栽植丛生竹和喇叭花一类灌木丛。大概因为村中青壮年多数外出打工，有限的老人在附近山峦间采摘作物，村里十分安静，家家门前也收拾得干干净净。民居建筑以杉木为主，梁架很高，屋檐挑出很多，显然空气流通和采光都不错。但房屋大都已年久失修，很多山墙的杉板已损毁不存，只留出几根枋、柱，勾出了房屋的轮廓和结构。
周明疆的住宅空间很大，居中三开间的杉木大屋，两侧另接边屋。房基座以长石条砌成，屋高至少8米，两侧边屋由长杉木板条拼成外墙。中央开间是堂屋，6扇木门，左右各两扇镂空刻双钱纹，中间两扇是大门。6扇木门皆可打开，堂屋如官衙正厅。门槛为三段原木叠加，高约60厘米，俨然的“高门大户”。看得出来，建屋的主人当时是富有的。
正中的堂屋里，堆放着不少杂物，供桌后杉木板壁上贴着红纸黑字，一律颜体，中央一纸写的是：
天地国亲师位
两端各一联，书：衣冠远绍濂溪范，俎豆长留沛国风。
又有四小联分置左右，写着供奉各牌位云：
汝南堂上历代高曾祖考
南海岸上观音菩萨之神
东厨司命灶王府君之神
求财有感四官大帝之神
这些对联中的“濂溪”，指北宋周敦颐，他是湖南道州人，生活在江西庐山；“沛国”，当指汉代周勃。周勃是汉代开国功臣之一，生于沛。但他祖籍是“卷”，“卷”属河南郡。这两句意指是周勃、周敦颐是周氏祖先的“风范”。“汝南堂上历代高曾祖考”，应是周氏本家祖先。汝南，汉代和“河南郡”并列，自为一郡，辖37县。地理范围甚大，包括今属江西的弋阳等地。在随后的访谈中，知道周家与江西渊源相当深。
汉人讲究门第地望，到晋室东迁到南京时，朝廷以财力不济原因只能以“百家”士族利益为限，于是有“百家谱牒”之说。
唐时犹重谱牒，唐末黄巢军队游走大半中国，所至之处皆收缴当地家谱、族谱，以付之一炬为快，故至北宋时，家谱已不尽可信。因此，周氏家谱充其量到北宋已属难能可贵。
往左迈进一小间，靠墙一个小方桌，桌旁几把小板凳、小竹椅。他自己就在墙边小凳上坐下，同时也请我们一人坐一把小竹椅，才算开场白。
周明疆是个性倔犟的农民，也是个性鲜明的民间艺术家。
开始接触时，他毫不理会当地干部的问询，后来在他的“一杯浊酒逢知己”的感慨下，他才开始谈起周家蓝染花版手艺历史。
说起来，汉族人的周家住在这苗族土家族的寨子里已不止一代了。周氏家谱记载原籍江西临江府清江县金竹园村，家中世代刻花版，至他已是第8代。江西临江，行政单位在宋为临江军，元代为临江路，明代设府为临江府。府治清江，下辖清江、新干、新喻、峡江四县。可见周氏家谱至迟在明代正式修过，故仍用明代行政单位。清江县有镇即清江镇，现为樟树市。
周氏家族的西迁，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结合相关文献分析，周氏家族的迁徙大约和明代王阳明奉旨讨伐宸濠的军事行动有关，朱宸濠在弘治年袭宁王，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起兵攻陷九江，包围安庆，准备顺江而下直取南京，明武宗早有南下玩乐之心，此时正好借口南下，坐镇南京，南赣巡抚王守仁受命指挥，攻克朱宸濠封地南昌，朱宸濠回师驰援不及，兵败被俘。这一场战乱给江西百姓带来伤害无穷，本来江西就不是富庶之地，民生维艰。战乱如雪上加霜，外出流民日趋严重。早在弘治年间，江西、贵州、四川各地的兵乱不止，农民有起义，官兵有征剿，普通村寨要自保，只有自己组织武装，因而地方武装在这一带相当普遍。周氏的先祖有可能是王阳明的政府军。而明代军事实行卫所制，每卫皆有军匠，以军匠手艺市贸充为军饷，故明代朝廷很长时期没有军费支出。周明疆家族世代制作蓝印花版，周氏祖先当时也许就是随军的军匠。所以在平定宸濠之后，先是随军入驻湖南溆浦一带。之后，明清交替，世事动荡，明军失势溃退，周氏家族在混乱中脱离军籍，成为平民，而谋生的手艺还是蓝染和印花布版。为安全计，家族也逐渐西移，最后终于落脚在这群山之间的土家、苗族的寨中。
织、染两项在经济发达的汉族地区早已经分离为各自独立的手工艺，印染已是一项社会职业，所以汉族人家在纺、织、绣之外，一般自己是不再印染的。在汉族文化圈中，女织、女工本来是汉族传统的家庭副业内容，印染业的染料则是独立的行业，种植蓝草、制靛和染蓝是分开的职业。西南的瑶族、土家族、苗族则不同，他们自纺、自织、自绣，也自己染色。
不过她们最多量的是在蓝染液中加入其他植物干皮，混用牛血加工，染出深蓝几近于黑的坯布，再捶打发光，等同于整布。捶打后的布面平整，蓝黑色调中隐现红光，称为“亮布”。
土家、苗族蓝染几乎不用花版，染料土靛都是她们自家种、收、制取，以自家够用为度。偶有生产土靛的农户，也会在赶墟时摆摊出售，但数量有限，没有像汉族一样成为一项独立职业。
周家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以种烟叶为主，种蓝、染蓝为辅的土家、瑶家生活圈子里，周家恰巧是擅长这项独立的手工艺-蓝印花布的汉族。所以周家的蓝染及花版原创手艺能够代代承传下来，并且一度繁盛。对周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这里的染料靛青货源充足，在他生活的周边地区，土家族、瑶族种植的百斤烟叶抵得上几百斤稻谷、几头猪的所得。烟叶的利润最高，蓝靛利润其次，但因为有市场需要，就有人在烟叶田中，间种茶蓝（蓝的一种）。周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也是这样：烟叶和茶蓝或菘蓝并种。但是种蓝的技术要求高，蓝是喜阴湿的植物，根瘤菌发达，需要较多氮肥。在当地只有3％的人家有能力兼种，村寨800户人家兼种的只有十多户。
周家靛青染料不够用，就到附近的思南、印江、德江，甚至湘西去买。
周家的蓝印花布从创作花版、刻制、印染，整套工艺流程都是一家完成，在当地也小有名气。他家的蓝染铺号是“合泰恒记”，既做蓝印花布，也代刻、出售花版。到“文革”后，“合泰恒记”不复存在，花版的名称就直呼：周明疆花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