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发展到今天，“环保”问题渐渐突出，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环保”的必要性。作为人类生活环境最大杀手之一的化学印染业，也只能在各项强制污染物处理系统保证下才能生存。相对于人工合成染料，传统蓝染反而以它的环保特点-它的材料和附生成物靛花都是中药：板蓝根和青黛-成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特色手工艺。而蓝染技艺、工艺流程及蓝染业者传承方式成为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内容，再度使世人从全新的生活价值观来审视“传统蓝染”艺术的内容和意义。
我国织染业界早在上世纪20、30年代就开始了以化学合成染料逐渐取代传统染料的过程。阴丹士林蓝即化学合成蓝，因操作简单、附色力强、价格低廉而降低织染成本，当时成为时尚产品。与之相比，传统蓝靛染色在人们意识中成为“落后”、“过时”的标志物。阴丹士林蓝的应用范围从大中城市的染坊，很快向小城乡镇染坊覆盖，传统蓝靛染料则快速退出织染市场。只在局部偏僻地区，还存在小规模的传统蓝染业，仍停留在明清时期靠经验生产的水平。近年来，人类文明程度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加强，传统手工蓝染的合理性，及其蕴含的人文精神开始被重视。日本及中国台湾地区从科技角度切入蓝染手工艺术，并使之向产业化方向推进，其成绩已经相当显着，成为整个蓝染业的时代先进。在外部传统手工蓝染文化的影响下，大陆传统蓝染业渐渐有复兴的趋势，但在生产方式上，基本上仍停止在“经验”的层面，尚未能达到上世纪初已取得的“科学”认识和“技术”工艺水平。
“蓝染”，从材料上说，是一种“植物染”，从科学技术方面说，是“化学反应”的过程。中国人很早就掌握了“蓝染”技术，但从感性的认知阶段到理性的、科学认知时期，历经的时间却颇长。这个历程之所以漫长，其原因和蓝染工艺技艺传承的方式有关。作为职业的蓝染手工坊招收学徒，皆以本家工坊技艺为唯一口手相授内容。又因为小农经济呈分散型经营，全国各地的蓝染手工艺匠人，都处于分散经营状态，对经验的累积、改进极为不利，大大推迟了科学认知蓝染手工艺时期的到来。
早在《诗经》的时代，中国人就掌握了蓝染技术。几千年来蓝染经验不断积累，不断实践，技术成就不断丰厚，艺术作品（产品）越来越多。清末民初，也是西方列强化学工业发展迅速的时期。对中国而言，一方面是清政府被迫与各列强国签订的众多不平等条约，一方面是中国知识界、实业界受现实刺激的图强自救。
农业社会要发展工商业，经济作物的蓝种植、靛提取的产业十分重要，千年积累的经验中蕴含的科学内核，也有一个逐渐为人所掌握的过程，到1910年之后，这一过程加速了。
特别是从1914年8月至1918年11月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德两个主要向中国出口化学合成蓝染料的国家陷入战争中，无暇继续对华出口，给中国蓝靛、蓝染业的复兴提供机会。
当时有一批农业科技人员积极介入到蓝染业的相关生产实践中，到1920年前后，中国蓝草原料种植业已初步具有现代科学认识的产业性质，形成从种植到提取靛青、制造靛泥过程的科技链。但好景不长，随着欧洲战争结束，阴丹士林蓝重新输入中国，而国内军阀混战直到1928年国民党名义上统一中国，定都南京才告一段落。不久又爆发抗日战争、内战。
到1949年，靛蓝的农业种植和靛青生产的科技链荡然无存，阴丹士林蓝已经基本成为蓝染业主要染料，覆盖了绝大部分蓝染织品市场，作为个体的传统蓝靛种植、提取、染色的手工艺已经微乎其微。
1.蓝染业在国计民生中的地位
染蓝作为一般平民社会的主要服色需要，在明代中叶之后，因交通和市场的日益扩展而形成一个巨大产业，是此后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支柱产业。
（1）从百姓常服用布到朝廷“青蓝大布”
种植蓝草、提取蓝靛、整染布帛，在农耕经济的时代，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早在《周礼》时代，青蓝色就是衣冠制度规定的内容之一。王勃《为人与蜀城父老书》有句：“绿帻青裳，家僮数百”，可见唐代僮仆平民是青衣青巾冠，白居易名句：“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青衫，是唐代八、九品文官的衣服。八、九品官阶已经很小，和平民服色混同，不足为怪。元代开始种植棉花，平民社会的服料也开始了从以往的丝、麻向棉、麻的转变。中国平民历来生活俭朴，一般作为内衣都不加以染色，以棉、麻本色的白为主，只有外衣才有染色的必要。中国历来又是一个宗法思想、意识笼罩的国度，根据服色的宗法规定，蓝是平民可用之色。但匀实深厚的蓝色须多次反复浸染才能完成，这样又必然提高成本。于是在蓝染工艺中出现从浅到深的不同层次（色阶）供选择。所谓“月白”、“毛蓝”等名词应运而生，“月白短衫”、“竹布大褂”也就成了平民的常服、贵族的“休闲服”的名称。
明代的棉布染蓝又有一个专用名称“青蓝大布”，成化、弘治年之前，“青蓝大布”是国家赋税实物形式。由于朝廷敛财心切，赋税随意且重苛，江南蓝染业者不堪重负，不得不以次充好，于是出现作为赋税的青蓝大布品质不及市场商品青蓝大布的情况。朝廷无奈之下，万历年间又改为折银制度，直接向民间征收青蓝大布，以保证品质优良。但朝廷对青蓝大布的需求量逐年居高不下，明崇祯4年（1631年）又出台政策，朝廷以实物折银，要求在民间市场依时价平买。
仅此可见蓝染业者和朝廷之间“交锋”的激烈。最终朝廷不得不妥协于“市场规律”，而蓝染业者在皇权体制下的步履维艰也可以想见。
朝廷需要大量的青蓝大布，其用途一是赏赐用物，二是军服用料。据统计，当时每年用于军服和边疆贸易的青蓝大布都在万匹以上。这就促使民间蓝染业扩大生产，才能有更多的青蓝大布在市场流通，满足朝廷经费、民间生活之需。
入清之后，对青蓝大布的需求量有增无减。康熙34年（1695年）9月，负责采办江南青蓝大布的苏州织造李煦向康熙皇帝上《请预发采办青蓝疋价银折》说：查今年四月内，奉户部行文，着令织造衙门采办青蓝布三十万疋，遵照定价已经如数办足解交户部外。但此项布疋出在上海一县，民间于秋成之后，家家纺织，赖此营生，上完国课，下养老幼。若于岁内预将价银发给，则百姓乐有赀本，比临时采买可贱数分。今必俟春间采办，正值农忙，则价又高腾。且从前有司采办，三月方奉部文发买，临期急迫，必需牙行经纪四散收买，所以价贵。
今年织造衙门于四月内始奉承办，只得仍照旧规采买，以致相沿成例，不能稍减。
青蓝大布显然已经成为国家重要物资，才能引起康熙皇帝的亲自过问。李煦是康熙的家内“奴才”（娃子），是深得信任的内臣，他建议：臣细加体访，再四思维，来年应办之布，先于今年十月后，农务空闲，不用牙行经纪，预将价银给与织布之家，从容办料，乘暇纺织；待至春间陆续收染，则民力余裕，徧沐皇恩。于部定价值，每疋可省六分有余，合三十万计之，可省二万有奇。
以臣鄙见，明年采办布疋，不必候至三十五年（指1696年-笔者注）春间始行知照，即于今冬拨给钱粮，预为采办，甚属妥便，国计民生，均有裨益。
然臣未敢冒昧咨部，谨奏请皇上睿裁旨示，以便遵行。臣不胜惶悚之至。
奏折中所说的30万匹青蓝大布，仅是当时上海一县的出产，综合其他地区，青蓝大布的产量确实惊人。其次，李煦提出的“预为采办”的办法，实际上是沿袭明代崇祯年的老办法，目的是免除牙行经纪从中获利，节省朝廷开支。这个办法很快被康熙皇帝批准执行，但却生出另外原因的亏蚀。
李煦在康熙54年（1715）6月15日的“采办布疋亏欠缘由并请仍派采办折”中说：窃奴才与曹寅亏欠钱粮，叩求万岁殊恩，再勅接任盐臣，按数代补，已经另折奏闻外，奴才再将青蓝布所以亏欠根由，敬为我万岁陈之。
奴才从前每年领布政司钱粮十六万两有零，办解青蓝布疋，其历年原有因公挪用，万岁圣明，奴才先将钱粮给散机户，或遇年岁荒歉，棉花失收，则花价腾贵。机户不能赔垫，每每借次年之钱粮，办本年之布疋。所以历岁起解无误。及至康熙四十四年，因内库布多，户部提请停办。于是次年钱粮不复再发，而各机户不得挪新掩旧，遂至手足无措。且逃亡事故相继而起，此亏欠之由来也。
伏思自四十四年起停办已经十载，则万岁屡屡赏用，目下存库谅必无多。叩求万岁仍赏奴才采办，则圣主深恩，奴才从此又可展施，而以钱粮散给机户，不特新布征收，即旧欠布疋，亦得渐次带追。公私似两有裨益。伏乞圣裁批示遵行。
李煦的妹夫即是曹寅（曹寅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两人都是内府之人，一直深受康熙的信任。李煦奏折中已经把青蓝大布专款亏蚀缘由交代得十分清楚了，但是亏欠实在过甚，所以康熙批复是“这事难行”，一时决定不了由谁采办为宜。
从前举奏折到停办的康熙44年，李煦采办青蓝大布也有10年之久了。以一县30万匹计，10年也有300万匹以上，可见江南蓝染业十分发达。江南地区生产的蓝染织品除成为朝廷专项采办唯一来源外，在社会市场的覆盖率也几乎是当时整个中国市场的90%以上。
（2）染、踹业分立
明代以来，棉纺技术在江南普及，据明代万历《大明会典》卷3《工部》记载，在今天行政区的江、浙、闽、徽、鲁、豫、川共设置织染局22处，其中江、浙最多。
《明史》卷82《食货》又记载官方有管理蓝靛的“蓝靛所”：洪武时置四川、山西诸行省，浙江绍兴织染局。又置蓝靛所于仪真、六合，种青蓝以供染事。
仪真、六合位于南京江北，南京、苏州、湖州三地相距不远，当时的蓝染织品的色阶已很丰富，并且出现各地独擅的蓝染色系品种，如南京的天青、元青，苏州的天蓝、宝蓝、二蓝、葱蓝，湖州的湖色、淡青、玉色、雪青、大绿等，说明蓝染业技艺相对成熟，蓝染织品市场相对繁盛。
江苏的上海、常州一线，民风勤俭，土地肥沃，水网均布，很早以来就是国家财税主要来源地。织染手工业是普通农户必备的家庭副业，明代嘉靖年松江府地方志记：中户以下，自织小布，以供食。
万历年的嘉定县是：邑之民业，首藉棉布，纺织之勤，比户相属。
家家租庸服食器用，交际养生送死之费，胥从此出。
入清以来，纺织业仍有进步。松江府的“乡村纺织，尤尚精细。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各地地方志普遍记载：江南苏松两郡最为繁庶，而贫乏之民得以俯仰有资者，不在丝而在布。（太仓州）向来多种木棉，纺织为业。小民终岁勤动，生计全赖于棉。
居民以花布为业，男耕女织，冬夏无间。昼夜兼营，食粝衣粗，仅堪供给。
无锡一带农户“春月则阖户纺织，以布易米而食”。甚至“不分男女，舍织布纺花，别无他务”。松江府的“纺织不止村落，虽城市中亦然。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
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间，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苏州地区也同样：妇人勤于纺织，足不履户外。在城者兼工针指，在乡者兼事耘锄，殊胜他邑。
苏松地区出产的大量白坯布在入市中，卖给布行、牙行，这是蓝染织品业的初级市场。布行、牙行在初级市场收购的白坯布须染色和整平。蓝染作坊从布行、牙行接受订单，进行二次加工，使之成为青蓝大布，成为赢利商品。在成衣业出现之前的布业中，经过染蓝的蓝染织品就是终端产品。人们的服装、被面等日用品都是从布店商铺买回布料另外由“裁缝”师傅剪裁缝纫而成，所以蓝染产业成为引导和带动染织业市场的关键。
明末清初，棉布贸易中心已从松江转移到苏州。但明代蓝靛主产地在福建，称“福靛”。松江地区在清顺治年开始种蓝取靛，称“土靛”。苏州地区蓝染业在康熙年达到鼎盛，康熙59年（1720年）立《染业呈请禁止着犯详文碑》，碑文末列出苏州当地“字号”、“染坊”共64家，其中“字号”18家，“染坊”46家。而“字号”中直接经营“染坊”的，在康熙9年（1670年）有2家，到康熙32年（1693年）增加到7家，康熙54年（1715年）增加到14家，康熙59年（1720年）达到18家。
蓝染整踹行业中心也随之转移到苏州。根据调查所知，苏州染房多设于乡镇，坊主和雇工多为3～5人，常熟县有记录染坊主雇的踹砑工张瑞、陆鸣、王番、彭锡、周仁等，不过5人。
苏州城里的染坊，主要为布行加工。清代康熙中叶，踹砑的加工程序从染坊中剥离而独立，是为踹坊。踹砑是对布匹平整的加工。白坯布或染完蓝色的坯布都必得经此工序，才能使布匹平整，布面光滑，成为商品。乾隆年《长洲县志》卷10记：白漂布、染布及看布、行布各有其人。一字号常数十家赖以举火，中染布一业，远近不逞之徒，往往聚而为之，名曰踏布房。
这些工坊中的染踹工人大都来自江宁，受雇于“店家”、“布局”。雍正元年（1723年）的苏州织造胡凤翚上奏折说：（苏州）至于染踹二匠，俱系店家雇用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