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8年（1730年）李卫的奏折说：康熙初，里中多布局。局中所雇染匠、踹匠，皆江宁人，往来成群。
染、踹匠往来成群，说明染布量之巨大。许仲元《三异笔谈·布利》记有程益美字号的布局，是：计一年销布约百万匹。论匹赢利百文，如派机头多二万两，而增息二十万贯矣。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嗣汪以宦游辍业，属其戚程，程后复归于汪。二百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为美也。
如果上述记载无误，则苏州程益美字号的青蓝大布，营销范围已几乎涵盖大半个大陆市场。也由此可见，从业于踹砑行的人数之大。事实上，正由于此中人数过大，遂有“包头”之职。李卫的雍正8年奏折说到：苏郡五方杂处，百货聚汇，为商贾通贩要津。
其中各省青蓝布匹，俱于此地兑买。染色之后，必用大石脚踹砑光。即有一种之人，名曰“包头”。
置备菱角样式巨石、木磙、家火、房屋，招集踹匠居住，垫发柴米银钱。向客店领布发碾。每匹工价银一分一厘三毫，皆系各匠所得，按名逐月给包头银三钱六分，以偿房租家伙之费。
雍正年间曾对苏州阊门上、下塘统计踹坊，是：阊门外一带充包头者共有三百四十余人，设立踹坊四百五十余处，每坊踹匠数十人不等。查其踹石已有一万九百余块，人数称是。
染坊和踹坊都能分别从布号（即布行）手中领到加工坯布，三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往往因加工品质而变动，也因此出现矛盾。矛盾的起由是踹工在与布号达成“主顾”关系后，不能保证布匹品质。当布号要求解除双方“主顾”关系时，却遭到踹工的反对。矛盾愈演愈烈，终于酿成踹工行业与布号行业间的冲突，结果是清代道光14年（1834年）苏州知府审判定谳，刻碑公示，立《苏州府为照章听布号择坊发踹给示遵守碑》，重申踹、包头、布号三者关系“是犹佃户向业揽种田亩”。“佃户拖欠租子，尚得退佃另招。坊匠踹不光明，岂竟不能更换？任其把持垄断，殊非平允。”明令：“查苏城各号发踹布匹，向听布号择坊发踹。”用行政公权力干预解决蓝染业纠纷。
英国政府对中国蓝靛业的调查
蓝染的社会生产基础广泛，技术力量分散在各地乡村、城镇。一旦遇到适宜的市场时机，就会迅速复苏。清末民初，英商进入中国市场，其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是纺织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德蓝染商品先后又进入中国市场，英国对中国蓝靛染料生产情况更有详细调查，上世纪20年代的《科学》杂志刊登署名“申”的《中国靛青业之调查》一文，说：泰晤士报载经济调查局报告云：中国为天然靛及人造靛之世界最大消费者，向以青衫之地着于世，计算十人之中着青色衣衫约有六人。在大战以前，中国所消费之人造靛，其中百分之七十约来自德国。战后德国商业隔绝之后，日本、法国、瑞士、美国皆代德人而兴。靛青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九年两年之中，日本输入之靛青自九十九担而增至一千九百七十九担。但自中德恢复关系之后，德人又重振往日之靛业，计一九二〇年输入之人造靛，共二万一千五百七十五担。因大战后靛青来源缺乏之故，中国国内天然靛之生产受此刺激，颇见振兴，尤以东三省为然。东三省产靛区域可分为两部，一部为奉天东北，沿长白山至松花江一带，包有西丰、西安、东丰、海龙、柳河、辉南、本溪、桦甸、双阳、伊通、舒兰等地。
其他一部，则为辽河以西，及沿京奉路之地，以锦州为生产中心地。出产数究有多少，现无可靠统计。惟农商部则从各该区域靛青业商业之范围观察，估计其产额如下，当与真正产额不致有大出入：西丰每年产额约二百万斤，西安一百五十万斤，东丰二百万斤，双城五十万斤，柳河六万斤，海龙九十万斤，朝阳七万斤，惠丰二万斤，本溪六万斤，桦甸、舒兰、双阳、伊通，一百万斤；锦县、兴城，九十万斤，共计九百万斤。按最合宜于植靛之地为沿水各处，当靛生长时，气候温和，满洲所产靛料中含色泽自百分之三十五至百分之六十二不等。
按上所述，东三省年产900万斤，即按平均所含色泽50％计，可染数也达450万斤之多。
在江西，蓝靛产量也很大，年出产高达500万斤至600万斤。但正如英国经济情报所述，中国自产的蓝靛业能够一时振兴，是趁一次大战后欧洲各列强国无暇东顾，本土的靛青业才又再复起。
1924年《农业周报·“江西青靛制植调查”》记录了江西省靛青业的困境：赣省青靛一项，产量颇巨，向为本省物产出口大宗。年产总额，约为五六万担，计价值银八九十万元。近十年来因洋靛进口日多，内地染业渐舍土制而用舶来。赣靛销场，遂被攘夺殆尽。
兼之制靛农户，无科学知识，收制上不知改良，靛中多含水质，不能经久，易于毒烂。运外销售，致难与舶品竞争，营业日就衰落。据昨年该业调查所得，全省种靛之户，较之民十一年，减少十分之七。年产总额，只有二三千担，销路仅恃土布旧法染色之需要，余鲜采用。三五年后，终受自然之淘汰，实业沦胥，殊可慨也。
正是这种“无科学知识，收制上不知改良”的状态，使中国蓝靛业的生成、发展都陷入自生自灭境地，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的传统蓝染手工艺，仍属经验性生产，并无科学知识的普及，因而制提靛青的技术也迄今无改进。
2.蓝草的分类和种植
荀子说：“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北齐刘昼《刘子·崇学》简约其说，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蓝，就是蓝草的统称。
蓝草可以染色，从化学方面探究，自有一套原理和实验可循证。中国人在3000年前就知道“蓝草”可染“蓝”的特点，自然并不是从化学实验数据分析开始，而是从观察自然现象、加以揣想和初步实践后才有所为的。
（1）经验阶段的“凡蓝五种”
可以设想，自然界中的野生蓝在未被人们注意之前，一直是按自然规律生长、凋谢。当它的茎叶掉落在小水洼中，在一定温度下，经过一定时间，即行发酵。这些发酵物在日后，会使与之沾触物的表面，留下深浅不一的蓝色。这种情况被有心人看到，有可能会引发他们的好奇心：于是直接用手搓蓝叶，甚至把土布（原始人的纺织技术应早于染色技术）和蓝叶一起用力捻挤揉搓，或者更把蓝茎叶和土布一起煮沸……总之，这种有意识的染色加工，是人们从对自然现象的偶然发现，向主动追求染色效果的必然发展。
周秦时代记载的“蓝”，都自注为“蓼蓝”。到北魏时期，贾思勰着《齐民要术·种蓝》又提出马蓝、木蓝两种。他引《尔雅》诸书认为：马蓝，即大叶冬蓝；木蓝，即冬蓝。
在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的记载中，蓝草已有5种：凡蓝五种，皆可为靛。茶蓝即菘蓝，插根活。
蓼蓝、马蓝、吴蓝等皆撒子生。近又出蓼蓝小叶者，俗名苋蓝，种更佳。
又增加了菘蓝、吴蓝和苋蓝三种。
但这些蓝草的区别，颇有模糊歧义之处。李时珍着《本草纲目》，对上述诸蓝试图加以分类。他先集中前人所说：蓝有三种：一种叶围径二寸许，厚三、四分者，堪染青，出岭南，太常名为“木蓝子”。陶氏所说乃是菘蓝，其汁抨为靛甚青者；本经所用乃是蓼蓝实也，其苗似蓼而味不辛，不堪为靛，惟作碧色耳。
他又有《颂曰》：蓝，处处有之。人家蔬圃作畦种，至三月、四月生苗，高三二尺许。叶似水蓼，花红白色，实亦若蓼子而大，黑色。五月、六月采实，但可染碧，不堪作靛。此名蓼蓝，即医方所用者也。别有木蓝，出岭南，不入药。有菘蓝，可为靛，亦名马蓝。《尔雅》所谓“葴，马蓝”是也。又，福州一种马蓝，四时俱有。叶类若荬菜，土人连根采服，治败血。
江宁一种吴蓝，二月内生，如蒿，叶青花白，亦解热毒。此二种虽不类，而俱有蓝名，且古方多用吴蓝，或恐是此，故并附之。
李时珍对上述诸蓝的名实加以厘清，说：蓝凡五种，各有所治。惟蓝实专取蓼蓝者。蓼蓝：叶如蓼，五、六月开花。成穗细小，浅红色，子亦如蓼。岁可三刈，故先王禁之。菘蓝：叶如白菘。马蓝：叶如苦荬，即郭璞所谓大叶冬蓝，俗中所谓板蓝者。
二蓝花子并如蓼蓝。吴蓝：长茎如蒿而花白，吴人种之。木蓝：长茎如决明，高者三、四尺。分枝布叶，叶如槐叶，七月开淡红花，结角长寸许，累累如小豆角。其子亦如马蹄决明子而微小，迥与诸蓝不同，而作靛则一也……苏恭以马蓝为木蓝，苏颂以菘蓝为马蓝，宗奭以蓝实为大叶蓝之实，皆非矣。
李时珍提出“蓝凡五种”，是他在药物田野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分类主要依据叶、花、子三项，但也仅此而已，没有进一步归纳。根据他的分类，是：蓼蓝、菘蓝、马蓝、吴蓝、木蓝。没有苋蓝。他还认为马蓝即是大叶冬蓝，俗称“板蓝”。
根据他的认知，吴蓝种植于江宁，江宁即今南京江宁区，泛指南京地区，故曰“吴人种之”。我在浙江雁荡山区看到，当地种植者就把他们种植的“蓝”称为板蓝，收成后卖给一直设在山下的中药材收购站，经过制作，就是普遍用于防治感冒的“板蓝根”。现在我们知道，根据植物分类学，豆科的吴蓝就是木蓝；爵床科的马蓝就是板蓝、也即是山蓝。我在广西巴马县、四川酉阳、秀山一带田野考察时，给当地蓝染艺人指认我带去的蓝草图片，结果证明当地历史上种植的大多是菘蓝。菘蓝又叫“茶蓝”，这和“茶梅”的命名原因相近，茶梅自十二月至二月开花，与梅同时，故有“茶梅”之名。
菘蓝种植地普遍种植油茶树，菘蓝的花色呈淡黄色，与油茶花色相同，遂有茶蓝之名，也是符合民间命名习惯的。
综上所说，“凡蓝五种”，可以理解成4类：
1.山蓝，爵床科，又名马蓝、板蓝。
2.菘蓝，十字花科，又名茶蓝。
3.木蓝，豆科，又名吴蓝、冬蓝。
4.蓼蓝，蓼科。
蓝的种植，最早记载的是《礼记·月令》，“仲夏之月”说：令民毋艾蓝以染。
注云：为伤长气也。此月蓝始可别。《夏小正》曰“五月启灌蓝蓼。”
疏：别种蓝之体。初必丛生，若及早栽移则有所伤损。此月蓝既长大，始可分移布散。引小正“启灌蓝蓼”者，证此月养蓝。熊氏云：灌，谓丛生也。言开辟此丛生蓝蓼，分移使之稀散。
这里说的是蓼蓝的田间管理。五月是分栽移植的时期，尙未到可以制造靛蓝的最佳时令，故《月令》强调“毋艾蓝以染”。
到北魏时期，种植蓝草的经验更丰富了，叙述也进一步详细了。贾思勰《齐民要术·种蓝》对种植时期田间管理记述颇详：蓝地欲得良，三遍细耕。三月中浸子令芽生，乃畦种之。治畦下水，一同葵法。蓝三叶浇之（晨夜再浇之）。薅治令净。五月中新雨后即接湿耧耩，拔栽之（《夏小正》曰：五月启灌蓝蓼）。三茎作一科，相去八寸（栽时宜并工急手，无令地燥也）。白背即急锄（栽时既湿，白背不急锄，则坚确也）。五遍为良。
其意说：种蓝的田地要整治得好，须得细耕三遍。三月中旬浸泡种子催芽，芽出则下畦栽植，畦地整治要求和种葵法相同。当蓝长出三片小叶时要浇水肥（早晚各一次），务必除尽杂草，保证蓝草之田水肥不外失。五月中第一场新雨后就要趁地湿时耧耕，起蓝分株栽植（《夏小正》说：五月即浇水分移丛生蓼蓝）。三支茎作一窠移种，每窠相距八寸（移栽时要加紧速度，不能让地干燥）。遇到白背立即除尽，锄耕五遍才算好。
可见，北魏时候对蓝草的田间管理要求甚精要，一是水肥足，二是除杂草。其中“白背”，即指白茅类地下根茎，此物生命力极强，稍有水份滋润即更长粗壮，除尽则可保证蓝草养分供给。其次，贾思勰记述种植蓝草是“浸子令芽生”，是采集其子，然后在三月份（即阳历4月）浸泡催芽。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中还记录了5种蓝草的不同种植方法：凡蓝五种，皆可为靛。茶蓝即菘蓝，插根活。
蓼蓝、马蓝、吴蓝等皆撒子生。近又出蓼蓝小叶者，俗名苋蓝，种更佳。
他指出只有4种蓝是用其子种植，也不浸泡催芽，只是“其余蓝皆收子撒种畦圃中，暮春生苗，六月采实，七月刈身造靛”。菘蓝种植方式是“扦插”：其身斩去上下，近根留数寸，薰干，埋藏土内；春月烧净山土，使极肥松。然后用锥锄（其锄勾末向身长八寸许）刺土，打斜眼，插入于内，自然活根生叶。
我在浙江温州地区调查，看到山蓝种植方式也是如上述方法的扦插，把枝叶取下制靛，留近根枝干的20～40厘米，捆扎为束，并不熏干，直接堆存，垒土成围，保温过冬。清明前后即扦插栽培。因为种植是个体行为，农民普遍缺乏起码的文化知识和研究能力，只能按祖传方式栽种，在经验基础上不可能深入到科学的认识。有一次我在北雁荡山区，看到种植的山蓝叶子不够深绿，表明含可生成蓝色素的成分不够。
但主人不知道如何改善。陪同的当地农技员拔出一棵山蓝，指着根部告诉他：根瘤菌不足，要补氮肥。像这样的当面指导的情况并不多见。当地种蓝业一直是家庭为单位、以口手相传的方式维持着产量。所以山蓝长得好坏，完全是家庭生产经验够不够的反映。因为整个村子各家的经验都差不多，村里所有的山蓝叶面基本都达不到深绿近蓝黑的程度，说明科学种植的技术知识亟待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