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文中说“碱剂防染法”的作用是“织物上有花纹地方的丝线脱胶后变得松散，染上去的颜色就深一些”，故花纹是“深浅不一的”。生丝脱胶成熟丝，如何就“松散”呢？“松散”又如何会使染色变深呢？而所引《古今图书集成》明确说药斑布是“青白相间”，“青”“白”两色是不存在什么“深浅不一”的层次变化的，可见上述解释的错乱。其实上文提到的“碱剂防染”工艺，在唐代已有应用，新疆吐鲁番、甘肃敦煌都出土过这种工艺印染的残片，业界称之为“碱剂印花”。因为实际上是用碱剂在生丝地上直接印花，碱剂使生丝脱胶成为熟丝呈白色花纹。或者先碱印，使有花纹处的生丝脱胶成为熟丝后，再遍染生丝底为红色。由于碱性介质有拒染红色素的性能，使白色花纹在红地上得到呈现。这一工艺都要用石灰、草木灰作为防染介质，也被业界称之为“灰缬”。单就“灰缬”而分，有“灰防印”、“灰拔印”两类，“碱剂印花”正如上述，有防染和拔染的性质。蓝印花布也是把灰药抹于坯布上，其作用不是溶解丝胶（因坯布非生丝），而是阻隔染液浸入，故应属“灰防印”一类的灰缬。其实，《古今图书集成》卷681“苏州纺织物名目”已说得清楚，药斑布是“以布抹灰药而染青，候干，去灰药，则青白相间，有人物、花鸟、诗词各色”。文中说“青白相间”，是指蓝白两色。至于“灰药”的成分是什么，并没有交代，但工艺步骤却说得清楚：抹灰药于坯布-染青-候干-去灰药
今天蓝印花布的印染工艺过程也是：抹灰药于坯布-染青-候干-去灰药。两者对照：生产材料相同，工艺相同。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图书集成》所言“药斑布”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蓝印花布。
《古今图书集成》认为药斑布首创于宋代嘉定人归氏。
如果所言不虚，则蓝印花布的产生时间可上溯到宋代。宋代本是花版印染工艺成熟的时期，福建宋代黄升墓出土的印花织物已有凸版、镂空版两种套色印染工艺，花型由刻制的花版完成。单从花版印染的工艺说，蓝印花布只是单色（蓝）印染，比较套版印染的技艺要相对简单得多。既然当时已出现多色的花版套色印染技艺，也自然能掌握单色花版印染技艺，所以，宋代已有蓝印花布的生产并不是没有可能。只是至今毕竟没有当时的实物出土，因而上述假说只是一种可能而已，尚不能为定论。
《古今图书集成》完稿于雍正初。书中把药斑布分列于“松江”和“苏州”条下，清代的松江府辖华亭、娄、奉贤、金山、上海、南汇、青浦等七县。苏州府辖吴、长洲、元和、昆山、新阳、常熟、昭文、吴江、震泽等九县。这说明至少在康雍年间，松江、苏州16个县是药斑布，即蓝印花布的主要产地。
花版印染在民间流行，旧文人多不知晓。唐代有一种罨画，《唐会要》引内外官服“杂录”：其女人不得服黄紫为裙，及银泥罨画锦绣等。白居易有诗句：“疑香熏罨画，似泪着燕脂。”
到宋代，士夫文人已不知罨画为何物了，宋代江少虞撰《宋朝事实类苑》卷62记“罨画”，说：昔之歌诗小说，多言罨画流苏者，询之明游，莫知其状。予尝知广南恩州，恩有匠人求见……又问更有何艺？曰：亦能罨画。遂以小儿衣试之，乃今之生色也。
所谓“生色”，指色彩明丽，有色彩之画又叫罨画。
但从罨字本义解，即网的意思，又有覆的意思。网是打结的，如果把网覆在布上，布上的网影会有结点。即造成色彩、线条的不匀和断续，白居易诗“似泪着胭脂”，指红色脂粉不匀，有浓淡断续。为什么会这样呢？他的怀疑是“疑香熏罨画”，是隔着镂空花版熏出的“罨画”。刻镂精细的花版线条细而相连，花纹镂刻的线条相交处如网结。所以罨画字面本义可以理解为有花版覆在布面上再加工的画。也因此江少虞把“小儿衣”拿给那位匠人试试，说明罨画是在纺织品上进行的一种服饰纹样加工。“今之生色”，说明是彩色的，则如同后世的彩印花布。彩印花布加工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把镂空花版置坯布上，用不同颜色在不同的孔洞处填染；另一种曾在南方沿海一带流行，花版不镂空，但花朵和枝叶部分分开雕刻，如先在一块40厘米高、60厘米宽的木版上阳刻出枝叶，在有花朵的部位则挖刻出大于花朵轮廓的浅坑。另外阳刻花朵，此花朵所附木面轮廓和浅坑相同。印刷时把坯布平置花版上，用不同层次的绿色色扑有选择地在坯布上扑染，完成后把花朵版安入浅坑中，换用红色色扑扑染坯布上方，即在绿色枝叶中显现出红花。在具体扑染时，绿色和红色都有多种深浅不同的变化，花朵造型往往有多种，可以随机掉换，安置在不同的浅坑里，再选色扑染。一副这样的花版，可以扑染出多幅不同效果的彩印花布。
这两种方法大概和蓝印花布同时出现，但蓝印花布的刮浆染技术日益成熟后，它们也渐失市场。
（2）大运河畔的蓝染织品城镇
松江、苏州两地相邻，能成为蓝印花布的主要产地，是和当地自明代以来即是中国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有直接关联。因棉纺织业发达而带动印染业随之兴盛，蓝印花布手艺传布四方也是正常的，这种传布和移民有关，也和交通线路有紧密关联。
元朝末年，朱元璋占据长江下游的时候，和他同样来自社会底层的江苏泰州白驹场烧盐的盐民张士诚在元至正十六年（1356）已在苏州建都，至正二十三年（1363）又自立为吴王。朱元璋立即调集主力攻打苏州，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张士诚被俘，解至南京后自缢身亡。十一月，朱元璋下令把第一批苏州富户强迫移民至濠州。二个月后，即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府（南京）登基，国号明，正式建立了大明王朝。二年后的1370年又大规模迁苏、松等地民4000余户至临濠，移江南民14万户至凤阳。
研究社会经济史的人都认为明代开始的移民，是平衡劳动力的需要，江淮地区自元以来人烟稀疏，地广人少，江南地区则地狭人多，所以有必要移民。
且不论朱元璋多次下令苏州移民的原因中有无个人恩怨，总之，苏州、松江两府16县的移民中，包括士农工商各阶层的市民，而且苏、松的富户往往自己一家一族之外，带有半依附性质的手艺匠人也往往裹挟其中。洪武初，朱元璋还常借某些事端把南京城内某街区的居民整体流放到西北青海，这些居民中就包含着相当数量的手工艺匠人。今天西南方的云南、贵州，西北方的青海等地尚有不少苏州、南京人的后裔，有的服饰仍保留当年特点，这就是移民的结果：把长江下游的文化（包括手工艺）也带过去了。
由此，我们看到明初苏松移民的方向有南、北两支，其中向北一支的后裔流向到泰州后又有分流：向东到南通，向东北到盐城、阜宁；向西北到兴化、淮安、沭阳，再向北到山东临沂、天津卫；向西到扬州、高邮，再西向到安徽庐阳。
京杭运河是沟通南北主要交通线，也是南北商业贸易的路线，蓝染匠师可以沿着运河溯流而上，进入山东、河北。扬州在清代前期就已经成为运河沿岸最大的商业化城市，《扬州画舫录》卷一记录“江南染房，盛于苏州。扬州染色，以小东门街戴家为最”。并指出扬州染坊植物染颜色不止一种：如红有淮安红，本苏州赤草所染，淮南湖嘴布肆专鬻此种，故得名；桃红、银红、靠红、粉红、肉红，即韶州退红之属。紫有大紫、玫瑰紫、茄花紫，即古之油紫、北紫之属。白有漂白、月白。黄有嫩黄，如桑初生。
杏黄、江黄即丹黄，亦曰缇，为古兵服；娥黄，如蚕欲老。
特别要指出的是，这段文字涉及苏州、淮安、韶州各地的染坊布肆，说明当时染织的产、商地域甚广，而且互有原料、产品的购销联系，已经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印染市场。作者记录的青蓝系列品名品种就有：青有红青，为青赤色，一曰鸦青；金青，古皂隶色；元青，元在緅缁之间；合青则为靘；虾青，青白色。沔阳青，以地名，如淮安红之类。佛头青即深青；太师青即宋染色小缸青，以其店之缸名也。绿有官绿、油绿、葡萄绿、苹婆绿、葱根绿、鹦哥绿。蓝有潮蓝，以潮州得名；睢蓝以睢宁染得名。翠蓝，昔人谓翠非色，或云即雀头三蓝。
又引《通志》，说：“蓝有三种，蓼蓝染绿，大蓝染碧，槐蓝染青，谓之三蓝。”
可见，在当时，是把“青”、“绿”两色和“蓝”色并列，把“蓼蓝”、“大蓝”、“槐蓝”三种不同蓝草所染出的“蓝”色分为“绿”、“碧”、“青”，统称“三蓝”。说明扬州当时染坊的工艺相当精致，已经和苏州染织业界影响相当，是大运河苏北段的织染中心。
沿着大运河北向，清代的印染中心城镇除了扬州外，就是济宁。据我的研究生李义娜实地调查，山东省济宁地区在津浦铁路通车之前，是大运河山东地段染织手工业重镇。从清到民国初期，蓝染业的生产、商贸是当地经济繁荣的基础。据《山东通志》记载：清代的山东有许多地方，如平原、禹城、菏泽、济宁、滨州等都有生产蓝印花被面的染坊，但从交通之便说，非济宁莫属。据《中国实业志》载：“山东染坊中部以济南周村为盛……西南部以济宁为染业繁盛之区……济宁等县前清光绪年营业最旺。”清光绪年间，在“五洋进口”的极盛时期，被称为济宁“四大金刚”之一的刘韵樵在开设了德基布店、北德基布店、宏基布店、基盛布店的同时，为提高“基”字号商品的信誉，不使白坯布染色的利润外溢，遂在济宁河东中心桥又增设了一处基盛染坊，为济宁较早的手工染整作坊，从此南北德基、宏基布店、基盛布店的青蓝色布做到了自产自销。济宁地区染织手工业的兴办，从时间顺序上看，最早有：清光绪30年（1904年），梅天俊在曲阜县雇佣四名染匠开设“东兴和”染坊，代染白布、染线，一直到1931年，因时局艰难，不得不停业。曲阜县还有孟广森在南门大街开设“孟家线店”，经营织带，经营打线、织布、缫丝、染线，算是染织工艺较齐全的小工坊。在当时抗日战争环境下，维持到1943年停业。到清末，宣统2年（1910年），刘韵樵在布店基础上，创办了“基盛染坊”，使本店出售包括蓝染在内各色布，均做到自产自销。
民国3年（1914年）在邹县县城自由门外大街有“和兴染坊”成立。当时注册资本300元，工人六名，年产量3750匹，总值6535元。
1915年，济宁创建前卫街道立甲种工业学校，设染织科。“七七事变”后停办。
一共收学生21级，600余名，民国8年（1919年），开始有毕业生，这是中国首批“高等职业学校”性质的染织专科技术人才。
1922年泗水有杨守田、孔昭为、王微先创办裕华染织厂，但1923年就停业。这种情况是因为中国长期“内乱”不止，大环境不稳定，“市场”经济无法生存，根本上使民族手工业的复苏、发展，成为泡影，尽管此时还是有一些有志于推进民族手工业的人士。
民国以来因舶来色布的冲击和化学染料的市场化，济宁及周边地区已有不少染坊闭歇。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3年，济宁及周边地区主要染坊的年产值还并不很坏。
1938年日军侵占济宁后，染坊多有停闭或转业。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百废待兴。济宁及周边地区很多手工艺者为了维持生计，又纷纷建立小作坊。多则五六人，少则夫妻两人，以染土布和洗染衣物为主，每年每家营业额不过数百元，多则千余元。
在当时也还不是效益太差。1949年建国前济宁市（现市中区）有染坊22家，汶上有染坊22家，邹城有染坊十几家，泗水城关区有染坊5家。
（3）长江中游的蓝印花布传人
清末民初，汉口是长江中流的大码头、大商埠。地理位置居于大陆中部，是国内水陆交通贯穿南北、东西的交汇点，因此这里也常得风气之先。洋靛进入江苏、上海市场后，也迅速出现在以汉口为中心的周边印染市场。民国10年代之后的蓝染市场已经是洋靛、土靛俱全，当时汉口市场的土靛大都是从江西、湖南、贵州运来，加工时从把靛青入缸到完全发酵可染，在温度要求下也要12个小时左右才能达到理想的印染浓度。所以生产周期相对长一些，成本显得偏高。
洋靛多是德国产虎牌快靛，化学合成靛白，用药粉化开调匀，加热即用，价格不高，而且印染时不需发酵，条件比土靛大为减少，操作步骤简单易行，印染同样数量布匹的周期大大缩短，出品率高了，产量增多了，产品单位成本就降低了，所以采用洋靛的染坊越来越多也是趋势，当然污染水土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
天门市在汉口西约120公里，在明清时代地处江汉平原的天门县就是产棉区，历史上棉花年产最多达160多万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