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1年8月25日(伊斯兰教历31年1月2日)，地处西亚的阿拉伯帝国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派遣使节抵达唐都长安朝贡，此举被后人视做掀开了中国与阿拉伯两大文明体系正式交往的历史扉页。随之而发生的大事则是：一种新兴的人类文化载体，同时又是阿拉伯文明体系创造的客体——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中国，在保持自身独特风骨的前提下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流融汇，并孕育出人数可观的中国穆斯林民族群体。在唐宋时期，伊斯兰教只是一种侨民的宗教信仰，信众有限。但自元代开始，随着众多民族的大迁徙大融合，中国穆斯林人口显着增长。时至今日，伊斯兰教已成为中国56个民族中10个少数民族共同的宗教信仰，各族穆斯林已达2300万人，其分布遍及全国各省区。伊斯兰教作为一种象征体系所具有的种种特性，常常在各族穆斯林中发挥极为有效的组织功能，成为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的寄托对象，以维系民族文化和民族本身的存续。在西部各族穆斯林聚居地区，伊斯兰教与民族问题更是关系密切，甚至交织一体，其对社会的影响尤其重要、广泛而深远，以至直接从历史延伸到当代。
审视1300余年来伊斯兰教在中国跌宕起伏的风雨历程，我们不难看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上层建筑、一种文化现象、一种社会生活的伊斯兰教，有时表现得十分情感，使人很难用纯粹逻辑的方法去理解或认识，但它并没有像犹太教、景教那样湮没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汪洋之中，故此其存在与发展的事实又肯定是十分合乎逻辑的，蕴含着丰富和复杂的社会因素，是可以让人剖析或解读的。在历史的长河中，伊斯兰教和中国社会的互动关系在其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使它一方面抗衡了岁月与多种异质文化的冲击而保持了自己的信仰特点和基本礼仪制度；另一方面，为了维护生存，其足迹又深深涉及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与中国的地理环境、经济运转、政治制度、民族群体、文化习俗发生过各种各样密切的关系。由于在阶级社会中，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和贯彻统治阶级意志是社会运作的主要目的，因而，伊斯兰教同中国历代政权的关系，是伊斯兰教同中国社会各种势力之间极为重要而又极为复杂的一种关系，并直接制约着各个时期中国伊斯兰教与各族穆斯林的生存与发展。这种关系又借以通过中国历代政权制定和实施治理伊斯兰教事务与穆斯林民族问题的政策策略而全面反映出来。虽然各个朝代对伊斯兰教政策的出发点有所不同，而制定及实施的方案有所侧重，但其目的或实质都是为了扶植、利用和管理、控制伊斯兰教，借以统治各族穆斯林，这是自唐代到民国时期中国历代政权一项重要的传统政策。不管是扶植还是限制，历代政权都不曾放弃过对伊斯兰教的管理，这是因为伊斯兰教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一种拥有大量教众、教会组织和寺院经济，乃至和众多的少数民族日常生活有密切联系的社会力量。我国历代政权制定的伊斯兰教政策，在本书中主要是指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至1949年间各个朝代治理伊斯兰教事务及对待各族穆斯林问题的政策及策略。因此，尽管历代政权实施的伊斯兰教政策在形式上各有不同，但最终都表现为强化统治阶级政权这种阶级社会固有逻辑的一种反复流转过程。
这个从唐代到民国末年长达1300多年的历史跨度，也是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阶级社会。在那个年代，国家政权由旧统治阶级所掌握，阶级关系和社会关系是不平等的。为了维系这种关系，历代政权实施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包括对伊斯兰教的政策，当然也是不平等的，因而在本质上和总体上是与社会发展总趋势和穆斯林民众的基本利益相背离的。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历代政权为其政策进行包装美化，却始终不能成为解决中国封建时代乃至近现代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社会问题的救世良方，反而动辄加剧了上述社会的内在矛盾，对穆斯林的进步带来了种种阻挠的原因。由于在旧中国历代政权的统治利益是高于一切的，统治阶级扶植和利用宗教，是需要宗教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宗教的发展不允许触犯统治阶级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时的社会里，宗教信仰是没有自由的，是受许多外来因素干涉的。然而，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认识和评价，则应该看到更深的一个层次，即历代政权的伊斯兰教政策，虽然由统治民族的统治阶级制定，并根植于中国传统政治厚重的土壤之中，但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他们也必然要制定一些适合当时历史条件和民族宗教实际状况的政策。这些政策一般是适应社会发展状况，并符合那个时代宗教关系和民族关系需要的，从而对社会的发展、民族关系的调整和各族穆斯林的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也就是说，历代政权对伊斯兰教的政策同它制定的许多其他政策一样(并不是所有政策)，都是同时把阴影与亮点都投射在历史屏幕上，让后人不得不通过扑朔迷离的历史现象去重新认识和判断是非，了解其真实面貌。
由于历代政权对伊斯兰教的政策既有共同的目的和实质，也有内容及方法上的变更，因而千余年来，它不仅影响着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还对历代穆斯林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及民族关系的演变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所以成为中国伊斯兰教史上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个研究课题。笔者就是通过阅读这方面材料对此产生了探讨的兴趣。然而，由于这个问题牵涉的范围很广，但资料相当缺乏，又直接涉及伊斯兰教与中国政治的复杂关系。因此，以前国内学术界在这个领域内的研究步伐较慢，而海外学者的论述又常常夹杂误解和偏见，研究起来难度很大。可喜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汝珩、李兴华、秦惠彬、陈国光、马明达、苗普生、潘向明等先生已就某些专题进行了探讨，有了不少建树，使笔者感到，在众位专家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个领域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已经有了较好的条件和更大的可能性。同时，从各位专家已经取得的成果和在研究中揭示出来的问题看，对历代政权的伊斯兰教政策开展研究，不仅显示出学术上的意义，并对处理现实问题也具有参考价值。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为了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进步，对一些重要的历史现象进行反思和借鉴是非常必要的。概括起来说，其意义和价值在于：第一，通过分析历代政权制定伊斯兰教政策的动机、背景、内容和具体措施，可以深刻领会伊斯兰教在我国历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尤其是自清代以来伊斯兰教与西北社会经济发展及政治稳定的重要关系，了解伊斯兰教与民族问题相辅相成的历史关系及现实影响，从而提高各级干部在正确对待和处理伊斯兰教事务及各族穆斯林问题方面的认识。第二，通过系统总结历代政权治理伊斯兰教事务和穆斯林民族问题的得失，可以对我们在新时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积极引导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展与稳定西北边疆，促进各族穆斯林聚居地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提供借鉴。第三，通过探讨中国伊斯兰教对历代政权政策的反应，可以从新的角度去发现伊斯兰教得以在中国发展的深层原因，了解其与历代社会相适应的政治、经济、民族成分等基础条件及所作出的变通措施，从而对中国伊斯兰教今后的发展前程及可能的变革作出理论分析。第四，通过对历代政权制定和实施伊斯兰教政策，以及产生的社会反响的研究，可以挖掘出伊斯兰教和中国政治及广阔社会层面关系的许多新资料，开拓研究范围，对编写全面而完整的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政治史及中国穆斯林民族史提供帮助。可以说，笔者编撰本书的宗旨就包括在上面几点之中。
在确定本书的论述内容后，笔者试图把历代政权对伊斯兰教制定的种种政策作为一条既成历史河流，然后将其置放在中国社会发展史的广阔视野中加以观察和评价，从而对这些政策的形成、实施和影响，得出尽量全面、完整的认识。因此，书中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历代政权的宗教观、民族观，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认识和态度，制定治理伊斯兰教事务策略的政治、经济、民族、社会依据及时代与文化背景。第二，历代政权处理伊斯兰教事务与其他宗教事务的不同政策、策略及原因。第三，历代政权对伊斯兰教扶植与利用、管理与限制的具体策略、管理办法或实施情况。第四，历代政权实施伊斯兰教政策的社会反应和影响。第五，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政权对伊斯兰教事务的重视和对穆斯林的尊重与保护。第六，中外反动势力对中国伊斯兰教事务的觊觎、利用与失败。需要说明的是，根据中国伊斯兰教的特点，本书在探讨上述问题时，始终把伊斯兰教事务与各族穆斯林问题结合在一起进行系统考察。由于内地(汉语系)伊斯兰教和新疆(突厥语系)伊斯兰教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情况各有特征，又紧密联系，为了比较确切地叙述与评价，本书对两者的研究方法将有分有合，即有时集中讲述，有时分开评说。
本书包括四个部分，共11章。
第一部分，论述唐、五代及宋辽金夏政权对伊斯兰教的政策。当时伊斯兰教在中国处于早期传播阶段，穆斯林人数不多，且居住于东南沿海及一些大城市中，如果没有元代穆斯林的大量补充，内地伊斯兰教的存续将难以维持。上述政权出于经济贸易的考虑，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均采取宽容政策。10世纪初，新疆的喀喇汗王朝改奉伊斯兰教，成为我国国内第一个地区性伊斯兰教政权。
第二部分，论述元明两代建立在新兴民族群体基础上的伊斯兰教政策。元代的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推动了伊斯兰教的发展，使穆斯林人数迅速增加，并在中国孕育出一批穆斯林少数民族。剖析明朝对伊斯兰教的尊崇，是为了加强对其控制，在引导穆斯林吸收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曾作了极大努力。
第三部分，论述清代的伊斯兰教政策。认为清代对伊斯兰教事务的基本策略是“齐其政而不易其俗”，其宗旨是为了维护自身统治。“齐其政”，是要求中国穆斯林服从其封建统治和基本政令法规；“不易其俗”，是一种治理策略和政治笼络手段。清朝前期和中后期的对伊斯兰教政策，有一个从宽松到严苛的过程，这是由于社会形势的变化，使这项政策失去内在平衡，发生重心转移。笔者还用较多篇幅阐述清廷对新疆伊斯兰教事务的治理。
第四部分，笔者依据收集到的新材料，对过去很少涉及的民国时期伊斯兰教政策进行探讨。同时，为了强调现代新疆地区伊斯兰教的重要影响和帝国主义对中国伊斯兰教事务的干涉，专辟两章分别论述民国时期对新疆伊斯兰教事务的处理及日本侵华前后对中国伊斯兰教事务的觊觎与利用。另外，通过一系列事实，论述中国共产党及陕甘宁边区政权对伊斯兰教事务的重视与对穆斯林的尊重保护，说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各族人民才真正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最后，通过“结语”对历代政权的伊斯兰教政策进行反思或总结。
由于作者能力所限，难以在书中完整地呈现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关系这段曲折历史的全貌，更无法表达出论述对象在当年所表现出来的活力、激情与质感。但是，由于这个题目已引起许多人士关注并希望加以了解，因而笔者将自己在阅读有关文献及论着过程中所看到的资料和所形成的若干想法，加上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提供的最新研究成果一并加以梳理、整合，并按照时代先后缀连成文。既作为有识之士探讨这个问题的引玉之砖，又为希望了解这方面知识的读者提供一份阅读参考材料，从而在广泛听取意见与批评的基础上，提高笔者自身的认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