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开放的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招徕了大批穆斯林客商，也推动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正如杨怀中在《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所引用的那句民谚所说：“基督教是洋人的枪子儿打进来的，佛典是印度大白象驮进来的，伊斯兰教则是阿拉伯商船和骆驼运进来的。”当时居住在内地及沿海一些城市的穆斯林蕃客在经济方面虽颇有声望，但其宗教活动没有在国内史籍上留下明确记载，也没有形成穆斯林的经济和政治。总而言之，伊斯兰教在唐朝的影响还很有限，但又不是没有一点影响。因此，严格说来，唐朝政权没有必要去制定专门的伊斯兰教政策。但是，为了管理逐渐增多的穆斯林和相应事务，调整国家政权和这部分社会新成员的关系，唐朝政权又沿用处理民族问题的既定政策来作为自己的伊斯兰教政策，实际上就是依据“四夷可使如一家”的民族观来治理伊斯兰教事务，更具体一点讲，就是以“恩惠抚和”为主的态度来对待穆斯林蕃客和他们的信仰习俗。在这个政策感召下，来华的穆斯林客商和军士们纷纷留居，成为中国最早的穆斯林，他们的迁徙和繁衍生息，使伊斯兰教在中国开始了早期传播。
第一节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社会背景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统一、强大、繁荣的时代，呈现出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经济与社会的开放，大大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古老的中国东方文明走向世界，同时，处在大唐盛世的中国也敞开了情感天地和意识形态并以兼收并蓄的恢弘气度，让世界走近自己，接纳了包括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内的多种多样人类文明。正是在这样一个中西文化大交流的时代，伊斯兰教以中国与阿拉伯经济交往的迅速发展为铺垫，静静地踏入了神州大地。
一、唐代开放的经济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
隋朝结束了东汉末年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但剧烈的社会冲突迫使其早早退出了历史舞台。作为隋朝统一大业政治继承者的唐朝继续开疆拓土，把疆域空前扩大，其高度发达的经济和文化，使它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界东方。这种新面貌或新气象的主要特征，就是整个社会充满了开拓、开放的时代气氛，一扫六朝时代消沉隐遁、平庸保守的灰色情调。开拓的结果引来了开放，开放的实现又推动了开拓，正由于开拓与开放的这种互动关系，使唐朝经济的开放，推动了对外经济的发展；唐朝社会的开放，达到了政治上的稳定；唐朝文化的开放，形成了中西文化空前的交流。
在经济方面，唐太宗废除隋炀帝时期的苛政，实行轻徭薄赋，使社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武德七年颁布的新均田令，打击了豪强地主，鼓舞了大批庶族地主，也使广大农民有可能获得自己的土地。唐朝对生产关系的调整，使生产力迅速提高，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又带动了商业的繁荣。社会财富的增多，消费水平的提高，要求商品交换的扩大。首先是加强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产生了长安、洛阳、扬州等一批商业都市；其次就是敞开国门，招徕海外客商，促进中外商品的大流通，市场的大繁荣。唐朝时期对外经济交往的主要渠道是贯穿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渡越南海的海上丝绸之路。随着疆域的扩大和发展对外贸易的需要，唐朝在西域广大地区设立了完整的军政管理机构，为来往客商和使者提供服务，并且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同时，随着中国本身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和海外一些国家积极发展海上交通，大力推动和中国之间的海上联系，因此唐朝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沿海地区出现了许多贸易港口和通商口岸，如潮州、福州、温州、明州、苏州、泉州、扬州和广州等。作为当时最大通商口岸的广州，每天吞吐着各种各样的货物，输出品有中国丝绸、瓷器和名贵药材等等，输入品主要是香料、象牙、犀牛角和其他“珍奇异物”，整个港口充满着经济开放的勃勃生机。
在社会方面，首先唐太宗实行了“恩惠抚和”的民族政策和多样化的怀柔羁縻措施，使经过南北朝民族同化大潮流涤荡的少数民族，有的演变为新的民族，而同化了众多少数民族的汉族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总结前朝民族政策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唐朝对于依附的各少数民族，基本上“从俗而治”，不改变其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和信仰习惯，并对其首领人物加封赏赐。因此，唐太宗被各族使者尊奉为“天可汗”，成为各民族的共主。唐朝这种开明而开放的民族政策，促进了境内各民族的和睦融洽，使边疆地区获得稳定。其次，唐太宗在用人方针上确立“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的宗旨，表现了他在治国策略方面灵活开放的观念。他不仅对各地归附的地方势力给予高官厚爵，还罗致了一批前朝的宗室贵族。同时，为了打破庶族或寒门有识之士不易进身的禁锢，他又推行科举制度，从而刺激了整个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还在自己周围聚集起一批出身于世俗地主阶级的社会精英，使他们成为巩固政权的中坚力量和推行其开放政策的前驱。再次，随着唐朝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各国使节、客商、留学生纷纷来到长安和一些其他中国城市居住。安史之乱前，唐朝经济繁荣，对这种国际往来的着眼点在于加强邦谊，不大看重经济收益。因此，外国客商和侨居在那里的外国人，一直受到礼遇。比如有些外国贡使实际就是商人，唐朝政府给予的回赐往往与贡品价值相抵。唐朝在对外政治关系方面实行的这种宽待开放方针，使它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故此在后来危难之际，能获得邻邦的同情和帮助。
在文化方面，开放的氛围使唐朝人置身于世界性文化大交流的格局之中，不仅打开了个人的视野，还给社会注入了一股新的生机和活力。唐代在文化方面的开放，还造成外来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的激励和冲击，由此导致民族文化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那时，西亚、中亚、南亚的音乐、舞蹈、美术、建筑艺术、医术、历算纷至沓来，使长安、凉州等城市成为域外文化汇聚的中心，受到世人的称羡。作为人类文化重要载体的境外各种宗教也在此时传入唐朝。例如，佛教虽然早已传入中国，但唐朝的玄奘为了求取佛经，不畏艰险前往西域，带回大小乘佛经520]，计657部，回国后由唐太宗安置在长安慈恩寺译经，又修建佛塔即今大雁塔收藏他带回来的佛经。以后，唐高宗、中宗、睿宗都曾提倡和利用佛教。祆教通过丝绸之路先传入新疆再传入内地。北齐、北周都崇奉祆教，至隋唐时代最为兴盛，长安置有祆教祠，由“胡人”充任管理人员。景教乃基督教的异端聂斯托里派，明朝天启三年(1623年)在陕西周至县出土的唐朝建中三年(782年)所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作为历史的见证告诉人们，唐贞观九年(635年)景教教士阿罗本来长安传教，并于义宁坊修建了大秦寺。此后，景教接连得到唐朝六代皇帝的优待，前后活跃过250年之久。7世纪下半叶唐高宗时(650～683年在位)已有摩尼教的高级僧侣“慕阇”来到中国传教。延载元年(694年)，波斯人密乌没斯拂多诞携带《二宗经》来唐朝觐见，博得女皇武则天的赏识。大历三年(768年)唐代宗发布敕令，允许回鹘摩尼师在长安设置寺院，并赐匾额“大云光明”。以后，湖北、江西、河南、山西、江浙等地均建有摩尼寺庙，其影响传布到中原广大地域。
作为阿拉伯文明重要载体的伊斯兰教正是在唐代开放的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中，于公元7世纪传入了中国，经历了1300余年的曲折历程，在中国社会生活及思想文化领域曾经产生过并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二、大食遣使朝贡的意义
据中国文献记载，中国与阿拉伯早有交往。《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称阿拉伯为“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耕田，田稻”。公元97年甘英出使西域，行至安息(西亚古国，为波斯帝国一个行省)西境欲渡海往埃及受阻。由于甘英的报道，中国人对“条枝”的了解又深了一层，所以《后汉书》117卷《西域传》中，记载“条枝”的地理位置较《史记》正确：“条枝国城……海水曲折，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自此，汉朝每年都派出五六批，甚至十余批使者前往中亚及西亚各国，与阿拉伯保持着直接或间接的交往。除陆路之外，中国与阿拉伯和波斯的海上交通也日益频繁。到唐代，中国与阿拉伯的交通往来已形成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两条重要通道。公元7世纪初，伴随穆罕默德的宗教革命，阿拉伯半岛在政治上实行了统一，建立了强大的哈里发国家。当时，中国与被称为“大食”的阿拉伯帝国是亚洲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双方疆域已经在中亚地区开始接壤，其友好往来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据《旧唐书》198卷《大食传》记载：“永徽二年始遣使朝贡。其姓大食氏，名]密莫末腻。自云有国已三十四年，历三主矣。”对永徽二年(651年)遣使朝贡一事，《新唐书》和《册府元龟》也有类似记载。永徽二年(651年)恰值阿拉伯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当政，“]密莫末腻”即“艾米尔·穆民(信士们的长官)”之讹音。上述《旧唐书》记载还有一处疑问，即永徽二年实为伊斯兰教历31年，而非34年，参照《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和《册府元龟》的记载，可知永徽六年大食使者曾再次来朝，所以“有国三十四年”乃永徽六年来朝使者之言，而《旧唐书》198卷《大食传》误将其记成是永徽二年使者之言。陈垣在《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一文中曾明确表示，永徽二年大食遣使朝贡，即可作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开端，“因唐代外使来朝，向有铜鱼之制，雌雄各一，铭其国名，置于彼国，见《唐会要》。其初次通使者当无此，故知为始来。”（东方杂志1928，25(1)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存稿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349）
傅统先在《中国回教史》一书中也主张，伊斯兰教与中国正式发生关系当在唐高宗永徽二年，在此之前即使有穆斯林商人来华，也并未宣扬伊斯兰教，甚或未提及伊斯兰教。这一观点，即将公元651年大食遣使来华作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标志，目前已被学术界普遍接受。由此可见，伊斯兰教在中国，几乎同它的发源地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也就是说，伊斯兰教创立不久，即随来华的阿拉伯使节或商人传入中国。
由于对宗教传入的标准掌握不一致，关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起始年代，概括起来说，还有以下四种说法，即隋开皇中说、唐武德中说、唐贞观初说和8世纪初说。学术界对以上诸说多曾作出评议。首先，隋开皇年间(581～600年)穆罕默德尚未“奉命传道”，伊斯兰教不可能对外传播。该说法依据西安化觉巷清真寺自称唐天宝元年(742年)王珙所撰的《创建清真寺碑记》，语意与唐人习惯不同，其书法亦非宋明以前书法，碑文中又译摩诃末为谟罕默德，更是元末明初人士译音。经学者认真考证，确系明人伪托，因此隋开皇年间说已为学者们弃而不用。其次，唐武德年间(618～626年)，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刚刚立稳脚跟，麦加古莱氏贵族万人联军的进攻迫在眉睫，此时自然不存在向外传教的机会。而且此说所据系民间传闻，因此难以成立。再次，唐贞观初诸说以“贞观二年说”最为普遍，但其依据的《回回原来》一书纯属传说故事，且回回的名称在唐代尚未产生，故不足为据。至于“贞观六年说”，金吉堂认为此时《古兰经》尚未搜集成册，且仅写于羊皮纸上，不可能带入中国，由此可辨明此说也不足征信。第四，8世纪初说以陆路而非海路，以大食援兵而非蕃胡商贾来华为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之始，国内学者赞同者亦不多，而国外学者大抵根据历史背景加以推定，比较倾向于此种说法。总之，关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起始年代，目前学术界已有较共同的看法但尚无最后的定论，然而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尽管最初阿拉伯人来华并不是具有传播伊斯兰教的使命，但唐初确实已有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穆斯林在中国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