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中国伊斯兰教稳步发展并逐渐定型的重要时期。明朝政权建立在起兵倒元、驱蒙兴汉的基础上，在解决民族宗教问题时，既要适应回回等少数民族普遍信教的现实，以优容宽待的态度来处理伊斯兰教等宗教事务；同时，对色目人、蒙古人等又多有防范，一度不许本类自相嫁娶和禁止“胡服、胡语、胡姓”（明太祖实录：卷三〇），以民族同化方式来对穆斯林及其他少数民族进行治理。《明史》作者评述明代宗教政策之目的时认为：“迨成祖，益封法王及大国师、西天佛子等，俾转相化导，以共尊中国。”（明史：卷三三〇）明朝最高统治者也表白，在宗教问题上抚治各少数民族的目的，就是为了“欲其率修善道，阴助王化”（明太祖实录：卷二二六）。因此，明朝政权对伊斯兰教采取的“转相化导”政策，一方面有笼络安抚穆斯林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达到利用宗教影响“阴助王化”“共尊中国”的统治目的。“转相”，就是把伊斯兰教对穆斯林的巨大精神影响，借用到说服穆斯林对明朝政权的归附服从上来；“化导”，就是用褒扬伊斯兰教的办法，把它抬高到和封建理学同样“仁覆天下，道冠古今”，“深原于正理”的地步，从而引导穆斯林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逐渐淡化原先的民族宗教意识，融合到汉族社会中间去。明初，穆斯林在政权建设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当局所面临的复杂的民族关系态势，成为明朝确定对待伊斯兰教事务态度的重要依据。明朝政权制定的“转相化导”的伊斯兰教政策，又对中国伊斯兰教在明代发展的形态，包括回回等穆斯林民族共同体的最终形成、内地伊斯兰教教义思想和礼仪制度的确定等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明代，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已皈依伊斯兰教，哈萨克等突厥语系少数民族也逐渐接受了伊斯兰教信仰。叶尔羌汗国的建立及和卓势力的兴起，表明了伊斯兰教在我国西北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已越加引人注目。
第一节明代伊斯兰教稳定发展的社会背景
在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的过程中，回回将领建功立业，担任要职者很多；明朝建立后，回回人又在各族经济文化交流中积极投入，作出了重要贡献。回回人在明代社会中享有一定的地位，明代统治阶层对回回也基本上保持怀柔安抚的民族政策，这些有利因素的存在，使回回人所信仰的伊斯兰教获得了稳定发展的机遇并逐步趋向定型。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明代有不少回回人中举、中进士后被授予各种官职，参加了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统治机构，在政治领域也有不少建树。但这些人在参政后，均不显示自己的穆斯林身份；相反，还往往淡化自己的民族意识和出身背景，故对伊斯兰教的传播发展没有什么正面影响。
一、回回将领对明朝建立和巩固的贡献
元朝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政策，引发了各族人民大起义，许多回回人也参加了起义。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称帝并建立明朝。同年，明军北伐，会师元大都(今北京)，迫元惠帝北徙。元朝灭亡与明朝建立，既是改朝换代，也是统治民族的变革。一些回回将士在明太祖推翻元末暴政、消灭群雄割据和抵御北元威胁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回回将领还成为明朝的开国元勋。因此，民间流传有明代“十大回回保国”的逸话。
早在红巾军为首的全国大起义爆发前，陕西曾有回回流民起义，500多人渡过黄河，攻打山西的几个县。至正十二年(1352年)朱元璋在凤阳参加起义军后，回回人冯国用和冯胜兄弟投入他的帐下。冯国用兄弟知书史、通兵法，朱元璋同他们商讨平定天下的大计。至正十五年(1355年)，怀远回回常遇春和其内弟蓝玉归附朱元璋，成为战场上勇猛的一员先锋。这一年，常遇春和冯国用兄弟渡过长江，攻取当涂。次年，又随朱元璋大败元将海牙、陈兆先，迫降元兵3.6万余人，夺下南京，进取镇江，拥立朱元璋为吴国公，为朱元璋的帝业奠定了基础。冯国用早逝后，冯胜继兄职典亲军。
为了消灭地方割据势力，推翻元朝政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徐达、常遇春、冯胜先攻灭盘踞武昌地区的陈友谅。二十六年(1366年)，又攻入江浙东部。翌年(1367年)，朱元璋占平江，灭张士诚，统一了江南。常遇春、冯胜、蓝玉等回族将领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年，常遇春为副将军、徐达为大将军、冯胜为将，率兵25万北定中原。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称帝，明北伐军破济宁，灭汴梁，平河南。“元将脱因帖木儿以兵5万陈洛水北，遇春一矢殪其前锋，大呼驰入，敌大溃，追奔五十余里，梁王阿鲁温以河南降。”（金天柱，撰，唐晋徽，补清真释疑补辑（下册））继而常遇春入山东，攻德州，冯胜西取潼关，复同徐达合兵取长芦，克通州，入元都，元朝灭亡。常遇春因功绩卓着，授职为中书右丞相平章，封鄂国公。洪武二年(1369年)常遇春偕同徐达、冯胜奉命西征，解除北元及其在各地势力对明代北方的威胁，击败元将扩廓帖木儿，取大同、太原。同年，在锦州击败元将江文清，在全宁(今内蒙古翁牛特旗)击败元将也速，攻拔开平，驱元顺帝北走应昌。据《清真释疑补辑》记述，常遇春“获其宗室，蓟北平。七月，师次柳河川，病卒。丧归，帝(朱元璋)用宋太宗赵普故事，临于龙江，御制祝文致祭，驾诣柩前，长揖痛哭而还。追封‘翌远推成、宣力靖远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书、中书右丞相、开平王’，谥‘忠武’，配享太庙，肖像功臣祠，位皆第二，赐葬钟山。”遇春生前“沉鸷果敢，善抚士卒，出摧锋，退殿后，未尝败北”，“尝自言能将十万众，横行天下，军中因称‘常十万’。太祖每曰平定之功，遇春十居八九。”上述《补辑》一书还记载：常遇春“生平勤斋拜，当戎马倥偬，即入寺谈经习礼，虽在军中亦然。又请敕建礼拜寺于金陵城内，落成，高皇帝频临幸焉”。
常遇春殁后，冯胜继续随大将军徐达平陕西，捣定西，击败北元大将扩廓帖木儿，太祖“诰词谓胜兄弟亲同骨肉”（冯胜传//明史：卷一二九）。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命15万大军三路出击北元，唯冯胜的西路军全胜而还。常遇春内弟蓝玉从傅友德伐蜀，从沐英攻西番，从徐达北征，皆立战功。洪武十四年(1381年)随回回将领沐英平云南，灭元梁王，南征军中不少回族将士后随沐英留镇云南各地。蓝玉还随冯胜等出兵吉林一带，收降北元丞相纳哈出。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又率15万明军深入漠北，在捕鱼儿海(今贝加尔湖)大败北元大汗脱古思帖木儿，俘蒙古贵族、官兵8万余人。蓝玉曾被明太祖比做汉之卫青，唐之李靖。后来，蓝玉又参与了平定施南、忠建、都匀、建昌诸土司，为巩固明政权立下新功。
明代回回将领不光为奠定国基建树功勋，在守卫边陲、巩固政权方面也屡有贡献。较着名的，有万历一代名将麻贵和达云。麻贵历镇大同、宁夏和辽东诸要塞，有效地防止了蒙古卜失免等部落的进袭。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援朝抗倭，经三年鏖战胜利旋师。史称“麻氏多将才”，其父、兄、侄多为明朝将领。达云巡守甘肃、宁夏、西宁诸镇，名震西陲，战功赫赫，被时人誉为“边将之冠”。
回族将领在明朝军事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大大提高了回回在明代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
二、回回人在明代各族经济与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明代回回穆斯林分布区域广泛，接触的民族众多，又多数聚居在水陆交通沿线和城镇附近，故此在各族经济、科技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回回人历来以从事工商业着称，但也经营农业。由于明朝实行屯田制度，大批回回军士和汉族兵民一块屯垦。回回人在保持伊斯兰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的同时，向汉族农民学习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所使用的农具、耕作的方法，以及施肥、管理、收割、挖井、开渠、排灌及种植的农作物种类，和汉族基本相似。由于回回人口的增殖和不断地迁徙，他们参加了许多地区的屯垦工作，并在那里新建起一批批回回村庄。例如哈八世在明初驻军湖南常德，后来在常德地区形成了16个回回村子。至于在陕西、甘肃、云南等地新出现的回族村寨为数就更多了。在变迁后的新环境中，回回人向周围的各族群众传授了汉族人民使用的农耕方法，使先进的农业技术陆续传入甘肃、宁夏、云南、贵州、广西等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为发展明代的农业作出了贡献。
明代的回回商人分布很广，经营活跃，不仅在明朝政权管辖的地域从事商业活动，还频繁来往于吐鲁番、瓦剌、鞑靼之间，直接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明朝政权充分认识到回回商人的特殊作用，因而诏谕各地为他们往来买卖提供方便，过关津渡口时不许阻滞。由于明代前期东南沿海受倭寇侵扰，回回海外贸易一度受到影响，因而，有不少回回商人通过中亚地区继续开展中西贸易。明代着名的回回商人皮儿马黑麻、阿里锁鲁檀等等，长期充当蒙古贵族的使节赴明朝进行联系，每次都带着两三千人的大商队随行以进行大宗交易。还有一个叫马黑木的回回商人则经常奔波于云南、宁夏等地进行贸易。
由于元代的许多回回工匠从中亚、西亚带来各种工艺并流传下来，明代的许多回回人继续从事有穆斯林特色的各种手工业劳动，如制药、制香、制瓷、制革和经销清真食品。制药业是回回传统医药的新发展，明代回回人所经营的乳香、没药、木香、丁香、龙涎香、安息香、犀角、硼砂、海狗肾等，皆为中医所普遍采用，成为中国医药的重要部分。明代曾有《回回药方》36卷，回回的膏药、药锭则流行全国，如北京的“王回回膏药”“马思远药锭”。制香业则与回回从事的中西贸易相联系，北京曾有祖传制香几百年的“香儿李家”。制瓷业源于中国，从事中西贸易的回回人将中国瓷器作为大宗出口商品，销往南洋各国和西亚非洲一带，因此专门烧制采用阿拉伯及波斯文字和穆斯林喜爱的缠枝图案和横直交垒装饰的青花瓷器，其产品富有伊斯兰特色而深受中外穆斯林的喜爱。此类瓷器在永乐、宣德、天顺、成化年间均有生产并遗实物传世，而尤以明武宗正德年间最盛。明初的大盘、大罐具有中东风格，专供出口。新烧制的双耳扁瓶、双耳折方瓶，仿自伊朗13世纪的式样。永乐年间造的两端喇叭型、细腰中空的青花座，用于承放花盆、水罐，仿造于3000多年前巴勒斯坦等地流行的青铜座，为国内所罕见。宣德年间造的伊斯兰式把杯，仿自8世纪的中东式样。还有伊斯兰风格的执壶、笔盒和高足杯。笔盒呈长方形，盖式取自中国，而花纹、铭文均取自波斯。正德年间设计的“回器”，更有阿拉伯文、波斯文铭文，器物有盘、碗、笔山、深腹罐、炉、盒、烛台，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20多件中，以绘釉彩书阿拉伯文瓷盘一件尤为珍贵（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301-311）。明代城镇的一些回回人从事屠宰牛羊，仅宣武门外，以宰牛为业的回民就达上万人之多。他们制售的清真食品丰富了我国传统饮食业，受到各族群众欢迎。
回回人对明代科技发展也有突出贡献，尤其是在天文历法领域。明末着名回族学者王岱舆的先祖，就曾在钦天监供职，家传历法300年之久。朱元璋对回回人在天文学方面所具有的学识十分重视，“洪武元年(1368年)，改(太史)院为司天监，又置回回司天监”（历一明史：卷三一）。是年冬十月，诏征“回回司天监黑的儿、阿都剌、司天监丞迭里月实一十四人，修定历数。二年夏四月，征元回回司天台官郑阿里等十一人至京议历法，占天象”（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三）。回回司天监撤销后，仍在钦天监里设置回回历科。在明代，《回回历》与《大统历》参用长达近300年，除了作天象预报外，想必也会就穆斯林的宗教节礼在历表上加注。洪武“十五年(1382年)秋，太祖谓西域推测天象最精，其五星纬度，又中国所无。命翰林李翀、吴伯宗同回回大师马沙亦黑等译其书”（回回历明史：卷三一）。这些书就是后来流行于世的《明译天文书》和《七政推步》等伊斯兰天文学书籍。
三、明朝政权的民族观和民族政策
明代的中国，境内居住着50多个民族，北至长城，东临沿海及附近岛屿，南涉海南岛，西南至川滇黔，西逾陕甘宁青，分布非常广泛。当时各民族的共同体、族称和居住地域多数已稳定下来。汉族是明朝的主体民族和统治民族，集中分布于内地各省，在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居于各民族的领先地位，而少数民族大部居于汉族四周，各方面发展均落后于汉族。如何消除边疆割据势力，如何治理散居内地或聚居在边疆的少数民族，如何解决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如何协调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利益关系，如何对待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所有这些都是迫切需要明朝统治者解决的民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