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民族对祖国都有贡献，只是贡献大小、范围、层次、类型不同罢了。撒拉族虽然人口较少（约10万），历史较短，但对祖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在中华民族的物质和精神宝库中自有其一份厚礼。
古往今来，在历史舞台上，不知演绎过多少荣辱兴衰和生死存亡的故事，一些人多势众的民族，曾几何时气吞山河，逐鹿中原，纵横天下，无数英雄豪杰叱咤风云，威震四方，在刀光剑影中，在战马嘶鸣中，攻城略地，成就了自己的功名和辉煌，彼时彼刻他们是何等的风光和威风！而如今却无影无踪，消失在漫漫历史的尘埃中，如匈奴、乌桓、鲜卑、柔然、契丹等，而今安在？在历史的残卷中，在发黄的故纸堆里。而区区数百人的撒拉尔人却能审时度势，迂回前进，在13世纪世界舞台风云突变，蒙古旋风席卷半个世界，成吉思汗及其后裔铁骑征服中亚的情况下，具有渊博学识和雄才大略的首领嘎勒莽、阿哈莽做出重大历史抉择，毅然决然放弃故乡，实施战略大转移，带领族人穿越茫茫沙漠，走过无尽戈壁，百折不回，终于在中国西北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结合部，黄河之畔找到了他们心目中的乐土。
他们克服人生地疏、语言不通、文化隔膜等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白手起家，从零开始，在崇山峻岭中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开拓家园。以特有的智慧和谋略，与四邻各族平等交往，开展商贸交流，互通有无，和睦相处；虽身处异质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但不被淹没，不被同化，大浪淘沙，生生不息，百折不挠，绝处逢生，不断发展壮大，由最初的数百人发展到今天的十万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奇迹！这就是撒拉尔的精神，就像合金一样，柔中带刚，刚硬中又有韧性，能够经得起高温与奇寒、酸性与碱性，各种恶劣环境的考验。
改革开放以来，这个民族又写下了新的篇章。西部大开发鼓角激荡，现代化建设风起云涌，蕴黄河奔腾之气势，弄时代汹涌之巨澜。扬鞭奋蹄，雄风重振。农林牧副业全面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民营企业和私有经济成为地区经济的“半壁江山”，甚至“三分天下有其二”，“三绒”“兴旺”“伊佳”等成为全国知名企业，一批新型企业家正在成长……遍布天南地北的“拉面”经济成为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建设家乡的同时，向高寒缺氧、令人望而却步的青藏高原挑战，在生命禁区修筑一条条“通天”公路，开通成都-西宁-格尔木-拉萨的交通运输线，促进高原与内地之间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对西部大开发特别是西北的开发作出了特殊贡献。
撒拉族既不是单纯的农耕民族，也不是游牧民族，撒拉族经济是农牧兼营、亦农亦商亦工的“复合型经济”，这种经济结构在西北这样一个自然生态环境恶劣、经济文化类型复杂的区域起着重要的沟通和联系作用。青藏高原藏族单一的畜牧业经济和黄土高原以汉族为主的单一的农耕经济是两大经济类型，这两大经济类型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而互补的重任历史性地落在具有经商传统和开拓冒险精神的撒拉族肩上。过去撒拉族商人上高山，下帐房，不辞劳苦，把内地的农产品和工业品带到牧区，而把牧区的畜产品又带回内地，充当了“互补”的使者，促进了内地与青藏高原的经济文化联系与交流。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撒拉族的这一优势得到更好的发挥，过去不起眼的皮毛贩运加工以及建筑建材、餐饮服务等各行业中涌现出一个个百万、千万、亿万富翁，成为当地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带头人，其中许多人通过商业资本投资或扩大规模，以商促工，办起了现代工业、商业或加工服务企业。复合型经济结构的优势还使撒拉族实现了跨区域、跨产业经营，在家乡循化以外的广阔天地里获得资源、市场、原料、人才、技术、资金，企业的原料和产品“两头在外”，最大限度地弥合了城乡之间和产业之间的鸿沟，从而使其经济形成了两个特点：一是外向性，即撒拉族经营者走南闯北，异地办厂，实现资金、技术、人才、信息、资源等生产要素的大流通和大整合；二是弥补机制，即经济结构多元化带来的必然结果——农业损了商业补，商业损了工业补，主业损了副业补，副业损了有退路——东方不亮西方亮，相对于同在西部的其他民族单一的产业结构，有着明显的优势。
由于撒拉族的历史发展进程和所处地理位置与众不同，使其文化DNA非常独特，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既传承了伊斯兰文化的两世兼顾、终极关怀理念，又弘扬了突厥文化的开拓进取精神，吸收了蒙古族文化的豪放大气风格、藏族文化的睿智豁达风度、汉族文化的厚德载物风范，所以，具有兼容并蓄，固本创新的特点和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这10万人若放到整个中国的13亿人当中，不成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就是在这10万人的民族中，人才辈出，有全国着名诗人，有在全国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的学者和国家最高学术机构科研项目评审专家，还有一些医学专家、金融专家、地质专家、计算机和信息行业专家、经贸专家、法学专家、路桥和建筑工程师，也有一些影响较大的文艺工作者和民间艺人，更有许多能工巧匠。而撒拉族更多的人才则隐匿于民间，民间是智慧的源泉，藏龙卧虎，这些“龙”和“虎”平时不显山不露水，关键时刻才施展出“绝活”，一鸣惊人……
第一节坚定维护祖国统一
撒拉族先民在由中亚东迁过程中就为祖国统一作出了贡献。
撒拉族先祖嘎勒莽一行由中亚的东迁为什么不直奔循化而要采取绕道宁夏继而南行至秦州，又折而西北行，过洮州、夏河入循化这么一条先东迁又西返进而又中途驻足的奇怪路线呢？显然，这与蒙古早期诸汗时期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有关。在这一系列的为统一中国而采取的军事行动中他们跟随蒙古军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为统一中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蒙古成吉思汗十四年（1219年），成吉思汗发动第一次西征。十五年（1220年），成吉思汗军于二月抵布哈拉，于三月抵河中首府撒马尔罕。十六年（1221年）一至四月，蒙古军围困并攻破玉龙杰赤城，表示河中地区被占领，花剌子模灭亡。十九年（1224年），蒙古第一次西征结束。二十年（1225年）春，成吉思汗率军取道天山北路东返。二十一年（1226年），成吉思汗领兵攻西夏。甘、肃等州相继被蒙古兵攻取。二十二年（1227年）春，成吉思汗留兵攻夏王城，自率师渡河攻积石州。二月破临洮府，三月破洮河、西宁二州。
蒙古窝阔台汗七年（1235年），蒙古主遣皇子阔端征秦巩。蒙古蒙哥汗二年（1252年）七月，蒙哥汗命忽必烈征大理。八月，忽必烈次临洮。三年（1253年），蒙古于河州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帅府。这些军事行动表明，嘎勒莽一行很可能是蒙古军征服中亚后被签“回回军”或“西域亲军”的一支。他们在蒙古军西征东返后随蒙古军曾经过天山北麓、吐鲁番、嘉峪关、肃州、甘州、凉州、宁夏、秦州、伏羌、洮州、黑错、拉卜楞、甘家滩这些地方。大致是在蒙哥汗命忽必烈征大理、次临洮、由临洮南下入蜀时或在河州至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时，被派到毗近河州的今循化一带接替另一支蒙古军驻防。初则是“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后则定居于这个地区。在当时，蒙古统一中国是大势所趋，符合历史潮流，而撒拉族先民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辅助蒙古人为统一中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从统一蒙古到整个统一中国，结束了五代十国以来长期割据的分裂局面，重建了幅员辽阔的国家，对于促进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推动社会进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现代以来，在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方面撒拉族同胞也有贡献，比如韩有文将军协助陶峙岳将军为新疆的和平解放作出了特殊贡献。
在1948年9月12日到11月2日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中，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国民党的47万精锐部队，解放了东北全境。
国民党的节节败退像丧钟一样敲打着驻新疆十万官兵，而在此刻，陶峙岳将军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1946年4月，张治中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后，陶峙岳被张治中任命为新疆警备总司令，协助张治中和平解决了伊犁、塔城、阿勒泰的三区人民武装起义后的民族问题，使新疆紧张复杂的局势，逐渐得以缓和。
陶峙岳一贯反对内战，向往和平。1946年夏，陶峙岳调兰州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在张治中不在兰州期间，全权代行处理军政长官公署的日常事务，以公正态度周旋于甘、宁、青、新四省，平息了一系列棘手的事件，使西北局势相对的稳定。1947年5月新疆政局再次出现动荡，经张治中推荐，陶峙岳兼任新疆警备总司令。到任后与新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达成安定全省、团结各民族实现和平的共识。
陶峙岳面临着许多困难，他虽然身居总司令之职，但亲自掌握的兵力有限，他只能任命总部军官，即幕僚人员。新疆有3个整编师，9个整编旅。整编骑兵第一师（即骑五军，1947年改为整编师）师长是马呈祥。马呈祥是马家军政系统的重要人物之一。
骑五军是一支以回族和撒拉族为骨干的军队，所有带兵的将、校、尉军官除了副军长郭全梁（字又仁、黄埔军校14期，青海循化人）和所谓八大处的僚佐以外，全部由回族或撒拉族充任。骑五军名为一个军，实际上只有二个整编旅：骑六旅，旅长韩荣福；骑七旅，旅长韩有文。每个旅有3个团，每个团约1000人。外加一个直属团，二个直属连（警卫连和通讯连），官兵近1万人，军马1.2万余匹。
1945年夏，马呈祥率领骑五军从青海西宁乐家湾大军营出发，穿绕祁连山有水草的通道蜿蜒西上。骑五军骑马走了三个月到达新疆，在七角井兵分两路，韩有文率领骑七旅，经过大石头，进驻木垒、奇台、吉木萨尔一带，司令部设在奇台城内；军直和韩荣福的骑六旅进驻迪化老满城，随后，韩荣福又率骑六旅进驻昌吉、呼图壁、玛纳斯一带，司令部设在昌吉城内。马呈祥直接受命于马步芳，甚至军饷也由马步芳控制调拨。整编78师师长叶成曾任过蒋介石的侍卫长，是胡宗南的嫡系，也直接受命于胡宗南。只有整编42师师长赵锡光是陶峙岳的老部下，但驻守在南疆，难解近渴。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西进时，主要听命于陕西胡宗南和青海马步芳的整编78师师长叶成、整编179旅旅长罗恕人和骑五军军长马呈祥几乎同时收到了“迅速东调入关，抵御共军”的命令。叶成师长整天和罗恕人在一起商量对策。马呈祥也整天坐在司令部办公室和旅长们商议如何开拔东调去声援阿舅马步芳。与此同时，刚当上代总统的李宗仁也给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电令，新疆除留一个旅维持地方秩序外，悉数东调，协同作战。这样，下面有叶成、马呈祥、罗恕人等人天天催促陶峙岳要求东调支援各自的长官，上面又有代总统李宗仁在催促陶峙岳东调入关，保卫国民党的“皇室”。
陶峙岳总司令处于一种上压下挤的进退维谷之中。他召集师长、旅长在西大楼开会，传达李宗仁的军令。共产党的三大战役国民党的100多万精锐部队，打乱了驻守在新疆的这些国民党将领的思想也打垮了。
陶峙岳在等待全国的形势进一步好转，在等待张治中将军赴北平与中共和谈的结果。在陶峙岳将军翘首亟待之时，国民党赴北平和谈代表团顾问、迪化市市长屈武回到了迪化。屈武此时是国民党左派元老于右任先生的女婿，他奉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利用这个关系，并以国民党党员身份秘密为共产党工作。在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之后，他遵照周恩来关于策动新疆部队起义的指示和张治中将军的嘱托，于1949年4月25日匆匆赶回迪化。屈武身负重任，风尘未洗就直奔陶峙岳官邸，向他汇报了北京和谈破裂的情况以及中共的态度，并递上了张治中将军的亲笔信。陶峙岳深知马家军的家族式的联姻关系，如果再强留骑五军不准东调支援他的阿舅，他怕马呈祥急了，做出意料不到的事，万一发生冲突，后果不堪设想，而且叶成、罗恕人等人也会一哄而起，推波助澜。陶峙岳想，还是先稳住这匹马。马呈祥虽然只上过初中，但平素留意读书，又进过陆军大学深造，他既拥兵骄纵，又冷静理智，对资深望重的陶峙岳也怀一种敬意。
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西挺进。在陶峙岳的帮助下，马呈祥派人将王士兰等家属刚送到青海，彭德怀大军已经攻克了兰州重镇。王士兰等人搭上陈纳德航空公司的班机离开西宁的第二天，西宁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