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一位农民在车水溉田时，无意碰醒了沉睡3000年之久的三星堆文明之后，考古界就围绕这一奇迹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叩问。随着上千件国宝级珍稀文物横空出世，一连串惊天之谜接踵而来：三星堆出土的这些高鼻深目、阔嘴大耳的青铜兵团从何而来？这些面相奇异的青铜人像属什么人种？在达到其绚丽繁盛的最高峰时，当时无可匹敌的三星堆文明又为何突然像水银泻地般从成都平原上消失？充满谜团的三星堆文明难道真如一些境外媒体推测的那样，“是外星人的杰作？”
时至今日，对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还不足百分之一，预计总共有12平方公里的重点发掘区，按目前的进度来看，至少需要整整100年的时间。
三星堆文化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境内，是距今5000年至3000年之间的古蜀王国遗址。据考证，三星堆古国大约在3000年前曾相当发达、繁荣，对周围地区的影响半径达到了1000公里，并形成了一条联接西亚地区波斯、埃及等国的联系通道。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张继忠认为，这条比我国着名的南丝绸之路早了约1000多年的对外通道，既迎来了朝圣者，也迎来了世界各地的商人，孕育了灿烂而又独特的三星堆文明。
但令专家们惊奇的是，三星堆祭祀坑作为我国保存最完好的商代五大祭祀遗址，在历史上却没有任何记载，在三星堆所有出土文物中，除了金杖上有一些符号外，也没有发现任何文字。一个拥有高度文明的古国是否真的没有文字？这已成为今天历史学家们感兴趣的一个谜。
1986年，三星堆遗址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上千件国宝级文物轰然显世。其中，造型怪异的青铜面具、精美的玉器等更是作为稀世之宝震惊了世界。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张继忠告诉记者，商代中国的青铜器冶炼工艺已比较发达，但中原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多为礼器，
也可作生活用具，刻满铭文的鼎是这一时期青铜器的重要代表，也是权力的重要象征。但在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器具中只有铜尊等与中原地区的类似，而数量庞大的青铜人像、青铜面具、青铜动物等不能归属于中原青铜器的任何一类，青铜器上也没有留下一个文字，这简直让人不可思议。
据有关专家的研究表明，距今4800－2800年，也就是三星堆文化的鼎盛时期，古蜀国文化的影响力波及范围近千公里，西及云贵高原，北到陕西、甘肃。张继忠说，古蜀国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化中心，在出土的各种文物中可以看到中原、荆楚文化甚至西亚文化对其深刻的影响，这说明当时的文化、经贸交流活动频繁，但三星堆文明又绝不是任何一种文明的重复和翻版，它是卓而不群的，因其浓郁而别具一格的自身特色而让人叹为观止。专家考证认为，三星堆出土文物表明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同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
据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赵殿增先生介绍，其实三星堆遗址在史书典籍中没有任何记载。如此宏大的古城，如此发达的古代文明，为什么出现和消失得这样突然，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谜团。
首先呈现出来的是三星堆文化的时代、地域和文化性质之谜。三星堆文化的认识和三星堆遗址的正式发掘，是从1980年开始的。三星堆遗址可分为4期，各期文化既有密切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相似的文化遗址分布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直到三峡内外的广大地区。在长达两千年、宽达上千公里的时空范围内，它是一个还是几个文化？有几个区域或类型？其性质、面貌和关系如何？都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存在一些不同的意见。
其次是三星堆文化的主人之谜。从目前发现的大量遗迹遗物可以看出，三星堆遗址的繁荣时期，已经形成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中心。是谁在这里创造出如此辉煌的成就？成为人们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从总体上看，它所反映的应该就是古代巴蜀特别是蜀人的历史进程，或者说是巴蜀文明兴亡的全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分为5个阶段，其中距今4000——3000年间的三星堆文化繁荣时期，是第一个发展高峰，是巴蜀文明正式形成的阶段。处于这一时期的“三星堆文化”的主人，目前主要有“鱼凫氏蜀王”和“杜宇氏蜀王”两种看法。前一种意见认为，鱼凫氏蜀人是三星堆文明的主要创造者。上述哪种看法更接近于历史的真谛，尚待更多的材料和更深入的研究加以验证。
第三是三星堆文化的来源之谜。这是一个更加难解的古史之谜。三星堆文化看似非常突然地出现在川西平原之上，并形成繁荣而奇特的古代文明。它包含了大量外来文化因素，如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二里头文化、殷商文化以及南亚、西亚地区的文化内容，更有一大批独树一帜的器物和艺术作品。近年来发现安德堡墩文化遗址群，又为寻找三星堆文化的本土渊源提供了线索。三星堆文化到底是怎样形成的，目前还没有比较一致的看法。从史料传说的角度，又有蜀人来自西部山区等说法，夹杂在神话故事之中。研究的角度也有“传播论”
和“影响论”等不同的观点。有的更具体指出是来自舜“窜三苗于三危”，“早期蜀人是由当地的濮人和西迁的部分三苗之众融合而成的”；有的说“三星堆二期文化很可能是在夏末商初时，有迁入成都地区的夏移民，与当地土着居民相结合所创造的一种新型文化遗存”。其实，影响三星堆文化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它可能是以本地文化为主，吸收多种的外来文化而成的，其中可能包括三苗（石家河文化）、夏（二里头文化）等因素，但不一定就是在舜迁三苗、桀奔南巢时才传入的。三星堆文明正是多元文化撞击而生的文明之光，具体分析各种因素的来源，将有助于揭开三星堆灿烂文化的起源之谜。
金沙象牙从何处来
象牙，珍贵的物品。在远古，拥有它的多少，是一个国家国力的象征之一。
2001年，金沙遗址出土了1000余根象牙，立时引起考古界的极大关注。
在目前发现的世界史前遗址中，时常有象牙艺术品出土，却很少可以见到完整的、没有经过加工的象牙。而成都平原上的古蜀国，除了有象牙雕刻出土外，更多的是完整的象牙。
三星堆出土了完整的未加工象牙80余根，金沙遗址出土了1000余根，不仅远远超过了同时期中原地区强大的商周王朝，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来成都考察的考古学家都迷惑不解：为什么现在不产象的成都平原，出土的象牙反而是最多的？
1986和2001年，在成都平原上的三星堆、金沙两处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大批象牙。三星堆遗址要少一点，大概只有80余根；金沙遗址则要多得多，出土的1000余根象牙最终堆积成了山，在世界范围内，一个遗址出土这么多象牙，到目前为止是绝无仅有的，是三星堆、金沙文明遗址的一大奇观。
这些象牙很快成为考古界关注的焦点，因为直到今天，象牙仍然是极为珍贵的艺术品，三千年之前的三星堆、金沙古国，富庶的程度可想而知。一个问题随之产生，这么多象牙，是从哪里来的？
关于这些象牙的来源，考古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一说它们来自于今天的西亚、中亚等地，是当时的商贾或者朝圣者带到三星堆、金沙古国的；一说它们本来就是成都平原的象群产的，是古蜀人狩猎所得或者在洪水过后偶然拣来的。
成都平原大象出没的地方？
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经鉴定为亚洲象，生物学上，现代象有两种，即亚洲象与非洲象，亚洲象仅雄象有象牙，每头雄象两根，非洲象则雌雄都产象牙。如此说来，金沙遗址出土的1000多根象牙应当取自500多头亚洲象，足以组成一个庞大的象群。
现在的亚洲象主要分布在印度、孟加拉国等南亚和东南亚地区，而自古以来，蜀道便有“难于上青天”的说法，如果说这些象牙都是从南亚、东南亚那边运过来的，就当时的交通状况而言可能很困难。那么，有没有可能这些象牙就是成都平原本地产的呢？
在古人写的一些书中，他们就说成都平原以前是有象的，说得最多的是《山海经》，这大概是一个战国时期的古蜀人写的书，里面说的成都平原上五谷自然生长，一年四季都可以播种和收获。又说，“岷江的水从岷山流出来，那里有犀牛，大象”，“巴国有一条巨大的蛇，可以吞下一头象。”
到了两晋，蜀人常璩也说，“古蜀国的物产很丰富，宝物有美玉、犀牛、大象，”《国语》里面也有“巴、浦两个地方的犀牛和大象，多得简直数不清啊”的感叹，巴、浦大抵指的就是现在的四川一带。
文献的记载大抵可以给我们一个暗示，数千年之前的成都平原和岷江一带最早是产象的，只是到了后来某个时候，象群才逐渐南下。其实，不仅仅是成都平原，据说连远古中原一带也是产象的。孔子在《诗经》里曾经说：“有人来献宝了，手里拿着龟壳和象牙。”孟子也说：“周公驱赶虎、豹、犀、象，把它们赶得远远的。”
考古发现证明孔子和孟子并没有说瞎话。2003年，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了一尊玉雕象和一些象骨，由此可以推测，商朝人大抵是看见过象的，所以才能根据象的原貌制造出玉雕艺术品；湖南醴阳也有商代青铜象尊的出土，这里可能也有过象。殷墟的甲骨文里面也有“象”字，这是一个象形字，在商代人眼中，象的长鼻子和粗象牙是它的主要特征，这在今天的“象”字中还能看个大概；并且，河南的简称“豫”，就是说一个人手牵着一头大象。
学者徐中舒在《甲骨文字典》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殷商时期河南一带的气候比较温暖，颇适合象群的生存。远古时期的象群可能有着极为广泛的分布，北到黄河流域，西到成都平原都有象群的足迹。也许，千年之前，气候潮湿、树木茂盛的成都平原便是大象的栖身之所，尔后随着气候的变化，象群才逐渐向南方迁徙。古人因为象群的远去，产生了想念，这才造出了“想象”这个词，文字学上，想象的本意就是对象的想念。
如果这个推断合理，我们似乎便不难解释三星堆、金沙的象牙来源之谜。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三星堆文明晚期，一场汹涌的洪水袭击了三星堆古国，三星堆人四处逃散，国破家亡。这场洪水不但毁掉了辉煌的三星堆文明，也给成都平原上的动物带来了灭顶之灾，笨重的大象在洪水来临时躲避不急，纷纷丧生。洪水过后，侥幸逃生的三星堆人获取了无数象牙，并在不远的金沙建立起一个新的国度，这些象牙也成为他们宝贵的财富。金沙人的象牙来源于一次因祸得福的灾难和意外。
不过，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似乎是不太经常发生的，因此，有学者提出，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实际是古蜀人在成都平原上狩猎得来的。
还是在金沙遗址，在距离象牙坑不远的西北部，考古学家发现了数量更多的野猪獠牙和鹿角。它们被金沙人随意洒落在地上，考古学家经过估算后认为，这些獠牙和鹿角来自至少1500头野猪和1000头鹿。这也是迄今全国最大的一处象牙、獠牙、鹿角遗址。千年前的金沙人似乎是一群高超的猎手，他们捕获了无数野猪、野鹿、大象，并把它们的一部分——獠牙、鹿角、象牙埋藏在坑中，向后人炫耀着他们的成果。
象牙从“蜀布之路”流通而来？
另一些学者则坚信这些象牙是异邦的舶来品，他们大抵还有其他一些证据。除了象牙以外，三星堆遗址还出土了大量诸如货贝、虎斑纹贝等海贝，这些海贝被认为来自今天的印度洋海域，也在南亚一带，同样是一些舶来品。
其实不仅是象牙和海贝，甚至连三星堆、金沙出土的文物，也被认为有西亚、中亚文明的痕迹，最具代表性的是金杖和金面具。中国的皇帝一般是不用金杖的，年纪大了走不动路的老人才用，三星堆的蜀王就不同，他像西亚、中亚的皇帝一样，也拿根金杖统治国家；还有金面具，中国人也没有用金面具的习惯，世界上最早的黄金面罩，罩在古巴比伦尼布甲尼撒时期的青铜人脸上，古埃及法老死后也有使用金面罩的习惯，三星堆的青铜人脸上也戴着金面具。这些共同点，很自然地使人把三星堆文明与中亚、西亚文明联系了起来。
按照这些学者的观点，3000年前的三星堆古国是西南地区一颗璀璨的明珠，它的影响力最远波及到了今天的西亚、中亚地区，并且与当地的商贾产生了贸易关系。也许，3000年前，一些异域商队频频来到当时的三星堆古国，这些商队来自于今天的西亚或中亚地区，他们带来了诸如象牙、海贝等富有西亚、中亚特色的货物，而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用这些象牙和海贝交换古蜀国着名的蜀锦、蜀布等等。
这些远道而来的商队大抵从今天的缅甸、印度出发，先到云南，再翻越秦岭，进入成都平原，这条路满是悬崖、沼泽、高山、湖泊，很是艰难，考古学上称之为“蜀布之路”，通过这条路，古蜀人的蜀布和丝绸可以行销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