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业驮运，以蒙古的骆驼为主，兼有甘肃民勤、固原，陕西西安和宁夏同心、中卫的骆驼。每年夏季，天气炎热，骆驼牧放拦膘，入冬后，起场驮运灌仓（灌仓是指自蒙地驮盐至新墩盐仓存储）。夏秋季节，盐商的车辆运来川、陕杂货，平、固粮食、油料等，在新墩码头销售后，又装盐运返。因此渡口常年转运，从不停歇。再后来，随着津、沪沿海工业的兴起，京绥铁路建成通车，自兰州下来的皮筏、木筏一天比一天多，新墩码头的商业也日趋活跃。有的卸筏换船，有的上岸购买生活用品。当地人自豪地夸口：“县城里没有的新墩都有。”由于新墩码头的繁荣，县城西关也兴旺起来，开设了几家货栈，最有名的叫“永昌店”。地方税收逐年增加，新墩成了中卫县财税来源的主要地区。
中卫不产松、杉、柏等木材，当地需用这类木材，都由兰州联成木筏水运中卫。1942年，中卫县重修高庙所需300多立方米木材，就是由洮、岷经兰州从黄河发运的。因此，新墩码头还设有固定的木场，从事木材的交易活动。
由青海、兰州到中卫的皮筏、木筏筏工，大多数为回民，他们世代漂泊在黄河上，善测风云，熟悉黄河航道的峡谷及险要地段，有与惊涛骇浪作斗争的经验。另外，从事食盐运销的盐商、驮户中也有不少回民。回、汉民习俗不同，于是在新墩为回民生活服务的行业也应运而生，有回民开设的清真饭馆、车马店及粮店等。后来回民人口增多，新墩就成了中卫县回民最早聚居的村落。1931年，由驻军马鸿宾部的马旅长（回民）倡议，修建了新墩回民清真寺。
清光绪末年，新墩官运盐的收储外运日益增多，急需扩大规模，再建盐仓。因要占用不少耕地，新墩居民不愿让地给盐局扩建，于是新墩盐局不得不谋划另选新址了。
在新墩从事盐业及驮运的“尽盛魁”店主刘尽善，得悉盐局另寻新码头的消息，自己带头并联络莫家楼当地的人，让出耕地，欢迎西北盐务局中卫盐场公署搬迁莫家楼。从此，莫家楼码头就取代了新墩码头，成为中卫县居经济首位的转运码头了。
刘尽善（中卫市文昌镇黄湾村刘学孝太祖父）是中卫县镇靖堡人，有远见卓识。盐局搬往莫家楼，他哥哥就不很赞成，他说服了哥哥与其共事。盐局未建成前，先在镇靖堡自家的耕地上，围起倒盐场子，暂代盐仓，人称“刘家盐房子”，开始了盐运的营业。
盐场公署设场长一人，下设财务、产销两科，配有武装缉私队。整个机构的规模比新墩的官盐局大得多，占地100余亩。仓库管理及司秤人员共60多名。盐场工资待遇较宁夏省属人员优厚，按月发放。因而盐场工作人员一职，为许多人所注目。有些教师也改行报名考取。
莫家楼盐场公署建成后，原在新墩的全兴盛（王明德、王恩鸿经营）、楚茂隆、裕泰和、恒兴成以及姚家粮店等各家盐店、粮店，也随之搬迁到莫家楼。以后又新增乡绅刘端甫家的“余庆恭”，赵鸿典（河北人）开设的“鸿泰店”，莫楼人氏李自明的“春新永”及一家回民开设的粮店。一时间，中卫城乡豪绅、富户的资金，都投向莫家楼的盐运业，以获得商业上的巨额利润。
实施盐业经营的大转移、盐场公署的建设，及其建设期间的盐运营业不停歇，刘氏家族是最大的功臣，最大的商机自然为其占有。
莫家楼码头的特点是以盐运为中心，河上航运业已退居其次。特别是自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宁夏以东华北诸省区相继沦陷，海盐、山西潞盐、运城盐停运。豫、陕、陇东等地民众的食盐，都仰赖中卫运盐至平凉、固原、西安、汉中等地。于是中卫盐场公署盐的转运业务，就更加紧张而繁忙起来。
莫家楼各家粮店中，“尽盛魁”由于经营时间长、蒙汉贸易关系好、业务范围广、资金雄厚，生意做得活发展较快。顶峰时期拥有总店，七八处分号，17处销售点，办事处七八所，烧房（酒坊）一座，油坊一座，当铺二爿，雇用先生（账房）35人，相公（店员）60多人，有骆驼300多峰，羊400余只，土地280亩，县乡宅院6处，花园3处（莫楼1处、新墩两处）。业务经营范围北至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东达包头、北京、天津，南到固原、西安、汉中，西越兰州的广大区域。成为中卫乃至宁夏的巨商富贾。
蒙地由骆驼驮盐到莫楼盐场，盐场将蒙驼盐储仓后，蒙古人凭收据票到“尽盛魁”商行装取粮、酒、烟、茶以及布匹、绸缎等物，并就此食宿，然后返回蒙地。而蒙古人应办的一切运盐手续，统由“尽盛魁”出具凭证。驮户到盐场装盐（有些还要南运）、领款，手续简便，不费时日（晚上，尽盛魁有专人到盐场结清当日各驮户的账目）。“尽盛魁”似乎是盐场公署的一个分理机构，办事抽5%佣金。
平凉、固原南路盐商，运来的百货、杂货、山货以及粮食，也多在“尽盛魁”卸货销售，凭票到盐场装盐运回。为了方便驮户，“尽盛魁”在省外终运地——固原、宝鸡、西安、汉中，都有专人驻留，似今之办事处，清理起运时扣留的半数运费，并处理其他要办的事项。
不仅如此，“尽盛魁”还派人在蒙地大量收购畜产品皮毛等，也是其营业中的大宗。当时蒙民受通行货币贬值之害，均不收流行纸币，无论收购皮毛，还是驮盐运费都以实物相交换，双方论价公平合理，彼此信赖，一切以“尽盛魁”的账目为依据。
抗日战争后期，盐的南运量逐年加多，莫家楼当地原有的劳动力开始了新的组合：有的从事面粉加工开了磨面房；有的用木轮大车或独轮手推车，把盐场里的盐包，转运至码头船上；也有的在盐场做了扛盐包的临时性雇工。莫家楼10多家粮店经营都较活跃，其中李子明家的“春新永”，临近新中国成立之际，后来居上，超过了“尽盛魁”，成为当地之首富。
冬春季节是盐运繁忙时节，莫家楼每昼夜总有两三千峰骆驼进出。夜深人静时，就连县城尚未睡熟的人，也能听到那“叮咚—叮咚”节奏感极强的驼铃声，由远而近，由近而远，响个不停，告诉人们，蒙古驮工来到莫家楼或返回蒙地去了。各类商铺经营的杏仁、粉条、香烟、水烟、白酒、香表、纸张、布匹、绸缎、棉花、中药材等四五十种日杂货物罗列于大街两旁，莫楼人自豪地说：“中卫城里有的，莫家楼有；中卫城里没有的，莫家楼也有。”1937~1945年，是莫家楼鼎盛时期，盐务局及各大字号仅在此一地就雇佣临时工近1500人。短短一条街有酒馆5家，赌场多处。本县和外来的戏班子，经常在这儿演出，连卖娼者也有10余（家）人，不挂名称，多在晚间接客。
在当时，一担盐可以换取3担麦子，在盐务局背盐的工人，虽说辛苦，但一人劳动可以养活四五口人。跑贩运者，获利可以更多一些。记者庞戈在《塞北江南的中卫》中写道：“村子里的人民和盐场里的工作人员相处很好，上午从事农业，下午搬运盐包到河岸，每天得两毛钱的工资，用车运的可得二元左右。因为有这项副业收入，所以人民生活比别的村子的人民倒宽裕得多。”“由盐场筹款办有小学一所，男女兼收，因为办理完善，儿童入学异常踊跃。”
自从莫家楼盐运大开，运输工具也有了进步，胶轮大车在中卫出现了，来往于平凉、固原、西安各地。中卫客户王凤麟（河北人）家，情况最好时有6辆胶轮大车，每辆胶车4匹骡马，运载量两吨多。而一些贫寒人家，为了求得生活出路，赶上毛驴，推上独轮木车，装上有限的盐，奔走在六盘山崎岖的道路上。
由于盐场公署在经济方面处于中卫县的重要位置，盐场场长也就成为中卫县的显赫人物。盐场场长进城，一些豪绅、富商，以能结交场长为荣，并希望得点好处。甚至中卫临近解放时的几任县长，也把盐场看作敛财的衙门，从场长处批出驮运官盐的条子，转手提价卖给驮户，自己费力轻微，但得利多多。
新中国诞生后，前述一些地区的人民食盐已不再仰赖中卫盐运。于是位居中卫县经济贸易中心的莫家楼，逐渐丧失了它的历史作用，成为公路上南北来往的一个渡口，结束了它昔日发达兴旺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