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不随主流的边缘者，也是叛逆价值的主流人物；他可以牵动访客心底的那条线让人落泪，也可以即兴提问百无禁忌；他是近年最红的华人男主持，也是备受宠爱的豪门公子，更是贵族学校里的京剧明星；他被媒体称为感性与理性兼备的搞怪才子，被粉丝称作“不乖小王子”。他就是蔡康永。
台湾演艺圈两大盛事金钟奖与金马奖都曾经不约而同地找到蔡康永做金牌司仪；他在台湾主持的《真情指数》和《两代电力公司》双双获得台湾电视圈权威金钟奖；他和小S携手主持的《康熙来了》占据台湾晚间10点档综艺节目收视率榜首，更借助各种媒介风靡两岸三地。
鲁豫：你现在在台湾做几档节目？
蔡康永：我现在手上是三个节目，时起时落的，多的时候大概五个。
鲁豫：再多恐怕也不一定忙得过来了。那天我看一个资料介绍，你们录《康熙来了》，据说你们是一天录一个礼拜的节目？
蔡康永：《康熙来了》开始的时候是周一到周五每天要播一小时的节目，所以我们大概一天会录一个礼拜的量，会录五集或者六集。后来小S要照顾小孩了，所以我们现在就分成两天录，这样她就可以下午6点钟下班回去陪小孩了。
鲁豫：电视制作方面是这样的，一般制作公司要压缩成本，一天录得越多成本平摊起来就会越便宜，所以制作方一般都希望越多越好。但是《鲁豫有约》我一天规定只录两集，多了我就觉得太累了，你们一天录五六集受得了吗？
蔡康永：有的时候我会跟小S在化妆室里面互相加油打气，不过我们加油不一定是因为累，有时候是因为来宾是很可怕的人，我们很害怕！
鲁豫：你会怕来宾吗？我觉得来宾都怕你们。蔡康永：我们也会怕来宾，尤其你刚刚提到那个《真情指数》的访问，来的常常是政界或者是商界地位非常高的人，而之前你并不知道那个人好不好沟通，心里没谱儿。比方说我访问过一些军事首长，你知道军人的气质是比较严谨的，所以不管你问他什么，他都只回答两个字或者一个字。比方说我问：“作为一个警界的领导人物，你觉得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然后他说：“服从！”这样就结束回答了。然后我再问：“那你觉得最可怕的犯人是哪一种呢？”他说：“少年犯！”这就又结束回答了。他的每个答案都这么短，而节目大概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就得不停地一直问问题。再比如说像《康熙来了》来的来宾，有的时候如果比较偏文化界或政治界，像陈文茜这样的人，小S就会不太熟，有的从来没有见过的人她就会有点焦虑，说：“哎呀，我不知道要跟她聊什么！”一般这种时候我就会安慰她，说这集让我来。相反，如果来的是一个娱乐圈的偶像，我完全都不认得的那种，她就会安慰我，说让她来。所以我们两个就互相打气。如果录节目到很累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再熬过去，再录一集就OK！”有时候来宾很无聊的话，我们两个就自己在那边找乐子，所以观众会发现《康熙来了》有的时候来宾坐在一边，我们两个主持人自己在另一边聊天，把那一个小时节目给聊完了。
1962年3月1日，蔡康永在台北出生，他的祖父曾经在上海经营上海自来水公司，父亲蔡天铎曾是上海的大律师，并且经营过当时中国最大的轮船公司中联轮船公司。对于将近60岁才得子的蔡天铎来说，蔡康永的出生无疑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限的欢乐，蔡康永也在家人的宠爱下了解着社会和家庭往昔的兴衰故事。
鲁豫：据说你现在接电话的习惯仍然是说：“喂，你好，这里是蔡公馆！”
蔡康永：对，我们家有一些很好笑的老习惯留下来，而且是后来在台湾很少人用的。因为爸爸、妈妈是老派的上海家庭，他们后来移去台湾之后保留了一些上海人的习惯，跟台湾人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台湾有一段时间承袭日本人的生活习惯，地上是铺一种我们叫作榻榻米的草席，然后客人来了之后都会请他们把鞋子脱掉才能够在草席上行动。这个对台湾人来讲是比较习惯的生活方式，可是上海人不太请客人脱鞋。我不知道现在上海人怎么样，就爸爸那一辈的上海人来说是不太叫客人脱鞋子。像他们请客人来打麻将，我小时候看惯那些太太们都穿得非常好看，旗袍领子都是很高的、卡住脖子的那种，然后腰勒得很紧，这样整个人变成像葫芦一样丰乳肥臀的样子，那样的曲线很漂亮，然后一定要穿很漂亮的高跟鞋，这样整个人才挺得起来。如果你叫客人把高跟鞋脱掉，她整个就变成企鹅一样，气势就没了，所以我是从来没有见过我爸爸他们要叫客人脱鞋子的。但相反如果爸爸他们这些上海人到台湾朋友家里去做客，一被要求脱鞋就会觉得非常没派头，气势立刻就少了一点。
鲁豫：你们家里面说上海话吗？蔡康永：讲上海话。
鲁豫：你也会讲一点？蔡康永：我会讲一点点。其实爸爸的上海身份比较多偏浙江宁波人。因为听说当初其实是没有真正纯种的上海人的，都是很多外地或一般大城市的人，所以其实你要讲说哪个是真正的上海本地人哪个不是，很难讲的。
鲁豫：所以从宁波那边过来的上海人也算上海人是不是？蔡康永：对，可是宁波人讲话其实很大声，我小时候常常被我爸吓到。
鲁豫：宁听苏州人吵架，不听宁波人讲话。蔡康永：没错，我爸接电话我每次以为对面有人死掉了。因为他们宁波人打招呼很热情，一接起来就很大声说：“喂！你好，你好！”然后我就想说：“怎么样？有人过世吗？”所以一般到后来我们这辈儿就没有那种接过电话讲话大声的习惯了，可是爸爸他们觉得这样子还很有礼貌、足够热情。还有一点就是上海人喜欢抢付账，现在还有这嗜好。
鲁豫：咱们中国人不都是这样吗？蔡康永：可是他们上海人抢起来很火爆！就是那种你以为要打架的样子。每次等到要付账了，账单一拿过来，两个人就抓在手上说：“我来！我来！”我们小孩子都会被吓到！
鲁豫：但其实那个账是往对方那儿推的？蔡康永：有的时候会是这样。可是我不知道我爸爸怎么搞的，他那种上海人好像很讲派头。有一阵儿他在一个西餐厅有一点小小的股份，投资了一点点，然后他每天中午都去那边吃西餐。他每次走进去就跟每一桌的客人都点头打招呼，也几乎都是他的朋友。然后打过一轮招呼之后，他每一桌都请！所以他后来投资连一毛钱都收不回来，因为每天都请客请掉了！
鲁豫：刚刚我说他是一个大家族里出来的人，我们都看过《泰坦尼克号》，台湾人叫“铁达尼号”。在1949年的时候，从上海到台湾也有一艘很大的客轮，当时也有好多逃难的，是吗？
蔡康永：算是。
鲁豫：那艘客轮最后也沉了，最后船上大概只剩三十多个人是活下来的。后来我才知道那艘轮船是属于你家的。
蔡康永：是，我自己先前其实也不知道这事情，结果白先勇先生有一篇小说，叫作“最后的贵族”，后来拍成电影。《最后的贵族》讲的就是大陆的一个富家千金小姐，她爸爸妈妈都是驻外大使的那一种，后来流落到纽约去，变得非常地没落的一个故事。
鲁豫：电影是潘虹演的？
蔡康永：对，挺多年以前的一部戏。那个大使，也就是她的爸爸妈妈，驻外大使这对夫妇在小说里是被安排在轮船上面遇难的。那个时候我在UCLA（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念电影，有一天就接到白先勇先生写的一封信，说他想要找人帮他编《最后的贵族》的电影剧本，然后就想找我去他住的芭芭拉那边去编这个剧本。他当时就找了这条轮船的相关资料出来给我看，是1949年，也就是他从事发当年报纸上面影印下来的很多资料，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条船的出事的始末。事实上，在家里头爸爸非常少提起，因为对他来讲，这次事故好像是他人生中一个不可承受的重担。第一，他觉得对不起他的很多亲朋好友，因为那时候那一艘船要从大陆开往台湾的时候，几乎是一票难求的程度，很多亲朋好友都动用了极大的关系来要求把他们挤上船去获得一个位子。所以当中肯定就有很多是我父亲真正很要好的朋友，还有的好朋友带了自己年纪很大的长辈上船去，结果船沉了，很难跟这些好朋友交代。
鲁豫：那艘船上死了多少人？蔡康永：我其实不知道。因为好像爸爸有点把这件事情从他的回忆当中封闭住了，又因为这件事距离我出生的年代很遥远了，所以他就没有跟我提过这件事情。只是偶尔我在我家里会发现一些只有轮船上才会用到的东西，比如说有一把我们家打麻将用的皮椅子，我觉得很喜欢，因为坐起来很舒服，又有扶手，结果他就跟我说是船上拿下来的，是蒋介石坐的。当时我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可是又不太明白怎么家里会有船上的东西，后来才知道这条船是爸爸的，椅子就是那船上拿下来的东西。当时因为那条船出事之后，法律上一定要好好地赔偿这些遇难者，所以爸爸的所有轮船统统都被锁在高雄港了，要等到赔偿完毕才能够放行，可是等到赔偿完毕的时候所有的船都生锈毁掉了，所以爸爸的轮船事业就一落千丈，再也没有好起来。
鲁豫：家里没有为此破产吗？蔡康永：几乎破产，他后来就改做律师了，因为爸爸是复旦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所以后来就在台湾当律师了。可是我没有看过他好好地出庭打官司，就是整天都在打麻将。
鲁豫：但你家生活还是很好啊？蔡康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上海人爱面子，第一就是他大概钱不够也不会跟小孩子讲的。
鲁豫：那他可能打麻将打得很好赢回很多钱。蔡康永：没有，他很差劲的。他如果赢钱的话回来就会很乐，然后表现得热情洋溢，给小孩子红包什么的，输钱的话就闷声不响去睡觉了。所以你知道他如果闷声不响的那就是今天输钱了，但他每次都只吹牛赢钱，从来不算输钱的部分，所以肯定是入不敷出的。
鲁豫：你是属于你爸爸的“老来得子”是吧？蔡康永：对，是老来得子，所以就把我当宠物来看待，都不要求我要上进什么的。比方说我在台湾的大学念完之后，我爸就跟我说：“弟弟呀，你一定要去念一个硕士学位。”我问为什么，他说：“就是要念一个硕士学位，而且必须是美国最好的大学。”我问：“那要不要念博士呢？”他说：“不要念博士，博士太久了，念硕士就好。”
听起来就好像是他在点一道菜，你要去帮他把那道菜煮出来就可以了。然后我问：“那钱呢？”他说：“钱我会负担，你不准去端盘子！”你说上海人是不是很奇怪？不准儿子去打工端盘子赚学费。
鲁豫：跟上海人没关系，就是爸妈心疼孩子，尤其是你这么小的孩子。
蔡康永：有，我觉得跟上海有关系。因为台湾有一阵子流行吃豪华酒店里头那种大型的自助餐，摆出很多道华丽的菜然后让客人去自己选那种。大约好几十年前，台北那一阵子红起来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们这些老人家就凑热闹去吃那个自助餐。当时我们就排在队伍里面要去拿菜，我就帮我爸爸拿了一个盘子到他手上，结果我爸爸一边接过那个盘子来一边叹了一口气说：“唉！在上海只有乞丐才拿着盘子排队去拿吃的东西！”我当时就想：人家请你来吃自助餐，你怎么会觉得自己像乞丐呢？后来他就带我去了一个他满意的吃自助餐的地方，你就坐在那边不动，服务生把菜推过来以后，你也不要用手指，只要用下巴点就好了，然后那个服务生就会帮你把菜拿到桌上来。所以我觉得我爸爸是某一种特定的上海人。
鲁豫：是你们家里面有很多的规矩，一般的上海人也不全是这样的。
蔡康永：我想也是。
鲁豫：你从小在家里边是不是有很多规矩？蔡康永：那些规矩都很可笑。比如说，我大概五六岁的时候，我有个干妈，她每年过年都会带当时在台湾非常罕见的那种欧洲做的金币巧克力来给我，每到过年就当成吉祥的礼物送给我们这些小孩子。我一般就会把最大的那个金币舍不得吃存起来，因为很漂亮。结果只要有爸爸的朋友来拜年还带了小孩来的，我爸就会立刻把那些我珍藏的金币丢出来，说“吃吃吃”，就把它吃光了。然后我就觉得这做主人也太苦了吧！还有就是我们家里头以前最多的时候好像有大概六个用人，包括司机什么的，可是后来人口就变得很少了，最后只变成一个用人，而且是菲律宾人。那时很好笑的就是，我爸爸会留下“口头禅”。我小时候只要回家他就问我吃了没有，我说没有，他就会说：“叫他们弄点吃的东西给你！”结果等到最后只剩一个用人了，我每次回家他还是会说：“叫他们弄点吃的东西给你！”我那时心说：“他们在哪里啊？总共就一个吧！”
到了上学的年龄，蔡康永被家人安排在台湾再兴私立学校与其他大家族的少爷和千金共同学习。但是每次放学后，坐在车里看到窗外别的普通家庭的小孩可以打架也觉得是件很过瘾的快事，于是儿时无架可打的蔡康永从7岁就开始学习京剧，因为在他看来，唱戏的整个过程中可以穿着盔甲带领军队去跟人拼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