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李氏基金会的支持下，国际儒商学会秘书长、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潘亚敦先生主编一套《儒商文丛》：《儒商学》、《儒商列传》、《儒商大趋势——首届儒商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儒商大时代》，已陆续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总之，儒商研究呈方兴未艾之势。
（二）儒商的定义及特征
何谓儒商？主要有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儒商即亦文亦商者。周颖南先生（新加坡）指出：“社会上一般人的观念，‘儒’，指文化人。那么，文化人从商，则称‘儒商’。”“只有亦文亦商的人，才算是‘儒商’。”陈春德先生（马来西亚）指出：“所谓儒商，顾名思义，是指一个人既是文人，又是商人。”林健民先生（菲律宾）指出：“‘儒商’这两个字，顾名思义，说是学者或读书人，从事商业活动之称谓。换言之，一个有书生本质的人，接受现实生活的需要，变为亦商亦文了。”陈公仲先生指出：“儒商，可谓亦文亦商者。或商人从文，或文人从商。”
又一种看法认为，儒商即亦儒亦商者。宫达非先生在《儒商读本·总序》认为，“儒”是指的一种主体精神、一种人文价值。“儒商”既是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企业家，又是有较强烈的人文关怀的企业家。并非只要是从事商业活动的“文化人”就一定是“儒商”，也并非只要是从事文化活动的“商人”就一定是“儒商”。陈志良、加润国认为，“儒商是奉儒家仁义道德之规范来做生意的商人”。黎韵先生指出：“儒商是指受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具有良好的文化道德素质和优秀经营才能，其经营理念和行为方式体现出儒家文化特色的东方商人。”唐凯麟、曹刚认为，儒商“指的是那些在商业经营中把儒家文化精神与商品经济法则结合起来的高层次的商人”。儒商的形式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一些儒士弃儒从商而成为儒商，这是较自觉的儒商；另一种并非儒士，不是读书人出身，但由于受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其商业经营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打上了儒家思想的烙印，并在实践中成为高素质的商人，这些是不大自觉的儒商。
上述两种意见中，后一种意见较为接近儒商的本质，因而更为合理一些。前一种意见，亦文亦商，可以成为儒商，但不必为儒商。
关于儒商的特征，人们的认识也不尽相同。陈志良、加润国认为，儒商忠厚老实，不欺不诈，谋求信义，童叟无欺，济乏市有，不谋暴利，待人热情，忠于职守，取财有道。汪又生将儒商的特征总结为三条：（1）既做生意，又写文章（或是对文化事业有兴趣）；（2）取财有道，讲究道德品格，有别于奸商；（3）有匡正时弊之志、济世之心，对社会有所贡献。黎韵认为，儒商讲求义利合一，倡导薄利多销，并能做到任贤使能，敬岗爱业，诚信待人，和气生财。紫毅龙、张燕★认为，儒商在义利问题上，主张以义取利；在职业道德中，坚持敬业守诚；在交易中，讲求“言信货实”；在人际关系上追求“中和”“人和”“和为贵”“和气生财”；在消费中，讲求勤俭廉洁。
汪学群认为，儒商当具备以下品格：（1）儒商是具有仁心的人：（2）儒商是一个施仁道、知礼法的人；（3）仁、知、勇结合即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宫达非认为，儒商与一般商人的区别在于，儒商求利不唯利，从商不是以获取“利润”为终极目标，他们往往对民族、对国家怀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以服务于社会为己任，对人民有一份爱心，所以才可说“良贾何负闳儒”。
（三）儒商的经营理念
讨论儒商的特征已在一定的层面上触及儒商的经营理念。下面专就此问题补充两种意见。
李瑞华、杨杰认为，根据古今中外儒商成功之道，其经营理念可概括为六条：（1）“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金钱观；（2）“善抓机遇，科学决策”的经营观；（3）“突破现状，推陈出新”的发展观；（4）“求贤若渴，知人善用”的人才观；（5）“以人为本，协调人际”的管理观；（6）“顾客第一，服务至上”的营销观。指出以上六条，既是独立的，又是密切相连的，其中金钱观是前提；人才观是根本；营销观是目的；管理观是中心；经营观是关键；发展观是灵魂。
唐凯麟、曹刚认为，儒商的经营理念的内在依据是儒家文化的德性经济思想，与西方商人的经营理念有显著的不同，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1）西方文化崇尚个人主人和实用主义，因而西方商人在价值取向上特别强调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而儒家文化提倡群体本位和伦理至上，因而儒商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更注重通过经营活动来实现“创家立业”、“经世济民”等人生目的。（2）犹太文化中契约意识非常强，因而犹太商人在商业经营中特别注意信守契约；儒家文化对“义”特别强调，因而儒商在经营中把“守义”作为基本道德原则，“以义取利”、“义然后取”，是儒商基本的职业伦理。（3）西方文化注重个人价值和个人利益，因此西方商人在企业内部管理中更强调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利益依存关系，注重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而儒家文化注重群体本位、人际关系和精神价值，因而儒商在企业内部管理中更注重团队精神的培养，更强调依靠群体的力量去促进企业的发展，取得经营的业绩。
应当说，儒商的经营理念包括经营价值观、经营伦理观、经营管理方式对现代儒商的培育和成长是有启迪的。
（四）儒商的使命及前景
周毅先生认为，“儒商”既随时代的发展而产生，那么，时代也呼唤着当代儒商去承担其特殊的历史使命。他以讨论的方式提出儒商的时代使命有三：一是以在商写商的优势，创作出具有时代特色的优秀作品；二是以商做经济后盾，施展儒者之才，为弘扬中华文化与建设人类精神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三是做一个好儒之商，以商助儒。他展望儒商之前景说，古之徽商，参与并支持“振兴文教”，曾一度创造了徽州文化的辉煌；今之儒商，定能超越前人，肩承时代的使命，共同参与创造中国文化史上的又一个辉煌。
宫达非先生指出，“儒”与“商”的结合是时代的产物，是现实的需要。“儒商”应时代发展和现实需要而产生。反过来，“儒商”的大量出现又将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注入生机和活力。“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需“儒商”的时代，也是一个产生和培育“儒商”的时代。
要想使我们的民族和国家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处于不败之地，我们就应该积极主动自觉地将堵养新时代的“儒商”看作是当务之急。
钱逊先生认为，只有有了一支宏大的儒商队伍，完成儒学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历史任务，才有了保证。造就一大批儒商，这是历史的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可以说，儒商队伍的形成，正是中国特色的重要表现和社会主义经济建没、文化建设取得胜利的标志。
贺麟先生在早年著作《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中说：“在工业的社会中，须有多数的儒商儒工以作柱石，就是希望今后新社会中的工人商人，皆成为品学兼优之士。亦希望品学兼优之士参加工商业的建设，使商人与工人的施行水准和知识水准，皆大加提高，庶可进而造成现代化的新文明社会。”贺先生之言不虚矣。
六、儒教问题研究
儒学究竟是不是一种宗教？这本不是什么新问题，近代以来即有关于此问题的争论。然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儒学是教非教却又重新构成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李申同志是持儒学是教观点的代表之一，他撰写的《二十年来的儒教研究》发表于《宗教与世界》1999年第3期，较清晰地勾勒了儒教研究的来龙去脉和基本情况。征得作者同意，我们将其转录于此，以作为儒教问题的综述和总结（文中注释编码按本章需要作了顺延性改变）：
主张“儒教是教”说的学者们认为，儒教是中国古代政教一体、始终居主导地位的宗教。儒教诞生于汉武帝独尊儒术、完成于南宋程朱理学兴隆的时代。1911年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共和国，取消了国家元首祭天的礼仪，儒教就失去了物质载体。但这项研究对于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却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一）儒教是教说的提出
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康有为等改良派思想家在鼓吹政治改革的同时，也提出了儒教的改革计划。其主要之点是仿照基督教的模式，更广泛地修建孔庙，并允许人人祭孔。辛亥革命的成功，不仅废除了帝制，也废除了和帝制联为一体的祭天祭孔活动，儒教失去了它的物质载体。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等人组织了孔教会。孔教就是儒教，孔教和儒教的区别，仅是由于帝制的不存在，不能再以皇帝的始祖配天享受祭祀，而主张由孔子配天享受祭祀。孔教会要求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将孔教定为国教。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中，孔教会的要求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君臣父子、三纲五常是儒教即孔教政治伦理的基本原则。以孔教为国教，就要有君主，也就是要复辟帝制，这是当时的进步人士绝对不能允许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进步人士指出，传统所说的儒教，只是教化之教，而不是宗教之教。他们不承认孔教也是宗教，因而不给孔教会以信仰自由。到1937年，终于由当时的国民政府下令，取消了孔教会，迫使它改名为孔学会。
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新派人物是中国新文化的始点，他们的论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者，并且经过中国学者影响到国外。从那时起，中国古代是个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同的、不以宗教为指导的所谓“非宗教国”（陈独秀语）论断成为定论。中国学者也常以此自豪，并以此为基础来论述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首先是和西方文化的异同，来谈论新文化建设中的种种问题。
由于近代社会诞生之初，西方教会对新派科学家的迫害，使宗教在数百年中被进步人士视为仇敌。应该说造成这样的局面，首先是西方教会的责任。接受西方新的思想，把科学作为一切是非标准的中国新派学者，对宗教也没有友好的感情。新中国建立以后，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宗教也很少有人研究。在1949到1965十数年的时间中，只有任继愈先生等少数学者写过少数几篇研究宗教的文章。
“文化大革命”之后，随着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进而引起了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正确认识中国文化的本来面貌，首先成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们的强烈愿望。任继愈先生就是这些学者中的代表人物。
任继愈先生深入修习过西方哲学，此后就长期研究中国哲学。由于他对中国佛教研究的成就，奉命组建了世界宗教研究所，这使他有可能更广泛、更深人地研究宗教问题。随着对宗教研究的深入，对宗教和哲学都有深厚造诣的任继愈先生发现，中国古代并不是个“非宗教国”。
儒教，就是中国古代的国教。
1978年底，在中国无神论学会成立大会上，任继愈先生发表演讲，首次公开提出了“儒教是教”的论断。1979年，在太原召开的“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哲学史首次全国性会议上，任继愈先生又发表了同样的演说。同年，任先生访日，作题为“儒家与儒教”的学术报告。这个报告于1980年加以修改，以《论儒教的形成》为名，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该文指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本来就是继承了商周时代的天命神学和祖宗崇拜思想，在历史发展中又经过了两次大的改造。第一次在汉代，第二次在宋代。经过改造，孔子被作为宗教教主，儒家学说被改造成了儒教。儒教以天地君亲师为崇拜对象，以六经为经典；它有自己的宗教礼仪，那就是祭天祀孔的仪式；它有自己的传法世系，那就是儒家的道统论；它不讲出世，但追求一个精神性的天国；它缺少一般宗教的外在特征，但具有宗教的一切本质属性。因此，中国古代并非没有宗教神权的统治，因为儒教本身就是宗教。该文还从一个更加广阔的角度指出，在资本主义以前，人类还不能摆脱宗教思想的全面统治，中国古代也不例外。1980年，《中国哲学》第3辑发表任继愈先生《儒家与儒教》一文，该文进一步指出，“宋明理学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儒教的完成”，儒教的“宗教组织即中央的国学及地方的州学、府学、县学，学官即儒教的专职神职人员”。儒教把宗教社会化，使宗教生活渗人到每一个家庭。朱熹，是儒教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儒教思想体系。此后，任继愈先生又在《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第5期连续发表了《儒教的再评价》、《朱熹与宗教》两文，进一步从世界史的广阔视野指出，儒教在中国的诞生，乃是“历史的必然”。董仲舒独尊儒术，还只是儒教的雏形；宋明理学，才是儒教的完成。并深入分析了朱熹学说的宗教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