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修见袁世凯的面孔阴晦沮丧，知他心里难受，安慰道：“慰庭兄，想开点，伊尹蒙诬，周公负谤，重臣受一时之委屈，不久终将大白天下的例子，自古来数不胜数。好生回籍休养一年半载，朝廷圣明，澄清小人构陷后，必当重新起用。”
袁世凯说：“我能想得开。当年先叔祖在前线带兵与长毛作战，流言恶语几乎每日不断，朝廷也存有疑心，但先叔祖还是挺过来了。先嗣父为官期间，也常有不顺心之事。看来我袁家的人，上天给予的磨难要比别人更多些。袁某我自己招来的祸自己承担，原无所恤，只是范孙兄你为此受连累，我心中不安。满朝文武，过去自称是我朋友的不知有多少，遇到出事了，都噤若寒蝉，唯有你仗义执言，抗疏上奏。范孙兄，你不愧为今天的古君子！”
“别说这些了。纠偏扶正，本是臣子侍君的应尽责任，何况慰庭兄在直隶期间对我的一片诚意，今日上疏，也是义不容辞的。”严修摘下眼镜，用手擦了擦深陷的双眼。
“严大人，您的奏折发下来了吗？”杨度问。他对这位满身书卷气的学部侍郎充满敬意。
“淹了。”严修叹口气说，“我又拟好了一道折子，请乞骸骨归里。今日送慰庭兄回籍，过几天我也要回老家去了。”
“这都是我牵累的。”袁世凯的眼圈有点红了。他从衣袖袋子里掏出一张花花绿绿的纸来，说，“范孙兄，这是一张八千两银票，请你收下。”
严修连连摆手：“你这是做什么？”
说罢，脸上现出很生气的神色：“我刚才的话，是向你叫苦来的吗？”
袁世凯忙说：“范孙兄，你莫生气。我知道你长期来做学官，没有额外的进益，加之廉洁自守，日子本来就过得清贫。倘若回籍，一大家子人如何过？我虽然也罢了官，但银钱上比你好些。你不要推辞，收下吧！”
严修敛容道：“慰庭兄，我上疏请朝廷收回成命，乞骸骨请归故里，均为道义所激，不存利害之心。你今日拿八千两银子来，硬逼我收下，岂不坏了我的清名！”
袁世凯听了这话，只得将银票依然放进袖袋，说：“好，范孙兄，我敬重你的志向，但我还是要劝你一句，不必太固执，哪一天生计有困难了，修一封书到洹上村来吧！”
杨度过去只听说过严修的大名，没有见过面。今日见他这样，方知是一位狷介可敬的长者。“严大人，像您这样一位忠贞体国的贤臣，若真的也被罢官回籍的话，那朝廷算糊涂到家了。”
严修凝视杨度片刻，缓缓地说：“晳子老弟，眼下朝廷的气候，真是阴晴难测呀！”
一句沉重的话说得大家都缄默起来。过一会儿，袁世凯对严、杨说：“克定的农工商部右丞一职尚未撤掉，他还得常住北京，请二位今后多多照应。”
严修点头。
杨度问：“克文、克良他们呢？”
袁世凯说：“暂时还住北京一段时期，明年秋天后再随他们的母亲一道去洹上村。”
略停片刻，袁世凯突然问：“晳子，湘绮先生有信来吗？身体如何？”
“上个月湘绮师来过一封信，说他依然天天抄书著述，身体也如常。”
“晳子先生，听说令妹诗词作得很好，是个颇有名气的女才子。”严修问。
“严大人听谁说的？舍妹不过是喜欢吟几句诗罢了，离女才子还差得远哩！”杨度笑着说。
“晳子。”袁世凯接过话题，“说起令妹，我倒想起一件事，请你去封信问问她。”
“什么事？”
“令妹有曹大姑、班婕妤之才，我早已闻名。”袁世凯说，“我家里女孩子多，想请一个女先生来教她们读书识字，令妹是个很合适的先生。不知她肯不肯做这个事，愿不愿意到洹上村那个冷清地方去。”
杨度说：“这好办，我去封信问问她。她跟丈夫不很融洽，说不定她会接受的。她一向不慕热闹，冷清不冷清她不在乎。”
袁世凯说：“那好，只要她愿意屈就，馆金我出双倍。”
“叔姬淡于名利。只要相处得好，馆金多少她不会计较。”
正说着说着，火车速度放慢了，窗外出现了古老的卢沟桥。
袁世凯起身说：“卢沟桥到了，二位请下车吧！此情此谊，袁某会永远铭记的。”
杨度、严修也起身，与袁世凯再次抱了一下肩，然后下车。袁世凯送他们到车门口。
严修说：“慰庭兄，多多保重！”
杨度说：“袁宫保，东山有期！”
袁世凯拱着手说：“天气严寒逼人，二位也多多留心！”
一会儿，车头又鸣起汽笛，继续向南驶去。杨度、严修肃立在站台上，一直到轰隆隆的响声完全消失在凛冽的北风中，才踏着积雪，缓慢地离开卢沟桥车站。
八、江亭再题《百字令》：昨宵一梦兼春远，梦里江山更好
袁世凯削职为民一事很快传到海外，海外维新党人莫不欢欣鼓舞，额手称庆。正在东南亚一带活动的康有为坚信这是载沣为其兄报仇的结果，并认定载沣果毅有为，一定会继承其兄戊戌年之事业。流亡异国十多年了，终于盼到了回国做帝师的这一天。他与张之洞过去有两次交往，便从檀香山给张寄了一信，请张转交摄政王。张之洞一时看不准时局的发展趋势，把信锁进书柜，既不呈交摄政王，也不给康有为回信。
与此同时，梁启超也采取了行动。去年，梁启超接到了杨度为袁世凯澄清戊戌年告密一事的信，他将信将疑。不久，袁世凯在慈禧面前告了政闻社一状。慈禧愤恨，将政闻社强行解散，对其骨干严予惩处。政闻社是一部分立宪党人组成的一个以速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为宗旨的团体，后台便是梁启超。袁世凯此举使梁启超甚为恼怒，他也因而彻底不相信杨度信上讲的事情。早在戊戌年时，梁便与善耆相交往。这时，他写了一封长信给善耆，说“元恶已去，人心大快，监国英断，使人感泣，从此天地昭苏，国家前途希望似海”。接下来历数袁世凯甲午、戊戌、庚子等年对国家的祸害，又建议此案不要牵连多人，同时广拔贤才，申明政纲，颁发大诏，以示朝廷励精图治，与民更始之意。还具体指出，大诏之语须极沉痛，务使足以感人，等等。善耆看后颇为感动，将它转给载沣。载沣不予理睬。
又有人上书，说应当给谭嗣同等六君子平反昭雪，给当年德宗之师翁同龢恢复名誉，等等。载沣同意撤销对翁的处分，开复原官，算是为翁恢复了名誉。但对康、梁、谭嗣同等人则仍维持原议。张之洞悄悄把康有为的那封信烧了。
就在这段时期里，载沣将军权掌握在皇族手里的计划次第推行。他终于敌不过额娘和六弟的强悍，只能得罪福晋，把海军大臣的美差送给了洵贝勒，并打发他立即去欧洲各国考察海军，以便让老六增加点海军常识。接着又借三岁小儿之口，任命自己暂时代理大元帅，并先行设置军咨处，命毓朗、载涛管理。于是全国陆、海军都掌握在皇家手里了。载沣自以为军权巩固，大清帝国之皇权可以万世不易了。
为了笼络国内的立宪党人，载沣摆出了一副热衷立宪的架势。先是仿效立宪国家由国务总理副署负责制，规定谕旨须由军机大臣署名。接下来，又特发一道谕旨，宣示决心立宪的态度。随之，各省民意机构-咨议局相继成立。不久，朝廷资政院也成立。又派溥伦、载泽为纂拟宪法大臣，饬令宪政编查馆加快草拟宪法的步子。这期间，载沣又革去奏阻立宪的陕甘总督允升和玩误宪政筹备的甘肃布政使毛庆蕃。载沣这些举措的目的无非是借立宪之名遮蔽天下耳目，从而保住皇族的大权不致外落。不少立宪党人被他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以为载沣是个宪政热心者，便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国内请愿活动。
先是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以“外侮益剧，部臣失策，国势日危，民不聊生，救亡要举唯在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为由，通电各省咨议局，又派人赴各地游说，不久，便有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广东、广西、山东、河南、直隶、山西、奉天、黑龙江、吉林十六个省的咨议局各派代表三人集于上海，组织了一个“国会请愿同志会”，约定直到国会正式成立才解散。代表们从上海北上北京，由直隶咨议局议长孙洪伊领衔，将请愿书递交都察院，请都察院转呈摄政王。又遍访王公大臣，请求赞助。载沣拒绝他们的请求。这是请愿的第一次。
过了两个月，各省咨议局的代表又联合各省政团、商会及海外侨商，组织了一个“国会请愿代表团”，推举孙洪伊等十人为职员，一面留代表驻京办理请愿事务，一面派人到各处演说鼓吹。但是，由都察院代奏的十起请愿书，统统遭到载沣的冷酷拒绝。
到了中央资政院成立的时候，请愿代表团又向资政院上书，请资政院提议设立内阁，立即召开国会。资政院多数议员的主张与各省咨议局一致，于是议决上请。此时各省督抚或受咨议局的影响，或被似是而非的中央集权制所苦，也盼望中央有一个像样的责任内阁出现。因此也联合起来致电军机处，建议内阁、国会从速同时设立。载沣见各省督抚都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害怕一口拒绝会引起地方上的分裂，于是接受了部分请求，下诏将九年预备期缩短，将在宣统五年召集国会，在国会未开之前，先将官制厘定，设立内阁。
这样，请愿代表团中一部分人认为朝廷接受了请愿，便不再活动了。唯有湖北的汤化龙、湖南的谭延闿、四川的蒲殿俊等几个议长还守着“速开国会”的宗旨不放，准备第四次请愿。
正在此时，东三省又来了许多请愿代表。载沣不能再容忍了。他命令民政部和步军统领衙门将东三省代表递解回籍。又将活动最厉害的天津籍议员温世霖发戍新疆，并下令各省督抚弹压请愿代表。这第四次请愿胎死腹中。大清国的国会，一直到它的覆灭始终没有开成。
杨度是坚决站在国会请愿派这一边的。他与张謇、汤化龙等人频繁接触，为他们出谋划策。为配合国内请愿派的活动，他在《顺天时报》上发表《布告宪政公会文》，申言自己力主速开国会，以救危亡的一贯态度。并尖锐指出，外人图谋瓜分灭亡中国，乃今日中国最为危险之事。同时又强调，只有实行君主立宪制，才是中国救亡图存的最好出路，而自己“本最初救国之怀，负天下安危之责，不以一时毁誉得失而易往昔之宗旨”。这以后他又上了一道速开国会折，大声疾呼“非速开国会不足以救国势之危”。奏折递上去后杳无音讯。他愤而交《帝国日报》公之于世，表示对国会请愿活动的公开支持。
以载沣为首的朝廷对宪政假热心真反对的态度，内外国事的日益艰难，使杨度的心情甚为抑郁，这期间虽有亦竹生女，静竹瘫痪渐有起色之喜，也没有给他带来更多的快乐，而张之洞的病逝和夏寿田遭家祸请假回籍，又给他增加几重忧愁。
刚办过七十二岁寿筵的张之洞便病入膏肓了。临终的这天中午，长子仁权慌忙上报朝廷，被国事搅得昏头昏脑的载沣这时才想起要去看看他。张之洞从武昌调到北京后，一直处在衰病之中，这次病情急剧恶化，其原因正是来自载沣。
半个月前，张之洞扶着病躯亲登醇王府，指出载沣执政以来许多不妥之处，其中最大的失策在于专用亲贵。兄弟连翩长陆、海军大权，实为先朝未见，望改弦易辙。载沣不但不听，反而叫他只宜静心养病，不要多管国事。张之洞身任疆吏数十年，早已养成了颐指气使的骄慢气习，现在做了领班大学士、军机大臣，一片好心为了国家的安危而不顾自身的安危，这个被他视同孙辈的年轻人，居然可以摆起监国的架子，教训他？张之洞当面不敢顶撞，回到寓所后捶胸打背高声叫道：“不意受此等气，今日始知军机大臣不可为也！”连叫两声后，大口大口的血便不可遏制地吐出来，从此一病不起。中外名医迭进方药，均告无效，病势日渐危险。但他头脑依旧清醒。见载沣来了，他仍想以儒臣的一片诚意，对这位年轻摄政王做最后一次规劝，使之明了亡国危机已迫在眉睫，从而猛然醒悟，振作朝纲。
当载沣来到病榻前时，张之洞勉强睁开眼睛说：“惊动王爷，心实不安。”
载沣说：“老中堂公忠体国，卓有名望，好好保养。”
张之洞十分吃力地说：“公忠体国，所不能当，廉政无私，不敢不勉。”
谁知这几句话大大地刺伤了载沣的自尊心。因为张之洞上次力谏他不该让两个兄弟做陆、海军大臣，其理由便是应避徇私之嫌。
载沣很不高兴地起身说：“老中堂，你病得很重，不宜多说话。有什么话，等病好了再说吧。我很忙，先走了。”
张之洞想得好好的一番正言傥论无法说出来，气得闭上眼睛不理载沣。
载沣刚走，小皇帝的师傅陈宝琛进来探视，问：“监国刚才说了些什么？”
张之洞轻轻地摇摇头，叹道：“他什么话也没说，也不让我讲话，大清国的国运已走到尽头了！”
张之洞将子孙唤到床边，吩咐仁权执笔，在他早已写好的“勿负国恩，勿坠家风”的遗训上再加几行字：“吾生平学问行十之四五，治术行十之五六，心术则大中至正。”
就在这天夜里，一代名臣张之洞带着无穷无尽的遗憾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张之洞死后不久，夏寿田的父亲，陕西巡抚夏时，被御史以贪污罪名弹劾革职。夏时六十五岁了，受此打击，旧病复发，卧倒西安寓所。他怕再也见不到儿子，修书一封到北京。夏寿田得书，立即请假赶赴西安。夏时在儿子的安慰下，加之医治得当，病渐渐好了。夏时执意要回桂阳老家。夏寿田对老父千里之遥的归途不放心，便向翰苑请了长假，一路护送回桂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