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借讨好周妈的小手腕，消除了王闿运的恼怒
这年冬末，湘潭云湖桥的湘绮楼，在齐白石的实心监督下已修复一新。齐白石又精心画了几幅山川风物画，自己动手装裱好，悬挂在书房和客厅墙壁上，更给湘绮楼增添了几分情趣。一楼靠东侧的两间房子，王代懿煞费苦心地巧为布置，室内是一套全新的红木家具，流光溢彩，花窗外移栽了几株正在开放的腊梅，暗香浮动。这是他和杨庄的新婚洞房。
腊月中旬，王闿运撤去了东洲书院的五年教席，回到云湖桥，住进了修复后的湘绮楼。六十六岁的一代名师，决定从此不再外出执教了，就在云湖桥的云霞湖光之间，在湘绮楼的诗书图画之中，安安静静地与周妈和儿孙们一起打发晚年。
过小年这天，湘绮楼披红挂彩，喜气洋洋，王闿运代表男家、杨度代表女家为一对新人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代懿穿上从长沙买来的那身长袍马褂，叔姬披着镶有孔雀毛的红呢披肩，在鞭炮笙乐中拜了天地。
杨钧也住进了湘绮楼，一来不辍学业，二来也好陪伴刚离娘家的姐姐。杨度则往来于石塘铺和云湖桥，继续向王闿运学习经史诗文，也时常和齐白石、张登寿等聚会，谈谈诗词书画。王闿运是碧湖诗社的社长。每隔两三个月，诗社都要举办一次诗会，王闿运也常带杨度参加。说起碧湖诗社，乃湖南近代史上一个最为著名的文人结社。它的成立，要追溯到二十多年前。
同治十三年冬天，建于长沙北门内的曾文正公祠堂，经过两年多的施工装饰，终于落成了。挂了个盐运使衔、候补郎中的曾国藩四弟曾国璜，欲效白香山洛阳结社的风雅故事，向湘中一批负时望、有文名的高年耆宿发出邀请，在祠堂竣工典礼这天的宴席上赋诗纪念。以曾国藩生前的名望和死后的荣耀，当此湘中第一祠堂建成之时，能厕身祝贺之列已是莫大的荣幸，何况还有这样一桩能流芳百世的雅事，真个是百年难遇。一时间湖湘俊杰云集星沙，王闿运也应邀与会。当时有九个均为翰林出身，且又有过司道以上官职履历的老人，他们年纪最小的为七十岁，最大的八十五岁。这九个白发老人聚会一桌，畅谈湘军旧事，十分感慨。曾国璜看重他们年岁高迈，地位贵重，于是请他们每人题诗一首于祠堂墙壁上。这些诗立即不胫而走，广为流传。九老也便成了当时湖南的新闻人物，很出了一番风头。其他与会者的诗作，曾家也一并雕版印刷，广为散发，备受士大夫的称颂。祠堂庆典结束之后，这些雅人们兴犹未尽，于是便由郭嵩焘兄弟发起，成立一个诗社，定期聚会，吟诗作赋，得到大家的欣然赞同。因为诗社的规格很高，故对参加者限制很严。他们或为中兴勋臣，如曾国荃、李元度等人；或为勋臣之嫡子孙，如曾纪泽兄弟，左孝同兄弟等人；或为翰林出身，或为文名著世，如黄瑜、王定安等人。王闿运以文名著世的身份被接纳为社员。
诗社的第一次集会选在城外开福寺前面的碧浪湖边，于是这个诗社便被命名为碧湖诗社。第一任社长公推郭嵩焘。后来郭嵩焘出洋任英国公使去了，社长一职便由赋闲在家的曾国荃继任。以后曾国荃又去江宁当两江总督去了，李元度接任社长。慢慢的，勋臣故去，老成凋谢，诗社也逐年增加新的年轻成员。同时，入社的条件也相应地渐渐放宽了，声名也便没有先前的烜赫了。但尽管这样，它仍然是湘中头面文人所乐意参加的社团。传到第五任，社长的座位，便众望所归地由王闿运来坐了。王闿运当社长后，吸收成员更看重的是本人的诗作成绩，不太顾及出身和社会地位。于是和尚寄禅、铁匠张登寿、铜匠曾招吉等人都成了诗社的成员。
开头几次，杨度保持着晚辈后学的态度，只看别人写，自己不下笔。后来他看到这些所谓诗坛高手也不过如此，便也依韵作了一首，立时引起大家的注意，称赞不已，于是杨度也便成了碧湖诗社的一员。杨度本就诗才俊逸，更兼在诗会上广结朋友，切磋学问，诗便愈写愈好了。每次碧湖诗社聚会，都少不了密印寺的住持寄禅法师。杨度不仅和他谈诗，还和他谈禅理，彼此都觉得很是投缘。
正当杨度与湖湘文人们诗酒唱和的时候，中国的北方却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原来，早在乾隆中叶，山东一带便出现了一个名叫义和拳的民间组织。朝廷视之为邪教，严加禁止，但它未被镇压垮，一直在下层百姓中秘密活动着。甲午海战之后，义和拳激于民族义愤，开始组织民众反抗外国侵略者。它沿袭白莲教杂拜各家鬼神偶像的传统，相信通过念咒语便可刀枪不入，其活动方式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光绪二十四年，山东巡抚张汝梅同情义和拳的反帝心态，上疏建议朝廷将义和拳改编为团练，于是义和拳也叫作义和团。因为朝廷中有人主张对义和团实行安抚的政策，使得义和团很快在山东、直隶一带发展起来。后来居然在京师设坛收徒，公开活动。
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打算废除光绪帝，于是立端王载漪之子溥隽为大阿哥，以便取而代之。但各国公使都不入宫祝贺，使慈禧十分恼怒，产生了利用义和团打洋人的想法。她的这个想法得到载漪和协办大学士刚毅的支持。就这样，各地义和团树起“扶清灭洋”的大旗，有恃无恐地摆开了与洋人决战的架势。各国驻华公使大为恐慌，以保护使馆的名义，由俄、英、美、日、德、法、意、奥八国拼凑二千多人，从天津开拔进北京，沿途遭到了义和团和清军的坚决抵抗。此时，各国驻华海军联合攻陷了大沽炮台，战火再次燃起。
清廷内部，以光绪帝和许景澄、袁昶等人为首反对与外国开战，而载漪、刚毅等人则主张宣战。督抚之中，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也反对开战。但慈禧出于对洋人的私怨，赞成载漪、刚毅的意见，正式对八国联军宣战，并颁布上谕，声称“与其苟且同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谁知开战不久，义和团和参战的清军便一败涂地，八国联军很快兵临北京城下。
几天前尚捶胸顿足要与洋人一决雌雄的慈禧吓慌了手脚，一面火速调两广总督李鸿章进京，充任全权代表与各国议和，一面化装成一个乡村老太婆模样，携带光绪帝和一大群后宫妃嫔仓皇离京西逃。八国联军随即占领了大清帝国的都城。
京师陷落，帝后出逃，最后以赔款割地来乞求洋人的退兵媾和，四十年前的屈辱一幕竟然一丝不改地重演，爱新觉罗王朝将中华民族推到了丧权辱国的顶峰，不仅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普遍憎恶唾骂，甚至连稍有点民族气节的文武官员们都感到悲愤填膺，对朝廷失去了信心。
慈禧太后一则深感国势的颓弱，企图挽救，二来也想捞回面子，赢得民心，在逃难途中便发布变法自强的上谕。诸多变法中有一个令有志学子很感兴趣的条目，那就是朝廷命令各省选派学生，用官费出国留学，学成回国后，将分别赏给举人、进士的头衔，同时也鼓励自费留学。
用官费选派幼童出国留学，本是同治十年间曾国藩和李鸿章向朝廷提出的建议，被采纳后，由容闳负责此事。他选拔了一百二十名聪颖少年，每年三十名，分四批，于同治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光绪元年分别抵美。这些留美幼童在美国呼吸到西方的自由空气，一改国内的卑顺心态，然而却因此引起清政府驻美官员的反感，认为长此下去，这些少年将会变成洋鬼子，根本不可能为国效力，国内一批顽固官员们也深有同感，于是在光绪七年全部勒令回国，留洋一事便这样结束了。
二十年后此事又重新提出。国难当头的严峻形势，使国内不少当权的官员们头脑开始清醒过来，认识到此事的重要性，遂在自己管辖的地方内认真办理。许多关心国事、器局开阔的青少年更是踊跃报名，巴望被选中。这时留洋的目的地，主要的已不是欧美，而是近邻日本。
日本与中国相隔不过一衣带水，素称同文同种。一个小小的岛国，自从三十多年前实行维新变法以来，国力日臻强盛，以致使得老大帝国都败在它的炮火之下。日本的成功经验，的确值得中国效法，何况去日本路近费省，更有许多方便之处。
湖南自从出了湘军之后，风气大开，选派去日本留学的人也较其他省为多。去年，当两宫回銮再次下诏变法实行新政的时候，湖南巡抚俞廉三便选派了十九人出洋赴日了。今年又听说要选拔四十多人，杨度的心早就不安静了。他很想趁着这个好机会到日本去看一看，开开眼界，长长见识。当他把这个想法与先生商量时，先生却不赞成。王闿运认为不值得远渡重洋去向外国取经，要救国救民，要施展自己的抱负，只要跟着他研透帝王之学，耐心等待时机就行了。这并没有动摇杨度的决心，他认为到日本去实地看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杨度要弟弟妹妹暂时帮他瞒着先生和母亲，在一个初夏的夜晚，怀揣着袁世凯所送的一千两银票，搭船由湘潭到汉口，由汉口到上海，然后再在上海换上一条日本海船，抵达日本的都城东京，进了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
杨度在弘文学院一边学习日文，一边留心日本的教育，他结识了许多有志气有作为的新朋友，其中最为有名的便是黄兴。第一天上课，他便和黄兴同桌。黄兴是湖南长沙人，与他同年，却比他长得壮实威武，以两湖书院高材生的身份，由官费派往日本留学。杨度见他的墨笔杆上刻着行字：朝作书，暮作书，雕虫篆刻胡为乎？投笔方为大丈夫。又见其砚台上刻着两行字：墨磨日短，人磨日老。寸阴是竞，尺璧勿宝。杨度于此看出黄兴是个有大志的人，又因同乡，遂与他相交十分亲切。梁启超在横滨办《新民丛报》，这段时期到檀香山去了，蔡锷到广岛去了，刘揆一倒是偶尔给碰上了，他也在东京读书。假日里，杨度常常和黄兴、刘揆一等人结伴游览日本名胜，畅谈时事，一晃半年过去了。
弘文学院的师范速成班以半年为期。半年满了，成绩合格者，就发给结业证书。若想继续深造，则凭此结业证书再进一个班。杨度结业之后，准备再选一个高级师范班继续学习。这期间，他有感于国内对日本所知甚少，于是和黄兴等几个湖南籍同乡创办了一个名为《游学译编》的刊物，拟在国内发行。他们看中了苏松太兵备道袁树勋是一个较为开明的官员，又是湘潭人，便要杨度回国去找他，请他支持这个刊物。袁树勋早年参加过湘军，与杨度的伯父有过交情。当杨度来到上海会见袁树勋，说明来意时，袁树勋一口答应。杨度顺利地办成了这件事，打算即刻重返日本着手办刊物，不料袁树勋却说：“晳子，你应该回湘潭去一次。”
“我是应该回家去看看母亲和先生，但眼下没有时间。”杨度想着有许多事情要做，当务之急便是要为这个即将问世的刊物写一篇发刊词，同时还要多组织几个好朋友来撰稿，争取把《游学译编》办成一个对国内最有影响的刊物。
“王先生对你的不辞而别去东洋十分震怒，他对别人说你背叛了他。”
“袁观察，你是怎么知道的？”杨度很是惊诧。到东京后，他曾分别给弟妹和先生寄了一封信。先生没有回信，叔姬的回信里并没有说起先生恼怒的事。只是说，先生不愿意向海外寄信，嘱叔姬代为叮嘱多多注重身体。袁树勋从哪儿听到这样的话呢？
“湘潭的事，还能瞒得了我吗？”袁树勋打着哈哈说，“早两天，我娘舅家的一个表兄来上海，还说起这事哩！湘绮老人的气话，还不止一两个人听到。晳子，你先回去一趟，对先生说清楚，船票我来替你买。”
背叛师门，这是个很大的罪名，何况“背叛”的是这样一位情同慈父、名如山重的恩师！杨度没有想到事情会有这样的严重。再无别的选择了，必须马上回湘潭一趟，向先生说明清楚。但这次原本不打算回家，随身并没有带什么东西，总不能空手回去吧。好在上海有的是东洋货物。他顺着先生的爱好，挑了一盒福冈生产的甜软枣糕，一盒奈良出产的上等柿饼，又特地买了一包鹿儿岛出产的烟丝，还给母亲弟妹一人买了一样物品，把一个从日本带回来的大木箱塞得满满的。正觉得差不多了的时候，他又想起一个人来。弟妹的东西不送犹可，这次却千万不能冷淡了此人。她就是周妈。
杨度向来不把周妈放在眼里，平素相见，看在先生的面子上略略点点头，表示打了招呼。周妈仗着老头子的宠信，也并没有把这个傲慢的举人看得怎样高。自从叔姬进门后，周妈的胸口一直堵着一团棉絮。叔姬更是清高，她压根儿就只把周妈当个服侍公公的老妈子看待，从不与周妈正面打个招呼，随时随地注意与周妈保持着一段距离。周妈虽心里嫉妒，却找不到半点口实，何况老头子把这个儿媳妇捧上了天，远远地超过了对亲生儿女的疼爱，周妈反倒时时要向叔姬赔笑脸。见了她，老远就喊“四少奶奶”。叔姬听了，只微微地点点头，嘴里哼都不哼一声，高傲得如同公主一般。杨度心里想，平时可以不买周妈的账，这次却要讨好她一下，让她吹吹枕头风，在先生的耳边说几句好话，消消气。于是，他给周妈挑了一段黑得发亮的东洋细平绒，拿根红纸条腰好，也放进了大木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