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劳你了。”杨度起身说。那样子，就像对师母似的。
周妈对杨度的成见，早在去年就消除了多半。这一年来，她常听老头子夸奖杨度有出息。又听人说，留学回来的都会做大官，她心里对杨度增加了几分敬畏。现在杨度这样懂礼节，更使她感动，忙说：“大少爷，你这样客气，我担当不起！”
王闿运最乐意看到别人对周妈客气，他认为这是给他脸面。他乐呵呵地说：“晳子，坐下坐下，自家人，哪有这么多礼数！”
“见到张香涛和陆元鼎了吗？”扯了几句闲话后，师生的谈话转入了正题。
“张制台到武当山养病去了，要九月中才回武昌。陆抚台见到了，说了半天话，也没听他拿出一个主见来。”
“陆元鼎是个没用的人。”王闿运带着鄙夷的神气说，“今年春天他来湘潭，为讨得个礼贤下士的名声，特地坐了轿子到云湖桥看我。我先想一个做巡抚的，总有几分才情，聊了几句话，才发现这个伙计原来是个草包。”
杨度开心地笑了起来。
“这伙计的确是命好，也不知哪代祖宗葬了块好地，出了他这个宝贝。巡抚署理几个月了，屁大的事都没办一件，一天到晚就知道迎来送往，打点礼物进贡。京师来个芝麻小官说句话，他都当圣旨捧着。粤汉铁路废约自办这样的大事，做得来做不来，他心里全然没数，找他是白找，拿得定主意的只有张香涛。”
正说着，周妈递来铜烟壶。王闿运接过，抽起水烟来。
“是的，陆抚台这个人，正是先生所说的，我先前不知道，下次不去找他了，直接去找张制台。这事只要张制台同意就行了。”
“晳子，我看了你的《粤汉铁路议》，你现在长进多了。”王闿运吐出几口白烟来，顿时觉得神清气爽，十分舒服，“你搬出国际公约私法，又援引了外国的许多成例，把废约的事说得那样理由充足，我看了自愧不如。晳子，你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了。”
王闿运将纸捻子夹在左手指上，腾出右手来梳理了几下疏疏朗朗的长胡须，满眼赞许地望着学生微笑。
“先生夸奖了。学生这点东西，在先生面前算什么，还要请先生多多指教。”听了先生出自内心的赞扬，杨度很高兴。
“你的这些西学新学，我不能指教。”王闿运坦诚地承认。他又将纸捻子吹燃，把烟点着，嘴巴含着烟袋，斜着眼睛说，“不过，我要向你指出一点，办事与做文章是两回事。你的文章尽管写得花团锦簇，道理说得滴水不漏，但究竟是纸上的东西。他张香涛身为总督，要做的是实事。你要说服他，使他同意出面废约自办，必须要有实实在在可行的措施。”
“先生指教的是。”杨度口头上谦虚地接受，心里并不以为然，“我会对张制台说明收回自办的种种可行措施。”
“你挑重要的说几种。”王闿运停止了抽烟，聚精会神地听。
“首先，废约在法律上是可行的。”杨度侃侃高谈，“第二，上自朝廷下至全国舆论，都认为收回自办是应该的。第三，我们自办的条件是具备的。这条件一是资金，二是技术，三是管理……”
“好了，你先谈谈资金。”王闿运挥挥纸捻，打断学生的高论。
“资金分股本和借本两种。”杨度俨然以一个经济学家的口吻答道，“世界各国凡集大资金办大事业的，莫不采取集股和借贷相结合的方式来筹措资金，而其中股本为少数，借本为多数，有十分之二三的股本便可以发债券，集十分之七八的借本，粤汉铁路拟集三百万两银子的股本，其余部分以借本方式获得。”
“三百万两银子从何而来？”王闿运一步不舍地追问。
“学生想，以湘、粤、鄂三省之大，集三百万两银子不成问题。”杨度大大咧咧地回答。
“不成问题？”王闿运反问，“从何处出？官出，绅出还是民出？”
“至于从何处出，那就要由张制台去做决定了。”
“哈哈哈！”王闿运大笑起来，“你这个书痴，还没有脱掉书痴的本色。你以为湘、鄂、粤三省集三百万两股本不成问题，你以为张香涛会接受你的游说，再由他决定如何出银子？”
杨度面对着先生的反问，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晳子呀，你晓得当年曾文正办湘军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王闿运并不需要学生的回答，他自己继续说下去，“一不是缺勇，二不是缺将，最大的困难就是缺银子。朝廷没有饷拨，完全靠自己去筹措，他为此常常弄得焦头烂额，自己嘲笑自己，说是个四方乞讨的叫花子。湖南自来商业不发达，全省收入不敌苏淞地区一个大县，逼得没法，他只得设卡抽厘，硬着头皮受万千人唾骂。你想想，假若银子好筹，他曾文正那样一个死爱面子的人会这样做吗？当年我修《湘军志》，专列筹饷篇，并将咸丰六年至八年这三年间湖南协济江西军饷做了统计，共二百九十一万五千两。这都是亏了左文襄的大才运筹，才能有这些银子。所以我在《湘军志》里说了，曾文正在江西打了三年仗，无功可言，左文襄坐镇长沙筹措军饷，功劳超过他。《湘军志》后来遭九帅的诟病，这也是其中的一条。”
与湘军纠葛的这些往事是王闿运引以自豪的历史，一谈起它便格外起劲，滔滔不绝。
“三百万两三省摊，湖南也得出一百万。当年是打仗，火烧眉毛，要保命，从上到下凡能拿得出的银子都得拿出来，还加上五里一卡、十里一哨地抽厘金，又有左文襄那样赤心任事的雄才，三年二百九十万，一年还不到一百万。现在就凭一句话，湖南能拿得出一百万吗？”
杨度在日本研究法律研究财经，理论是弄通了，点子也有不少，但这一切都是关在屋子里的书生议论，其他留学生也和他差不多，都没有从过政办过具体的事情，所凭的只是一腔爱国热情，而把天下事看得简单容易，仿佛只要一打出“爱国”这张牌来，就什么事都迎刃而解了。听先生这么一说，杨度真有点为难了。是的，一百万两银子，湖南拿得出来吗？
“先生，照你老这么说，湘、鄂、粤三省没有自办铁路的经济能力？”
“话也不能这么说。我刚才讲的，毕竟是五十年前的事，现在与过去有一个大不相同之处。”王闿运站起身来，走了两三步，腰板挺挺的，他中气十足地继续说下去，当年游说公卿的神采依稀可见，“五十年前，湖南是官穷民穷绅也穷。现在湖南官家的府库、民间的仓廪依然是穷的，但却有一部分乡绅大大地富了。这里面有两类人。一类是近几年的暴发户，他们靠经商做买卖赚了大钱。眼下中国有两大公司：一是天津的久大公司。公司经理范旭东在澳大利亚学制盐，学成回国后在天津设厂炼盐，造出的盐白如雪，畅销全国。范旭东是湖南人，据说他的堂兄范静生也在日本……”
“范静生的堂弟开了大公司？”杨度兴奋地说，“范静生和我在法政大学同学，我和他是好朋友。”
“好，这是一个好关系。”王闿运点点头，“还有一个是华昌公司，炼锑的。公司由梁辟垣、黄修园、杨叔纯三人合开。梁辟垣号青郊，喜欢写诗，几次要拜我为师，我还没有收下他。第二类是过去湘军将领们的后裔。当年打武昌，打安庆，打江宁，抢来了大批金银财宝，带回家买田起屋。有的子女不成器，吃喝嫖赌，把家产败光了，也有的子女有本事，现在的产业成倍地超过父祖辈。听说湘乡李迪庵兄弟的子孙、萧孚泗叔侄的后代都很不错。这些人要是愿意，一家拿十万八万不成问题。”
杨度明白了。他高兴地说：“先生，你老的意思是说，湖南的银子在他们那里。”
“是的。”王闿运笑着说，“晳子呀，我劝你未见张香涛之前，先去找这些财神爷，晓之以国家大义，诱之以个人利益，将他们说动。如果这些人能拿出七八十万出来，湖南的百万就不成问题了。你杨晳子能拿出湖南百万银子的保证来，就等于给张香涛一颗定心丸。他张香涛年轻时是清议派首领，这些年又对办洋务极有兴趣，这种名利双收又不要他花费大力气的事，他何乐而不为呢？”
王闿运这番指教的确大开了杨度的心智。他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对先生说：“多谢你老的教导，学生年轻不更世事，上次幸而没有见到，不然可能会碰一鼻子灰。”
“晳子呀！”王闿运拍了拍杨度的肩膀，笑着说，“你明白你今天的身份吗？你去武昌总督府会张香涛，就好比当年苏秦、张仪游说列国诸侯，你就是当今的策士。不要以为策士只凭着一张嘴就可以说动王侯，朝为布衣，暮为公卿，策士大有学问哩！我劝你未动身之前，再把《战国策》读一遍，把当年我教给你的纵横之术好好温习温习。”
眼见得弟子就要用自己传授的学问去赓续自己昔日的事业，暮年王闿运的心情分外激动。他喝了一口擂茶，一往情深地向启程前夕的弟子面授机宜：“我年轻的时候，别人常说我狂，甚至妄，其实他们不知我的苦衷。我那时年纪轻，功名只有一个举人，又并非世家大族出身，在重视等级的社会中，我是个没有地位的人。假若我自己还藏锋收芒，唯唯诺诺，那世上就没有我置喙之地。所以我要锋芒毕露，我要傲视一切，使得诸侯权贵不敢小视我，这就是孟子’说大人则藐之‘的真实含义，可惜很多读书人不能探到这颗骊珠。晳子，你虽然在经济特科考试上出了一次风头，又在东洋喝了些海水，但在张香涛这些人的眼里，你毕竟还只是一个毛头小伙子，轻微得很。你这次去见他，不比上次。上次是他以大吏长辈的身份推荐你，他在上，你在下，他可以在你的面前摆出一副爱才惜才的长者风度。这次不同了。你是以一个海外留学生代表的身份游说他，你和他是平起平坐的，你必须充分显示你的分量，显示你在他的心目中不可忽视的地位，方才可望成功，懂吗？”
王闿运的这番开导，真可谓开诚相见推心置腹，将一个策士应具备的气质，以形象的语言剖析得入木三分，杨度为之深深感激，说：“先生的教诲，弟子终生铭记在心。”
王闿运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晳子，你这一回办铁路案，其实是投身国事的第一试，好比孔明初出茅庐，博望坡这一把火一定要烧好。”
五、首战告捷，令张之洞刮目相看
遵循王闿运的指点，杨度开始了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具体行动。
他先到长沙，找到了设在天心阁的久大公司的办事处。一听说是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杨度来访，恰好在办事处处理公务的总经理范旭东连忙出来迎接。范旭东早在堂兄范源濂的家信中便得知杨度了，受过西方教育的范旭东本来就思想开明，再加之受范源濂的影响，也力主粤汉铁路收回自办，并乐意为此事的带头人。几乎不用杨度多加解说，范旭东便痛快地答应拿出三十万两银子来。
一出马就很顺利，给杨度以极大的喜悦和信心，第二天便走访了华昌公司。公司董事长梁焕奎也早闻杨度大名，尽管事务繁忙也亲自接待。
“梁董事长，舍弟在日本有一个极好的朋友，是和他同船去日本的留学生，名叫梁焕庭，也是湘潭人，不知是不是梁董事长自家人？”坐下寒暄几句后，杨度问道。
梁焕奎拿出两支雪茄来，递一支给杨度，自己也点燃一支，抽了一口后说：“焕庭乃鄙人胞弟。”
“啊呀，想不到竟是董事长的亲弟弟！”杨度原是借此引出话题，不想只这一杆便插到了底，令他喜出望外，忙恭维一句，“令弟是一个很有才气的青年。”
“杨先生夸奖了。”梁焕奎笑着说，“鄙人兄弟五人，老二焕鼎，老三焕彝，老四焕均，焕庭最小。鄙人兄弟虽多，但都才具平平，哪有先生你杨家二杰的清望！”
杨度听了，开怀大笑起来。他从梁焕庭在日本的学习生活谈起，着重强调他是如何积极主张粤汉铁路收回自办的，以引起这位董事长的兴趣。然后又高谈阔论了一番收回自办的意义及办成的可能性，还把建成后投资者的利润前景大大渲染了一通。
这位年近四十因生意顺遂开始发福的董事长，也是一个愿意在实业领域有一番大作为的人。他听后爽快地说：“粤汉铁路收回自办，于国于民于投资者均有大益，久大公司拿出三十万，我们华昌也可以拿出三十万，只是公司不是我一个人的，还要和黄、杨二位商议一下，恕我明天再答复你。”
第二天，梁焕奎告诉杨度，黄、杨两人胆子小，怕中国人自己管理不好，日后本钱都难得收回，不敢多投资，每人从自己名下只拿出五万，梁本人拿十万，合起来二十万。有二十万，杨度已经够满意了。带着长沙的五十万，他马不停蹄地奔到湘乡。
杨度先在湘乡县城找到了李续宾的长孙李前普。李前普的母亲是曾国藩的侄女，他本人又承袭祖父的三等男爵，他将父祖辈挣下的家业经营得红红火火，在湘军将领的后裔中有较高的声望。杨度说服他之后，便由他出面摆了几桌酒，将当年名震一时的湘军大将的子孙们请来了多半，他们之中有曾国荃的孙子，曾国华的儿子，罗泽南的孙子，李臣典的侄子，萧孚泗的侄孙，等等。杨度在席上以湘军后人的身份发表了热情激昂的演说。他的这种身份很起作用，这些人听了他的话都觉得亲切，当时就有几个人走过来要跟他结世交。
李前普趁机鼓动：“我们的父祖辈当年为了从长毛手里挽救国家，不惜舍生忘死，血洒沙场，才赢得我们做子孙的荣耀和财产。今天从洋人手里夺回铁路的修筑权，同样是为了给国家争气争光，我们这些人理应以父祖辈为榜样，为国分忧，为民负重，促使这件事办成功。办成后，诸位都可以从中得到永久性的红利。如果见国家有难而袖手不管的话，我们死后将有何面目见先人于泉台？我先拿五万，请诸位量力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