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余干见到戈保提时，我又想起了戈洪兴，就是在洛阳东站的那次见面，让我深入到这个耍猴人的村庄达九年之久。这些年他过得怎样了，是否还在耍猴呢？我想，该见见他了。
2010年10月7日，我再次去村里拍摄，戈保提帮我联系到了戈洪兴。戈保提是杨林贵的外甥女婿，和戈洪兴是叔侄关系。
下午四点，戈保提、杨林贵带着我来到戈洪兴家。到门口一看，房子没变—我想起2002年来找他时他老婆锁门的场景。
戈洪兴见到我就满脸笑容，从2001年我们在洛阳东站见面算起，到现在已经九年了。他早就听说了我在村子这些年的采访。他住的冀湾村和杨林贵住的鲍湾村就隔着一条路，走路到杨林贵家也就十分钟。
戈洪兴告诉我：“2002年你来村里找我时我就在家，不见你的原因还是怕出事，以为你们是动物保护协会的。我老婆还以为我在外面犯了什么法，你们找到门口时她吓得赶紧锁上门。那些年来村里找事的部门太多了，我们走江湖的人就怕遇到事，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外面，遇事都是躲着为好。当时你们两个人拿着相机在村里找我时，就有人过来报信了，我就躲了起来，实在是对不起了啊。”
戈洪兴1962年出生，初中毕业，耍猴是跟着于湾村的表哥学的。在他孩子3岁的时候，戈洪兴就和这个表哥一起外出耍猴，当时他们花120元钱买了一只猴子，和村里其他有猴子的人搭班外出耍猴。
1998年，戈洪兴带着两班人马在成都耍猴。临近春节，天气很冷，他们一行八人正躲在路边废弃的房子里做饭，突然来了一个身着貂皮大衣的女人，问他们谁是领班的。一行人都指着戈洪兴，这个女人拿出一沓10元的钞票，给他们每人发了两张，说：“我就想做些好事，帮助一下你们，让你们买些东西过年。”他们正是没钱的时候，真正感觉到了什么是“雪中送炭”。
我在洛阳东站遇到他的那一年，戈洪兴他们在辽宁锦州的黑山编组站耍猴。耍到中午时，他们口干舌燥，戈洪兴就拉着猴子去一个西瓜摊上买西瓜，正好有一个老太太带着孙子也在买西瓜。孩子对猴子很是好奇，在挑逗当中，猴子把孩子的手给咬伤了。在戈洪兴他们看来不过是一个牙印伤，但是老太太打电话叫来家人，带着笼子准备把猴子抓走。戈洪兴一看形势不妙，就跟着人家把孩子送到医院，三个耍猴人中有一个被扣押在医院，其他两人出去筹钱。戈洪兴把身上的钱都拿出来，也就1000多元，可人家还是不愿意，让他们再拿2000元来。
戈洪兴耍了个计谋，他给家里发了个电报，让家里人凑钱寄过来。家里人收到电报后，给老太太家人回电报，说钱已经汇去。老太太的家人对他们的看管放松了，他们便趁机逃脱了。
戈洪兴还对我说：“洛阳的关林编组站是我们耍猴人最难过的一个关口，每次我们南下扒车都要在那里换乘，那里的保安特别喜欢抓我们这些耍猴人，只要被他们发现，就别想逃脱。有一次为了抓我们，几个保安追到一个村里，把我们带回关林车站公安室。我们的被子和衣服的每个角落都被他们用手捏了一遍，说不搜出点钱来不会放我们走。没办法，后来我就故意在一些衣服、被子的角落里放上一些钱，让他们搜到，把更多的钱放在另外一个隐秘的地方，这也是被他们逼出来的小聪明。”
戈洪兴的儿子和女儿都在外地打工，他和老婆在家种植了十亩大葱，照顾着孙子、孙女和一只猴子。戈洪兴说：“猴子这东西通人性，人得凭良心对待它。”
戈洪兴和表哥最初花120元买的那只猴子，他们一直把它养到死都没有卖，猴子死的时候，表哥还哭了一场。
2010年10月7日，距离第一次见面九年后，我再次见到了戈洪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