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和村里一个耍猴人闲聊时，我听说了一个关于当过国民党特务的耍猴人的故事。当时我很感兴趣，希望能和他聊聊这个故事的全部经过。但是他有不少顾虑，简单地说了些就没往深处说了。随后的两年里，我多次和他联系，希望能深入了解这些故事。他告诉我说，这是家族里的事情，当事人早已过世，因为顾虑对后人的影响就不想再说下去。这个故事一直是我心里的一个结：是什么促使一个耍猴人去给国民党当特务？我想把这个结给解开。
2013年10月，这个故事主角的本家终于答应接受我的采访。在村里一个猕猴养殖场，我见到了93岁的梁心生老人。他是村里年纪最大的老人，村子里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他是最好的见证人。老人从没耍过猴，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庄稼人。
在梁心生小的时候，沙堰镇被一座座沙丘包围，地上长的都是一人高的茅草。新中国成立后，沙地上才建立起林场，栽上了杨树，之后这里的环境才逐渐好转。居住在村子里的多为姓宋、姓张的人家，被称为宋家门；居住在村东头的是姓胡、姓徐的人家，称为胡家门；村西头居住的是杂姓，有姓范的、姓熊的、姓杨的，等等。对于祖上是从哪里来的，这些人谁也说不清。
过去车湾村、鲍湾村、冀湾村的房子都很破旧，屋墙用的都是土坯，房顶上盖的都是茅草或者麦秸秆，那时候只有地主家才盖得起瓦房。三个村里有十几个地主，最大的地主孙天光有一顷多的土地。
新中国成立时，梁心生29岁。那时候他们是这样划分地主成分的：有土地雇佣别人种，自己也参加劳动的，划成富农；有土地雇佣别人干活，自己不劳动的划为地主。其实地主家也不是像政府宣传的那样天天能吃白馍，白馍也只能在麦收和秋收、秋种时才吃。那个时候地主家要给干活的人吃得好一些，这样干活的才会更卖力。地里的活闲下来，就不能吃白馍了，只能吃黑面和白面混合的花卷馍。那时候的地主和现在的村干部一样，有好的也有坏的，但地主不会去贪污。
旧社会出去耍猴的人没有现在这么多，能出去的都是很聪明的人。1950年，梁心生的本家哥哥梁中兴要去香港打工。那时候去香港的手续十分烦琐，需开村里的证明，然后再到乡里盖上章，到县里开介绍信，再到省里办手续，给你开具正规的公文，就像现在的护照，完成这些手续才可以去香港。
梁中兴在香港遇到了之前过来耍猴的梁荣兴、梁明兴，三兄弟团聚后，他们从香港寄信回来，让家里的老人放心。1953年，他们来信说要一起回老家，让家里开证明，办理返乡手续—那时候外出回来也需要家里开证明，再到省里办手续，把证明寄过去，他们拿着证明才能回家。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梁中兴、梁荣兴回家的请求被驳回，只有梁明兴一个人拿到了回家的证明。
1953年10月，梁明兴从香港回来后，就在合作社里干活。没多久，从南阳下放过来一个人，公社把他分在梁明兴的合作社，平时就和他在一个组里干活。这个人姓李，当时也没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只记得他身材高大、脸色发黑，村里人都叫他“李焖子”或“黑老李”。相处了近两年后，梁明兴和黑老李成了亲密的朋友。
1955年农历七月的一天，黑老李突然一个人回了南阳。第二天他带着南阳法院的警察，到村里把梁明兴抓了起来，当时在他们家搜出了一个四四方方的金属盒子—梁明兴是在给国民党发电报时被黑老李发现的。
其实，还有一个特务跟梁明兴一起从香港回来，但是那个人把他送到家之后就消失了。那时候国家已经通过情报知道了梁明兴返回时的身份。
南阳市中级法院的警察把梁明兴铐起来，还用被单把他裹起来，在村里找了个架子车把他拉走了。
坐了近三年牢后，1958年，梁明兴回来了。村里人问他是不是国民党的特务，他从不回答。过了一年多，南阳市中级法院的警察又来把他抓走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据说是死在牢里了。他究竟是不是特务，至今还是一个谜。梁心生说，梁明兴这个人很聪明，嘴里从来不说实话，瞎话比实话说得多，敢干别人不敢干的事情。
1953年以后，村里不许外出耍猴了，如果出去耍猴就是“盲流”，抓住后会被关进审查站。禁令一直持续到1981年，改革开放后，才又允许村里人外出耍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