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别人那里被看成是不可原谅的事情，在他这里反而成了乐趣的来源。别人历尽千辛万苦才能做到的事情，于他而言却是信手拈来。他幸福，所以会把幸福传递给别人，而这反过来又会让他更加幸福。关怀别人必须发自肺腑、真心诚意，不能抱着为别人负责或牺牲的心态。在工作中，人们只希望彼此能够相互喜欢，却忘了要相互包容。自然地流露情感，单纯地喜欢他人，如此便能幸福。
根本的幸福有赖于对人和物的双重关怀。在上面的文字中，我们讲到了对人的关怀，接下来，我们开始讲对物的关怀。
关怀事物，也许这个说法听起来有些不现实，毕竟人们不可能对敌对的事物发生兴趣，不能强迫每个人都去爱毒蛇。尽管如此，但是在人和物的情感中还是存在一些友善的因素。如地质学家对石块情有独钟，考古学家对遗址一往情深。人对物的关怀或许也可以运用在我们对待个人和社会的态度中。
人们因为厌恶蜘蛛，所以会了解蜘蛛的生活习性，知道它最喜欢生活的地方，然后想方设法远远地躲开它。一个人出于厌恶的心理，本着逃离的意图去了解某个事物，和出于喜欢的心理，本着亲近的意图去了解某个事物，是完全不一样的，前者饱受煎熬，后者体会幸福。虽然我们对物的关怀没有对同胞的关怀那样有价值，但还是要肯定这样做的重要性。
宇宙如此宏大，人类如此渺小，人的力量在广阔的自然中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我们把幸福都局限在同类的范围内，一味地在同胞身上索求幸福，而不扩展它的宽度，那么我们是很难延伸幸福的，甚至还会丢失原来的幸福。人如果能够通过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而忘掉烦恼，比如参加宗教会议、研究星辰史等。那么即使他身处喧嚣的世界、熙攘的人群也会找到应对烦恼的办法。他能获得内心的平静和安宁，也会获得幸福，尽管这份幸福十分短暂。
扩展自己的兴趣，友善地对待自己感兴趣的人和物，这就是幸福的秘诀！
幸与不幸，只在一念之间
如今，我们当中有不少聪明人和很多人类历史时期的人一样，他们自认为已经看穿了青春的热情，认为生活毫无意义。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支持这种观点。尽管他们不幸福，但是他们客观地看待不幸，并不认为它是一件坏事。
他们认为不幸是宇宙间的客观物质，应该理性地对待它，而且这也应该是开明的人应该做到的。他们骄傲地讲述自己的不幸，并用其真诚的态度打动了那些本性纯洁的人，从而给人一种假象，好像他们并不痛苦。如果你也这样认为，那你就太片面了，可能这些受难者比常人拥有更多的优越感和更敏锐的洞察力，但这远远不能补偿他们丧失的快乐。
我从来不认为，一个不快乐的人反而会显得更加理性、感到自己更加优越！聪明的人在一定的条件下享受快乐，可如果他发现对某一客观事物的思考会让他变得痛苦，那么，他会停止继续思考这一问题，开始思考别的事情。我想告诉各位读者，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因为理性放弃幸福。而且那些认为自己理所应当受苦的人，是舍本逐末的。其实，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不幸福，但是这种不幸反而会让他们去思考生活中其他让人感到不快乐的事情，所以他们会更不快乐。
对现在的美国人而言，我要阐释的观点已经在《现代性情》（约瑟夫·伍德·克鲁奇著）中表述过了。克鲁奇先生认为人类的事业并不成功，我们在大自然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但是这并不是一种遗憾。与其活得像动物，我们宁愿以人的方式死去。
拜伦的观点在我们的祖辈中盛行；《布道书》的作者的观点在所有时代中盛行。前者说：“这世界给予的乐趣没有一个像它带走的一般快活，当早年思绪的光芒在情感的隐隐褪色中渐渐淹没。”后者则讲到：“我羡慕那些已死的人，他们比活着的人幸福多了。但是，那尚未出生，尚未看见过世上所发生的不公正的一切的，比上述两种人都幸运。”他们是悲观主义者，得出的结论也带有悲伤色彩，尽管他们的生活中并不乏快乐。
克鲁奇先生在纽约生活，结识的也都是最高层的知识分子；拜伦曾游历赫勒斯滂（达达尼尔海峡的古称），还留下很多风花雪月的故事；而《布道者》的作者所经历的快乐更多，他把玩音乐、酗酒作乐、情事不断，连仆人也帮他生孩子。但他就算到了这种淫乱的地步，他也没有失去智慧。然而他却认为他的所有智慧都是虚无的，他曾说过：“我试图辨明智慧和愚昧，知识与狂妄；但是，我发现这只不过是精神的作茧自缚。智慧越多，烦恼越重；学问越博，忧患越深。”他的智慧让他苦恼，但是却摆脱不掉，他在心底呐喊：“快来吧！试一试快乐，享一享幸福！但是，看哪，这也是空虚！”他越想摆脱，智慧就缠得他越紧，他在心里想：“笨人的遭遇也是我的遭遇，我即使聪明过人，又有什么益处呢？不，一切都是空虚！因此，人生对我毫无意义，太阳底下所做的一切事只使我厌烦，一切都是虚无，一切都是精神的作茧自缚。”
人们读原来的书，就会对某一现象形成固定思维，就会否定新书的价值。所以现在的文人应该感到庆幸，因为人们不去看原来的东西了。如果我们能够表明，《布道书》的教义既能为聪明人所享有，也能被广大普通人接受，那么我们就不会因为新书中表达同样感情的词句而困惑了。
要讨论这种观点，我们就必须把情绪与理智分开。情绪会随着事情的幸运度和我们的身体状况而变化。所以为变化的事物而展开辩论实在没有必要，它也不会因为我们的争辩而发生变化。这种情绪也在我自己身上发生过，即认为世界上一切都是虚无的、毫无意义的。我通过做一些必须要去做的事情摆脱这种情绪，而不是借助哲学手段。以孩子生病为例。假设你的孩子生病了，你会苦恼但是不会有空虚的念头。因为这时候的你，把孩子的健康放在首位，根本没空去理会人生价值观的问题。
一个富人可能经常感到空虚，不过要是赶上他恰巧丢了钱，他就会担心接下来的温饱问题，也就无暇空虚了。也就是说人的自然需要太容易满足，反而会让人不知足，让人觉得空虚。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都比较适应一定量的生存竞争。换句话说，当他无须努力就能获得财富，当他的奇思怪想很容易就能变成现实，他反而觉得不幸福，因为他没有享受到努力奋斗的快乐。
一个人如果很容易就得到自己想要的，那他就感受不到愿望终于被满足的快乐。如果他稍具哲学素养，他就会探索人生的本质，从而得出结论：人生来不幸，因为对于一个拥有一切的人而言，他还是不快乐。但是他忽视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生活中的不完美，恰恰是成就幸福的必要条件。
我们在上面的内容中讲到了有关情绪的问题，接下来开始探讨《布道书》中有关理性的部分。书中指出：“江河入海，海却不满不溢。阳光之下没有新事物，前尘往事也无人怀念。我不喜欢现在做的一切，因为这都是属于后人的。”
如果把上面的内容换成现代哲学语言那就是，人永远劳作不息，物质也是永恒变化的。世界之事本是如此，时刻都处在变化之中，哪怕新、旧事物之间变化不大，它也确实变化着。一个人死后，他的子孙就会继承他的成果；百川入海却不能留在海里，然后又会有新的河流汇入。时光来来去去，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人、物不断循环，周而复始，无尽无穷。河水留在原地，才是聪明的做法；所罗门（古代以色列国王大卫的儿子，以“智慧”著称）颐享天年才是智慧的表现。可如果你换一种思维，这一切就会迥然不同。
太阳之下真的没有新事物吗？那新建的摩天大楼、航空飞机，每天不断更新的广播演说又该怎么解释呢？所罗门当然不知道这些，因为他当时正处在树木池塘之间，不过如果能用无线电广播给他发送希巴皇后对臣民们的演讲，那对他来说也算是一个安慰吧。
如果他能通过一种新闻媒介，知道外面的报纸对他的宏伟的建筑、舒适的后宫的报道，并让他知道那些和他辩论的圣哲们是怎样一副落魄的样子，他还会觉得太阳底下没有新事物吗？或许他不会因为这些东西就轻易地改变悲观的论调，但至少他会换一种新方式来表达事物。克鲁奇先生因为时代发出的抱怨就是这种新的表达方式的体现，和所罗门比，他说了另一个极端：太阳底下的新事物太多了！无论新事物是否出现，如果同样令人烦恼，那么就不能说人们是因为新事物或旧事物才绝望。
我们再把眼光聚焦到这句话：“所有的江河都奔向大海，而大海却从不满溢；江河来到它们发源之处，在那里它们又回来了。”如果这是悲观主义的根源，那么我们假设这种旅行不愉快。可是夏天的时候，当人们到一处风景胜地疗养，接着再回到他们来时的地方。这时我们并不能说“夏天去胜地疗养”这件事情没有好处。如果河水有情，那它们就会像雪莱笔下的云一样，在这种冒险的、循环的旅行中享受乐趣。
下面我们再来说“把财产留给后代，我们会痛苦”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探究这个问题。
站在继承者的角度，这当然不是什么坏事。事物内部之间都有一种传承性。这是理所应当的，不能作为支持悲观论的依据。如果一个人继承了财物，会招致灾祸，那就另当别论了，可如果因为继承财物，会引发一些好事，那它就成了乐观论的理由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所罗门认为的那样，如果继承了一模一样的事物，不好也不坏，那么继承的整个过程就没有意义了吗？当然不是，除非各循环阶段本身就带给人痛苦。如果我们否定今天的全部意义，而只关注它对未来产生的结果，只是着眼未来，不得不说，这种行为十分有害。因为整体价值以局部价值为基础，没有局部价值，何谈整体价值！
情节剧中，男女主角经历不幸终于可以在一起，以大圆满结局收场，但我们的生活不是情节剧啊。每个人的活法各不相同，即使是我儿子继承了我，他也应该有他自己的活法，同样的，他的儿子又会有另外一种不同的活法。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不好呢？相反，如果我长生不死，那终有一天我肯定会觉得生活腻味生老病死，代代相承，这样的生活才不会老去，青春才有活力。“我在生命之火前烘暖双手；火焰渐渐熄灭，于是我准备离去。”这种态度是合乎情理的，就像我们对死亡的愤懑态度一样。由此看来，如果理性制于情绪，那快乐和绝望的理由也是一样的。
如果说《布道书》带有悲剧色彩，那么克鲁奇的《现代性情》则带有哀怨色彩。克鲁奇先生哀怨的根本原因在于--中世纪及其以后时代，人们公认的事物标准全然崩溃。就像他说的那样：“现在这个时代是不幸的，鬼魂四处游荡；连它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属于阴间还是阳间。它就像一个困惑的孩子一样，一旦走出童年时代铸造的神话世界，就茫然失措，失去前进的方向。”
这种情况在一些知识分子身上完全适用，这些人从小就被教育要把信仰建立在情感之上，所以，他们无法摆脱童年时代寻找安全感的欲望。而现在的科学世界显然无法满足他们，而他们也对现代世界毫无所知。在这些人看来，科学没有实现它的诺言。因为达尔文、赫肯黎等人在60年前许下的对科学的愿望，现在仍是空想。这也是让克鲁奇先生和大多数文化人感到困扰的原因。
但是，在我看来，这种思想极其荒谬，这看起来更像是那些没有用武之地的作家、牧师们杜撰的。现在确实有很多悲观主义者存在。而且悲观主义者的数量和人们的收入成反比。欧洲大陆的知识分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受过巨大的苦难，他们内心惶恐不安。战争等社会因素比世界本质的理论对一个时代的情绪的影响更为深刻。因此可以这样说，战争是催生悲观的温床。
爱是令克鲁齐先生最为感伤的话题之一。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对爱情有很高的期望，可随着我们的现代意识日益复杂，爱情却随之淡化了。
“维多利亚人疑心很重，对他们而言，爱情执行着只有被抛弃了的上帝才会具有的功能。即使是冥顽不灵的人，面对爱情，也认为其神圣不可亵渎。他们认为爱情唤醒了他们内心的虔诚意识，应该对其表现出忠贞不渝的态度。他们把爱情奉为上帝，甘愿为它赴汤蹈火。同时，爱情也在扮演上帝的角色，它通过赋予生活一种神秘的意义，来奖赏那些虔诚的信仰者。和他们相比，我们可能会忍受没有上帝的世界，但是却无法忍受没有爱情的世界。要想理解无神论的真正含义，我们必须先适应这个没有爱情的世界。”
然而，现在的年轻人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看法大不一样。我从小就熟悉两位老妻子--清教徒和伏尔泰的门徒。她们都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典型人物。清教徒否定爱情的意义，因为爱情诗歌的泛滥大为不悦。伏尔泰的门徒却认为：“我拒绝任何人的反对。如果在‘杀人’和‘奸淫’之间，我必须选一样，那我一定会选后者，因为它至少有和对方协商的空间。”
无论哪种观点都和克鲁奇先生描述的典型的维多利亚人大不一样。
克鲁奇先生受到某些生不逢时的作家的影响，其中以罗伯特·布朗宁最为典型。但必须要说明的是，布朗宁的爱情观有些迂腐。他曾说：“感谢上帝，他最卑微的芸芸众生。自夸灵魂有两面，一面对着苍天，一面显示给他心爱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