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一个习惯--一成不变，即使在一个位置上待了二十年，他们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差异。
“神经质”可以用于很多方面，因此也体现出了现代文明中一个意义深远的侧面。这个词的原本意思是：神经的、刚强的、坚韧的、有朝气的。而它的一个引申义是：神经衰弱、易于激动、软弱。如今这种复杂的表示神经疾病的词语，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日常用语了。现代文明使人们的神经过于激动、紧张，神经疾病也成为了人们最常见的疾病。
是的，现在我们要说的是普通的西方人，而不是那些患有神经衰弱的人。对于那些患有“神经衰弱”的人而言，其实他们的身体状况很好，只是他们通过各个方面的事物不断地提醒自己，因此才出现了这种疾病。我们要引以为戒，提醒自己不要太过紧张。
对于那些盎格鲁－撒克逊人而言，我们这些生活在蒸汽机和电气化时代的人，神经紧张的程度当然要比生活在船只和马车时代的人高得多。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里，我们的生活节奏非常快，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少得可怜，其神经也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因此结果也就一目了然了。
在今天这个时代里，每一个人的心情都很急躁（至少对于西方人来说是这样的），他们好像在期盼一封可以改变他们命运的电报一样。我们的心灵处于一种烦躁不安的状态，因此在无意识中，这种状态也就左右了我们的生活。
当我们在交谈的时候，手里常常会拿着一支笔，好像不这样做我们就会失去什么似的；我们时常局促不安，仿佛有什么重要的任务等待着我们去完成；我们喜欢拨弄手指，或者突然转过头去，好像有什么危险将要袭击我们；我们经常会觉得有某件事情等待着我们去做，因此我们必须尽快完成手上的工作。我们的神经过度紧张，于是我们不仅出现了“拉琴痉挛”“电极痉挛”和“书写痉挛”这样的病症，而且还出现了比这更为恐怖的症状。我们的睡眠开始出现异常，我们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安然地睡觉了。即使是树上的鸟叫声、照射进房间的光线、百叶窗被微风吹过的响声、人说话的声音，等等，都会把我们吵醒；而我们一旦被吵醒，就再也无法入睡。每一天的生活都被我们安排得非常紧凑，没有一丝空闲，即使在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也在不停地运转着。人们常说：想要把银行办得有声有色，行长就必须与银行相拥入眠。因此，当股东获利的时候，也就是行长悲痛的时候。我们已经对西方人的生活作出了一番详细的描述。当西方人与中国人熟悉之后，便可以感觉到中国人的生活与自己的生活有很大的差别。如果对中国人的尸体进行解剖，就会发现，其实黄种人的神经组织与白种人的神经组织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神经的紧张程度却远远低于我们。
中国人有一个习惯--一成不变，即使在一个位置上待了二十年，他们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差异。如果他是一个文员，那么他可以趴在桌子上写上一整天；如果他是一个手工艺人，那么他会在一个地方从早晨工作到傍晚。他们一直重复着这种单调的生活，并且毫无要改变它的意识。
中国的学生也同样如此，他们大多数时间被困在学校里重复着单调的功课，没有娱乐也没有运动。如果让西方的孩子接受这种教育，那么它一定会把孩子逼疯。就连中国的婴儿也是一动不动地躺在襁褓里。而西方的婴孩，从出生就已经开始好动了；等到长大一点儿时，他们就会做出一些像猴子一样滑稽的动作。而中国的孩子只会长时间地一动不动地站着、坐着或者蹲着。
中国人不爱运动，因为他们认为锻炼身体只是在浪费时间。对于外国人的一个共同爱好--散步，他们却感到无法理解；他们也弄不明白西方人为什么喜欢到乡下去，冒着生命危险打猎；他们也想不通，那些有地位的西方人为什么喜欢站在太阳下打棒球。当一位外国女子在打网球时，中国教师好奇地询问佣人：“她这样跑来跑去，可以领取多少钱？”佣人回答道：“没有钱。”于是他的脸上便露出了惊讶和不相信的表情。在他们看来，这种跑来跑去的事情，可以雇用一个苦力去做，没有必要亲自去做。如果我们向他们解释这样做的好处，他们仍然无法弄懂。
在睡眠上，中国人与西方人也有很大的差别。对于中国人来说，任何地方都可以用来睡觉；而我们总会因为一丁点儿细小的干扰而无法入睡。中国人可以用砖头代替枕头，他们可以在用草、泥砖或者藤条做成的床上睡觉，即使在光线明亮，人声嘈杂的地方他们仍然可以入睡。夏日的午后，那些拉三轮车的人，总会横卧在车上，低垂着脑袋，任由苍蝇在他张开的嘴巴上飞来飞去。如果举办一种随时随地睡觉的比赛，那么中国人一定可以轻而易举地胜出。
除此之外，中国人对空气的新鲜程度也毫无讲究。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空气大都不流通，除非被台风掀走屋顶，或者当房屋的主人因为贫困拆房子卖木料的时候，他们才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中国人的房子也很拥挤，一家挨着一家，在他们看来这是十分正常的。但是，如果他们的性格像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易怒的话，那么，他们之间就会经常发生争吵。
中国人忍受疼痛的本领相当厉害，这也是他们的神经为什么不会紧张的原因之一。如果你对中国医院的手术情况有所耳闻，那么你就能够了解，连我们这些外国壮汉都无法忍受的痛苦，他们却可以坦然面对。乔治·艾略特曾经在一封信中说过：“最高的召唤和选择不是使用麻醉药，而是活生生地忍受痛苦。”虽然这句话并不是出自她的本意，但是她说的是对的，因此，大多数中国人都可以达到他们感召和选择的最高境界。
英国女诗人白朗宁夫人曾经说过：“没有同情心的观察是一种折磨。”她所说的这种人是指像她一样心思细腻、敏感的人。而实际上，西方人并不喜欢被别人品头论足，尤其是在他工作的时候。但是，中国人却喜欢在别人的注视之下工作，这样他才能干得很出色。在中国，如果我们到一个外国人很少出现的地方，立刻就会招来中国人的围观，他们脸上那好奇的表情，不禁令我们感到厌恶，而他们只会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观看我们。在他们看来这似乎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伤害。因此对于西方人来说，这种厌恶中国人的本能是情有可原的。中国人并不在乎有人在看他，也不在乎看了他多久，更不在乎是在什么情况下看他的，然而，他却一厢情愿地以为，那些对他的观看感到不满的人是不正常的。
对于西方人来说，不但睡觉的时候需要安静，生病的时候更需要安静。不管平时他是否有这样的要求，但是在生病时，他是不愿意被外界的声音打扰的。这时，为了确保病人能够尽快恢复健康，他的朋友以及护士、医生都会共同为他营造一个安静的康复环境；如果病人无望康复，周围的人更会为他营造一个安静的环境。但是在中国情况却恰恰相反，病人的病情似乎是一种信号。当他的朋友、同事得到这个信息之后，他们就会从四面八方赶过来关心他的病情，与他聊天。这个时候，没有人想到病人现在最需要的是安静。探病的人去了又来；他的亲人会因为他的无法医治，在病房内痛哭流涕；甚至会请来巫师作法，为他驱除病痛。
这些场面，令西方人感觉到：死亡也是一种幸福的解脱。一位知名的法国夫人让仆人对前来探望的人说：“请原谅，我正忙着死亡，请不要打搅我。”西方人对此都会抱有同感，但是在中国，就算出现这种请求，也不会被人们所接受。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担心和焦虑时常笼罩着人们。中国人经受了比任何民族都要惨痛的磨难。在中国，任何一个民族都有一定比例的人正处于死亡的边缘。他们单纯地依靠老天生存，如果雨水缺乏，那么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被饿死；如果雨水过多，他们的家园又会被葬送在洪灾里。如果一个中国人被官司缠身，即使他是无辜的，也难逃倾家荡产的厄运。这样的灾难在中国是屡见不鲜的，并且总是悄然而至。但是当中国人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总是选择“眼睁睁地去忍受”，这就是这个民族最为显著的特征。只有亲眼目睹了这些在饥饿中活活饿死的人，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其中的含义。但是即便了解，我们也无法真正理解中国人的所作所为，就像中国人无法理解盎格鲁－撒克逊人继承和发展的这一观念一样。
不管从哪个角度去了解中国人，中国人对于我们而言仍然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除非我们相信，中国人生来就麻木不仁、缺乏紧迫感，否则我们无论如何也是没有办法理解他们的。对此我们不想盲目地猜测和推断，因为这关系着中国与我们的关系，而且这种影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巨大。但是，我们相信适者生存的道理。面对20世纪的生存斗争，究竟谁能适应并取得成功呢？是“神经质”的欧洲人，还是永不疲倦、勇往直前而又冷静的中国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