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一个习惯--一成不变,即使在一个位置上待了二十年,他们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差异。
“神经质”可以用于很多方面,因此也体现出了现代文明中一个意义深远的侧面。这个词的原本意思是:神经的、刚强的、坚韧的、有朝气的。而它的一个引申义是:神经衰弱、易于激动、软弱。如今这种复杂的表示神经疾病的词语,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日常用语了。现代文明使人们的神经过于激动、紧张,神经疾病也成为了人们最常见的疾病。
是的,现在我们要说的是普通的西方人,而不是那些患有神经衰弱的人。对于那些患有“神经衰弱”的人而言,其实他们的身体状况很好,只是他们通过各个方面的事物不断地提醒自己,因此才出现了这种疾病。我们要引以为戒,提醒自己不要太过紧张。
对于那些盎格鲁-撒克逊人而言,我们这些生活在蒸汽机和电气化时代的人,神经紧张的程度当然要比生活在船只和马车时代的人高得多。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里,我们的生活节奏非常快,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少得可怜,其神经也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因此结果也就一目了然了。
在今天这个时代里,每一个人的心情都很急躁(至少对于西方人来说是这样的),他们好像在期盼一封可以改变他们命运的电报一样。我们的心灵处于一种烦躁不安的状态,因此在无意识中,这种状态也就左右了我们的生活。
当我们在交谈的时候,手里常常会拿着一支笔,好像不这样做我们就会失去什么似的;我们时常局促不安,仿佛有什么重要的任务等待着我们去完成;我们喜欢拨弄手指,或者突然转过头去,好像有什么危险将要袭击我们;我们经常会觉得有某件事情等待着我们去做,因此我们必须尽快完成手上的工作。我们的神经过度紧张,于是我们不仅出现了“拉琴痉挛”“电极痉挛”和“书写痉挛”这样的病症,而且还出现了比这更为恐怖的症状。我们的睡眠开始出现异常,我们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安然地睡觉了。即使是树上的鸟叫声、照射进房间的光线、百叶窗被微风吹过的响声、人说话的声音,等等,都会把我们吵醒;而我们一旦被吵醒,就再也无法入睡。每一天的生活都被我们安排得非常紧凑,没有一丝空闲,即使在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也在不停地运转着。人们常说:想要把银行办得有声有色,行长就必须与银行相拥入眠。因此,当股东获利的时候,也就是行长悲痛的时候。我们已经对西方人的生活作出了一番详细的描述。当西方人与中国人熟悉之后,便可以感觉到中国人的生活与自己的生活有很大的差别。如果对中国人的尸体进行解剖,就会发现,其实黄种人的神经组织与白种人的神经组织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神经的紧张程度却远远低于我们。
中国人有一个习惯--一成不变,即使在一个位置上待了二十年,他们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差异。如果他是一个文员,那么他可以趴在桌子上写上一整天;如果他是一个手工艺人,那么他会在一个地方从早晨工作到傍晚。他们一直重复着这种单调的生活,并且毫无要改变它的意识。
中国的学生也同样如此,他们大多数时间被困在学校里重复着单调的功课,没有娱乐也没有运动。如果让西方的孩子接受这种教育,那么它一定会把孩子逼疯。就连中国的婴儿也是一动不动地躺在襁褓里。而西方的婴孩,从出生就已经开始好动了;等到长大一点儿时,他们就会做出一些像猴子一样滑稽的动作。而中国的孩子只会长时间地一动不动地站着、坐着或者蹲着。
中国人不爱运动,因为他们认为锻炼身体只是在浪费时间。对于外国人的一个共同爱好--散步,他们却感到无法理解;他们也弄不明白西方人为什么喜欢到乡下去,冒着生命危险打猎;他们也想不通,那些有地位的西方人为什么喜欢站在太阳下打棒球。当一位外国女子在打网球时,中国教师好奇地询问佣人:“她这样跑来跑去,可以领取多少钱?”佣人回答道:“没有钱。”于是他的脸上便露出了惊讶和不相信的表情。在他们看来,这种跑来跑去的事情,可以雇用一个苦力去做,没有必要亲自去做。如果我们向他们解释这样做的好处,他们仍然无法弄懂。
在睡眠上,中国人与西方人也有很大的差别。对于中国人来说,任何地方都可以用来睡觉;而我们总会因为一丁点儿细小的干扰而无法入睡。中国人可以用砖头代替枕头,他们可以在用草、泥砖或者藤条做成的床上睡觉,即使在光线明亮,人声嘈杂的地方他们仍然可以入睡。夏日的午后,那些拉三轮车的人,总会横卧在车上,低垂着脑袋,任由苍蝇在他张开的嘴巴上飞来飞去。如果举办一种随时随地睡觉的比赛,那么中国人一定可以轻而易举地胜出。
除此之外,中国人对空气的新鲜程度也毫无讲究。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空气大都不流通,除非被台风掀走屋顶,或者当房屋的主人因为贫困拆房子卖木料的时候,他们才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中国人的房子也很拥挤,一家挨着一家,在他们看来这是十分正常的。但是,如果他们的性格像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易怒的话,那么,他们之间就会经常发生争吵。
中国人忍受疼痛的本领相当厉害,这也是他们的神经为什么不会紧张的原因之一。如果你对中国医院的手术情况有所耳闻,那么你就能够了解,连我们这些外国壮汉都无法忍受的痛苦,他们却可以坦然面对。乔治·艾略特曾经在一封信中说过:“最高的召唤和选择不是使用麻醉药,而是活生生地忍受痛苦。”虽然这句话并不是出自她的本意,但是她说的是对的,因此,大多数中国人都可以达到他们感召和选择的最高境界。
英国女诗人白朗宁夫人曾经说过:“没有同情心的观察是一种折磨。”她所说的这种人是指像她一样心思细腻、敏感的人。而实际上,西方人并不喜欢被别人品头论足,尤其是在他工作的时候。但是,中国人却喜欢在别人的注视之下工作,这样他才能干得很出色。在中国,如果我们到一个外国人很少出现的地方,立刻就会招来中国人的围观,他们脸上那好奇的表情,不禁令我们感到厌恶,而他们只会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观看我们。在他们看来这似乎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伤害。因此对于西方人来说,这种厌恶中国人的本能是情有可原的。中国人并不在乎有人在看他,也不在乎看了他多久,更不在乎是在什么情况下看他的,然而,他却一厢情愿地以为,那些对他的观看感到不满的人是不正常的。
对于西方人来说,不但睡觉的时候需要安静,生病的时候更需要安静。不管平时他是否有这样的要求,但是在生病时,他是不愿意被外界的声音打扰的。这时,为了确保病人能够尽快恢复健康,他的朋友以及护士、医生都会共同为他营造一个安静的康复环境;如果病人无望康复,周围的人更会为他营造一个安静的环境。但是在中国情况却恰恰相反,病人的病情似乎是一种信号。当他的朋友、同事得到这个信息之后,他们就会从四面八方赶过来关心他的病情,与他聊天。这个时候,没有人想到病人现在最需要的是安静。探病的人去了又来;他的亲人会因为他的无法医治,在病房内痛哭流涕;甚至会请来巫师作法,为他驱除病痛。
这些场面,令西方人感觉到:死亡也是一种幸福的解脱。一位知名的法国夫人让仆人对前来探望的人说:“请原谅,我正忙着死亡,请不要打搅我。”西方人对此都会抱有同感,但是在中国,就算出现这种请求,也不会被人们所接受。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担心和焦虑时常笼罩着人们。中国人经受了比任何民族都要惨痛的磨难。在中国,任何一个民族都有一定比例的人正处于死亡的边缘。他们单纯地依靠老天生存,如果雨水缺乏,那么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被饿死;如果雨水过多,他们的家园又会被葬送在洪灾里。如果一个中国人被官司缠身,即使他是无辜的,也难逃倾家荡产的厄运。这样的灾难在中国是屡见不鲜的,并且总是悄然而至。但是当中国人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总是选择“眼睁睁地去忍受”,这就是这个民族最为显著的特征。只有亲眼目睹了这些在饥饿中活活饿死的人,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其中的含义。但是即便了解,我们也无法真正理解中国人的所作所为,就像中国人无法理解盎格鲁-撒克逊人继承和发展的这一观念一样。
不管从哪个角度去了解中国人,中国人对于我们而言仍然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除非我们相信,中国人生来就麻木不仁、缺乏紧迫感,否则我们无论如何也是没有办法理解他们的。对此我们不想盲目地猜测和推断,因为这关系着中国与我们的关系,而且这种影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巨大。但是,我们相信适者生存的道理。面对20世纪的生存斗争,究竟谁能适应并取得成功呢?是“神经质”的欧洲人,还是永不疲倦、勇往直前而又冷静的中国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