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之所以能够忍受一切，不仅仅因为他们具备超强的意志力，更因为他们有着一颗忍耐的心，这种特质更为可贵。
忍耐，意味着心甘情愿地长时间守候而毫无怨言；意味着默默地承受一切苦难与悲伤。它更是一个与“坚忍”同义的词语。毫无疑问，忍耐所具有的这些特性，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我们对中国人的特性所进行的一系列观察中，“遇事则忍”这一特性似乎是最为不利的因素，同时与他们的“麻木不仁”和“漠视时间”的特性息息相关。在他们的“辛勤劳作”中，则更为明显地暴露出这一民族的特质。
此前的讨论也曾涉及过这一话题，虽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人“遇事则忍”的特性，但只是零散的叙述，因而在此进行一番较为全面的展示。
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人民总体的生活水平都比较低，基本上都是在为“生存而斗争”，为获得生存的需要而疯狂劳作。有句话概括得非常生动：中国人已经“将贫穷科学化”。任何人都不会因为贫穷与艰苦本身而变得勤奋起来，然而如果勤奋是一个人或这个民族本身具有的特性，那么贫穷与艰苦则成为了一种条件，供人们展示其勤奋的“才华”。这一条件促使人们勤俭克己，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节俭是中国人另一项重要的特性，这同样也成为磨炼忍耐性格的条件。
无论猎人还是渔夫，他们都知道自己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来谋生--暗中行事与小心谨慎。不管他们是“文明人”还是“野蛮人”，都要具备躲在暗中等待时机所需的耐心与谨慎。中国人长期在最恶劣的环境下生存，掌握了最为文明的民族所具有的积极勤劳的因素与北美印第安人所具有的消极忍耐的因素，二者在他们身上合二为一。
只要有一点点报酬，哪怕要付出很长时间的劳力，中国人也会去干。在他们看来，有报酬总比没有强。多年的生存经历告诉他们，勤劳并不意味着有更多的机会摆脱现状，尽管在我们西方人看来，勤劳必然会实现这样的结果。之所以说“必然”，是因为勤劳可以创造有利的条件，以至产生积极的结果。显而易见，在这片平均一平方英里就有五百个人的土地上，很难证明“勤劳和节俭是创造财富的双手”这句话。然而中国人易于满足的性格，则充分表明了他们忍而坚的特性。
已故的格兰特将军曾讲述过这样一件事情，在他的环球旅行即将结束之时，有人问道，在他旅行中的诸多见闻里，最值得一提的事是什么？将军毫不犹豫地答道，最不寻常的事情莫过于一个精明的犹太人败在中国小贩的竞争之下。这一事例值得人们深思。犹太人的聪明能干是众所周知的，也正是由于这些特质使他们创造出了辉煌的成就。但犹太民族毕竟只是一个非常小的群体，而中国人却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在地球总人口数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那位被中国商贩驱赶的犹太人，或许同样具备犹太民族所具备的聪明能干。但即便是其他犹太人，也会有同样的结果。那名胜出的中国人，如果他的同胞们也碰到这样的机会，同样的事件恐怕也会再次上演。
中国人的“努力坚持”更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特质。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中国的落榜考生之所以能够年复一年地报考，即便是熬到九十岁才获得名誉学衔也决不放弃，“执著”地追求。可见这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能力，就像小鹿具有飞驰的速度，老鹰具有敏锐的视觉一般。即使是守在店门口的乞丐，也具备相同的特性。你看他徘徊于店前，尽管不受欢迎，但毫不气馁，执著地等待着属于他的那一枚铜板。
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阿拉伯人的头巾被人偷了，而头巾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饰品。他马上跑回部落的墓地，守在门口。旁人问他为什么不去找偷头巾的人，而他以东方人特有的睿智回答：“他一定会到这来的！”这是一个夸张的故事，故事人物的消极坚守，让人不禁想到中国人的行为。他们的政府也是如此。康熙王朝的辉煌，从1662年一直持续到1723年，使这位帝王的声名比同时代其他帝国的君王都要显赫。
但在这位伟大的统治者在位期间，一名被尊称为“国姓爷”的前朝遗臣在广东、福建沿海地区肆意妄为，连政府的战船都无法制伏他。就在官员们都束手无策之时，康熙帝想出了一条妙计：下旨让住在海岸线一带的居民向内地迁移三十里地（约九英里）。如此一来，那位“爱国”的海盗也就无人可犯，便不会再来侵扰了。大多数的人遵从了旨意，结果“国姓爷”真的撤退了，将攻击的目标转向驻扎在台湾的荷兰人，最后被封为“海澄公”，受到了招安。
任何一个读到这段传奇故事的外国人，都不得不对《中国总论》一书的作者的观点表示认同：一个政府已然有足够的实力驱使大量的沿海居民离开自己的故土而迁移到内地，并承担由此造成的巨大损失，那么，政府也同样有能力组建一支强有力的舰队，以结束海盗对领土的侵扰。
还有一个体现中国政府办事坚决的事例，对此，在华的外国人仍然记忆犹新。1873年，中国将军左宗棠驻扎在巴里坤和哈密两地，受命平息那里的伊斯兰教徒的暴动。暴动一开始还只是一小部分人，但后来却像燎原的野火一般波及中国西部，并影响到了中亚地区。形势十分严峻。当时，在中国发行的外文报纸上经常能够看到讽刺左宗棠的文章，文章直指清廷的昏庸，嘲笑他们妄图用贷款的方式支撑庞大的军费开支。
然而当左宗棠的军队到达暴乱的地区之后，很快挺入高耸的天山两翼，不到一年时间就平息了暴乱。他们每驻扎到一个穷困的乡村，便会开垦当地的荒田，种植粮食以自给自足。边开荒边进军，最终这支“垦荒大军”不辱使命完成了任务。这一事件是“在任何近代国家的历史上都值得一提的”成就。
中国人无怨无悔地守候、处之泰然地承受苦难的能力，在西方人的眼中也是最值得关注的地方。有人曾说过，只要去研究一个人在饥寒交迫、浑身湿透的状态下的表现，就能够检验出这个人的真正特质。如果他的表现令你满意，那么你便可以去“温暖他的身体，烘干他的衣物，填饱他的肚子。这样一来，你就造就了一位天使”。
现在的文学常常表达这样一种观点：一位被剥夺进餐权利的英国人，就像一头被抢走幼崽的母熊一样，令人感到害怕。显而易见，其中的道理并不适用于盎格鲁－撒克逊人，同样也不合适英伦三岛上的居民性格。虽然我们拥有令人叹服的文明，但仍然受制于口腹之需。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将近一百五十个中国人聚在一起开宴会。很多人是赶了几英里的路到这里来的，但这场宴会却令他们感到很失望，可又必须忍耐。他们原以为会在十点钟左右开席吃饭，所以在来这之前没吃什么东西。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宴会开始时，他们要充当招待人的角色，因为受招待的人数比他们的人数还多。自己饿着肚子，站在一旁看着别人不停地吃东西。这种被迫的从容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西方人远不能与之相比。经过长久的等待，终于等到自己的这顿饭时，又出现了同样的情况，这一次更加令人恼火。谁会为这一百五十个被轻视的人伸张正义呢？假如他们是大不列颠群岛的居民，或者是基督教之乡的教民，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一整天你都会看到一群人怒容满面，在最后一轮宴席开席之前，一直听着他们对自己受到的不公待遇抱怨不止，骂声不断。他们可以联合起来抗议，并且“给伦敦《泰晤士报》写封信，信中包含五个‘就在此刻，先生们’”这样激愤的短句。但是像这样的举动，这一百五十个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中国人是绝不可能做出的。他们会一整天都平心静气的，并且十分真诚而礼貌地告诉主人：没关系，什么时候吃都一样。你们谁能告诉我，哪一种西方的文明能够教导人们做到这样的忍耐呢？
中国人神经的承受能力超乎西方人的想象，但这并不表明“神经麻木的图兰人”像北美印第安人那样，是苦中作乐的禁欲者。中国人之所以能够忍受一切，不仅仅因为他们具备超强的意志力，更因为他们有着一颗忍耐的心，这一种特质更为可贵。
一位双目失明的中国人向一位外国医生询问自己的视力是否能恢复，并且表示如果没有希望恢复，他也就不会为眼睛而烦恼了。当医生表示束手无策时，病人说了一句“这样我就心安了”。这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放弃”，更不是绝望之时所表现出的麻木，而是我们所需要的“承受病痛”的能力。
忧愁是致使现代人失去快乐的罪魁祸首，它就像铁锈侵蚀刀锋，使刀失去使用的价值一样。中国人生来易于满足，安于现状。这对他们而言，并不是一件坏事。从这个种族的整体情况上看，除非是遇到非常实际的困难，否则他们很少会感到忧虑。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各种自然灾害，以及由此造成的饥荒，或是其他令人恐怖的灾祸，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人们的生存。由于人们缺乏未卜先知的能力，观察者很难发觉其中的种种现象。我们经常会问中国人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他的土地和房产，甚至包括妻子在内的一切被别人夺去时，他会怎么办？他的回答令人惊讶：“世道不太平了！”如果再问：“事情何时变得严重起来？”他会说：“谁晓得？或早或晚，麻烦大啦！”身处其境，逃也逃不掉，只好一味地忍受。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方法吗？
在遭受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时，中国人表现出了超强的忍耐力。西方人对此有着强烈的感受。不幸的是，这种灾难经常发生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即便是外国人最为熟悉的几个大省份，也很难免于遭受天灾引起的饥荒。1877年-1878年间的大饥荒，受灾人口数就达百万之多。受灾情况十分严重，民间种种景象，惨不忍睹。
当时，黄河决堤，河水泛滥，造成了中下游地区大面积受灾。几个省中最肥沃的土地，被一英寸厚的沙石所掩埋，曾经富饶的地区现在一片荒芜。上千座村庄被洪水冲毁，幸免于难的人失去了家园，被迫四处流浪。这些由天灾引起的家破人亡，使许多人陷于绝境之中。这也是政府所面临的最为棘手的社会问题。一旦这些被逼入绝境的人联合起来，采用暴力的手段获取食物，那么，发生暴动也是在所难免了。
部分大城市采取了一些方式赈济灾民，饱受苦难的人也因此聚于一地。然而获得救济的人数十分有限，时间也不长，严重的灾情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在安顿灾民日后的生活方面，政府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有关灾区的重建问题，朝廷也是束手无策。倘若能够免去赋税，也算是政府为老百姓作出了一些牺牲，然而朝廷很难做到这一点。中央尚且如此，地方的官员也就更不可能做到了。
“要么面包，要么流血”的革命口号，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因而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感到非常困惑，为什么这些无家可归、饥饿难耐的大量灾民，只知道游荡于遭受洪水的省份，而不是联合起来向灾区的行政官员要求救济。虽然明知道地方官员无法使他们如愿以偿，但总可以使他们迫于压力，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并为以后的官员及其他地区的官员作出榜样。倘若官员无法安抚百姓，那么他们就会被撤职查办，以待合适的人选。我曾经追问饱受饥荒的中国人，为什么他们不采取这样的行动。遗憾的是，我听到的仍是一成不变的回答：“不敢。”
如果我们为了反驳这种懦弱，积极地开导他们，告诉他们：“起义是死，饿死也是死，两者都是不得好死为何不选择前者呢？”尽管“起义”一词不太恰当，但也只是徒劳的。因为我们还是只会听到“不敢”一词。
从以上的情况可以看出，中国人之所以不会这样做，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如果看不到实际的好处，他们会凭着本能告诫自己“一切只是徒劳的”。所以也就不会和别人联手做这件事。但是，最关键的因素还是中国人身上的“忍”性发生的作用。由于这种根深蒂固的耐性，在中国的大地上才会出现如此惊心的景象：数以万计的人在极度的饥饿中死去，而满得装不下的粮仓伸手可及。对此，中国人异常冷静，甚至已经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就像一名久经沙场的老兵对战场没有丝毫的恐惧感。饱受苦难的人，一生都无法脱离苦海；或许他们与这些灾民相比，还算是幸福的。然而一旦不幸降临，他们也会同别人一样，只能在默默地忍受中苦苦地挣扎，而毫无反抗之力。
倘若灾民还有一辆手推车可以用来载着他的家人去行乞的话，他一定会这样做；倘若没有能力保证一家人的生存，他们就会各谋生路。如果饥荒过后还能再相聚，他们又会走到一起。倘若在近处无法获得救济，即便是寒冬腊月的时节，他们也会不远千里，到外省乞讨。寄希望于外省的丰收，需要更多像他们一样的劳动力，因而更可能会活下来；倘若洪水退去，乞讨的灾民就会回到家园，在泥地上刨出一些沟坎，播上一些种子，然后一边乞讨，一边等待粮食生长出来。运气好的话，他就不再是乞丐，而变成了用自己的双手耕种自己的土地的农民。但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倾家荡产与饥荒随时都可能再次光顾自己。
相信世间存在灵魂的人，始终相信这样一种独一无二的观点：最具才能的人，常常也是怀才不遇之人。如果这一观点成立的话，是否可以成为我们以下推论的论据--中国人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耐性一定使他们肩负着更为崇高的使命，而不只是埋头忍受一切生活的苦难；如果适者生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那么，这一民族会以此为契机，凭借他们那非凡的活力创造一个伟大的未来？对此，我们确信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