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名人传记丛书——卢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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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流亡中逝去的伟大生命(1)

教会的裁决

卢梭搬出隐庐后依然住在乡间,并以抄写乐谱为生。每当他伏案工作时,总是专心致志,借以排遣心中的郁闷。工作之余,他喜欢整装外出拜访当地他新结识的贵族朋友——卢森堡先生。卢森堡夫人聪慧且善解人意。他们彼此相处甚欢,没多久,卢梭便成为卢森堡夫妇的朋友。

卢森堡夫妇有时也来探望卢梭,卢梭总是热诚款待。他将自己写的《新爱洛绮丝》拿给卢森堡夫人看,卢森堡夫人表示很感兴趣,并将这部作品介绍给一家出版公司。1760年,《新爱洛绮丝》正式与公众见面,这部作品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尤其是巴黎的女士小姐们都不约而同地对它表示赞赏。

本来卢梭还担心这个故事情节过于简单,容易让读者觉得平淡无味,但有一件事证明了它不但不平淡无味,而且还十分动人。这件事发生在某个节日,那晚正好举行一个歌舞盛会,有位女士在晚餐后准备参加盛会,因时间还早,她便翻阅着出版公司送来的新书——《新爱洛绮丝》。等到午夜,马车在门外已等候多时,她仍爱不释手,不忍释卷。用人催她,她也不管,仍就一直看下去。用人以为她忘了赴约的事,又去提醒她,她仍说不必忙,继续读这个故事。过了许久,她问用人几点了,用人说已经清晨四点了。她吩咐用人让马车回去吧,接着换下盛装,终于在天亮时分读完了这本书。

由于《新爱洛绮丝》的成功,卢梭立即成为全欧洲的知名人物,这本书被翻译成数国语言,风靡欧洲。他的读者来函与日俱增,慕名来访的客人也多了起来,这使得他的私人作息时间受到干扰,但同时也使他得到了精神上的极大满足。在众多读者眼中,卢梭已经是一位哲学家和小说家了。许多有志写作的青年人不时地寄来他们的作品,希望征求卢梭的意见。卢梭为了避免不断的来信,曾公开在报纸上答复这些热心的读者,希望他们不要再寄稿件来,因为他实在无法仔细地阅读,而且回信对他而言是一项很大的负担。

接着他又恢复了以往平静的生活,不过经济状况有所好转。

一次贵族聚会中,经由卢森堡先生介绍,卢梭认识了当地的马沙尔县长,他是位英俊、慷慨且热情洋溢的人。卢梭与马沙尔意气相投,成为知己。马沙尔不但交游广阔而且甚得人缘,他关心卢梭的近况以及外界对卢梭的诽谤,并逐渐成为卢梭的支持者。

依照当时的习俗,《爱弥儿》尚未出版前必须经过某些知名人士的传阅。经过一番传阅之后,《爱弥儿》成为大家争论的焦点。很奇怪的一点是,卢梭这部天真无邪、充满灵感、独具创见的教育学著作,居然被外界视为异端邪说,并且被列为禁书。

起初,卢梭对外界的传言很不解,这本极具理性的教育著作是为了人类的幸福而作,国内的知识分子和教会人士为什么会将其视为异端邪说呢?他决定不去在意这个问题。出版公司被外界的言论所扰,劝说卢梭不要用真名发表这本书,但卢梭坚持要面对那些攻击。他认为自己一直服从国家的政令,也努力地去做一个忠诚的公民,如其他法国人一样遵守国家法律,总不至于因为热爱人类、追求人类幸福而遭到迫害吧?但是厄运真的降临了——卢梭被舆论界视为有罪,他在1762年7月写给马沙尔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我只不过是一位避难在此的穷作家,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只因为发表了自己认为是善良且公正的言论就被定为有罪,这使我觉得不公平。我的朋友,如果你也觉得我有罪,就不必庇护我了。但是,如果我无罪,请你和国王允许我继续住在这里,我愿遵从当地的法令。如果你想让我离开,我恐怕已经没有去处了……

马沙尔对卢梭的感情并没有受到外界的影响,他时时将外界的动静告诉卢梭。有一天,他带来了一个坏消息,关于卢梭的案子已被议院提出讨论,而且判决是将卢梭予以拘捕。当时甚至有些官员提议要将《爱弥尔》这本书和卢梭一并焚毁。卢梭听后,心里十分不平,他在1762年6月给一位同乡莫顿的信中,述说了自己的心境:

这判决多么严厉啊!我到底犯了什么罪?证据何在?啊!巴黎人民,这就是你们的自由吗?我感到懊恼!外界对我的指责越来越强烈,但如果我停止写作,我将会被公众淡忘,人们也不会畏惧我所写的真理了。请你不要公开地反对我。

卢梭为了避免指责,接受了罗吉的邀请搬到更为偏远的乡下。他住在罗吉家,罗吉一家人都很热情地欢迎他,孩子们更是成天与卢梭嬉戏。这时候,卢梭写信给莫顿:

我是如此地喜欢受到爱戴,当别人喜欢我时,我似乎忘掉了一切不愉快的事。朋友的照顾温暖了我的心。

欧洲有许多仰慕卢梭的读者,但他们无法影响议院的裁决。关于裁决的结果,是卢森堡先生告诉卢梭的。一天晚上,卢梭正在床上阅读《圣经》,戴莱丝手持卢森堡先生的信急忙走进卧室交给卢梭,卢森堡先生的信中附有亲王的密函,信中警告卢梭明天议院将会派人来拘捕他。卢森堡先生的信中写道:

你已没有时间为自己辩白,因为裁决已经不可能更改。你赶快到我这里来吧,你只能在那里停留一天了。

法国议院裁决卢梭的《爱弥儿》为异端邪说,尤其是书中关于依照自然法则教导儿童的观念更是有违基督教教义。不仅如此,卢梭在书中宣扬的宗教平等理论,对18世纪的欧洲而言,无疑是对统治阶级的挑战,他的平等自由的思想是煽动革命的种子。于是,最高法院判决将《爱弥儿》焚毁,并立即发出拘捕令,拘捕卢梭入狱。

卢梭与卢森堡夫妇会面后,眼见情势危急,决定马上离开此地,他与戴莱丝道别并承诺将来一定会回来接她。稍微处理了一下手边的事情,卢梭马上乘马车离开,在马车上,他想起那天晚上读的《圣经》中的故事,灵感突发,将它写成了一首叙事诗。四天后,卢梭终于到达了相对安全的地方。

自从离开戴莱丝后,卢梭日夜思念她,他希望她能与他生活在一起,卢梭期望以后能好好照顾她,尽力给她快乐和幸福。他写了一封信给戴莱丝,信中说道:

我亲爱的,我现在已安全了,你会为我高兴吧,我迫切想知道你的近况,盼望着我们的重聚。不过,我必须告诉你,我之后的人生可能要在逃亡中度过,你可以仔细地想一想自己的去向。我亲爱的,想想你是否能和我共度流亡生活?如果你来了,我会尽力让你感到幸福。如果你想要住在原地,那也是你的权利。

卢梭在信中同时嘱咐她如何处理家中剩余的物品,变卖家具和书籍,私人物品留着等她来时一并带来。

在与朋友的通信中,卢梭表现出了他与日俱增的焦虑,他的疑心加重了,别人对他的言语、一颦一笑都会引起他的不安,他觉得好像处处都会受到迫害。1763年,瑞士官方发布消息,命令卢梭在一天之内离开瑞士境内。卢梭很苦恼,连续不断的逼迫和困难使他真想马上和戴莱丝团聚,以安慰自己心中的苦闷。戴莱丝收到卢梭的来信后,也十分希望能去陪伴他,并回信表明了她的立场,她在信中写道:“我以我的心向你述说,我们的爱至死不渝。”

不久后,戴莱丝终于来到卢梭身边,并且带了一些卢梭需要的物品。他们搬到了普鲁士的莫蒂埃。在这里,卢梭受到普鲁士国王的庇护,避免了法国和瑞士的一些人对他的偏见和怨恨。7月,卢梭写信给莫顿:

我昨天抵达莫蒂埃,我的处境一定已使狄德罗和格林先生感到满意,他们急于想看到我被瑞士驱逐出境。

之前的通信中,莫顿表示自己有意为卢梭写一部传记,卢梭在这封信中也提及了此事:

我现在的处境,让我觉得应该同意你的想法——撰写我的传记,请你着手写作时,以一种适合你我的方式进行,不要带有愤恨、讥讽以及赞颂等情绪,要以中庸客观的态度、庄严而带有力量的方式来撰写。简言之,就是用一种适合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作家,而不是一个被迫害者的立场去写。最后,老实说,我并不想看到这本书,但是如果你决定撰写,你的名字将会不朽,不过同时你也有可能遭受迫害,请你仔细考虑清楚。

反驳诽谤

自从卢梭的《爱弥儿》遭受外界激烈的批评后,莫蒂埃市民对他的偏见也逐渐加深,卢梭有意前往英国。

巴黎舆论界对卢梭的攻击使他的敌人越来越多,幸运的是他的挚友马沙尔先生对他的支持从未改变,但不断传来的斥责声却使卢梭觉得自己有必要出面表白立场,以应付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急情况。1763年底,他写信给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信中毫不隐瞒地表明了他的立场:

陛下!我曾在您背后说过你的坏话,我可能还会如此做。但是,被法国、瑞士驱逐的我到了贵地接受您的庇护。陛下!我并没有权利接受您的恩典,而且我也不想要求任何恩典。但是,我觉得此时向您作出声明是我的责任,我在您的管辖之下,您可随时处置我。

与此同时,欧洲读者的来信也在不断地寄来,贵妇人、年轻人以及哲学家们纷纷来信表达他们对卢梭的支持,这些信件使卢梭受到很大的鼓舞。不过,真正给予他精神上最大支持的还是马沙尔先生,与马沙尔的相处使卢梭忘却了外界的混乱和骚扰。

普鲁士国王十分尊重卢梭,经常派人给他送来面粉、酒和各种食物。卢梭的自尊心让他感到犹豫,是否应该接受这些恩惠呢?卢梭在写给普鲁士国王的信中充分表现了他的自尊:

感谢您赐给我的这些食物,但是我觉得您境内的许多子民都需要食物。请您把它们拿走,送给真正需要它们的人吧。另外,我能否提醒您,我的陛下,您应该爱您的每一个子民。如果这样,我为您捐躯亦在所不辞。

普鲁士国王接受了卢梭的劝告,变得乐善好施,普鲁士境内人民的生活改善了许多。

莫蒂埃教会不久也将《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列为禁书,不准发行。教会认为《爱弥儿》是异端邪说,《社会契约论》是在煽动革命。卢梭的民主思想在他们眼中是疯狂的思想。一个社会如果建立民主政体,那么贵族阶级的特权何在?难道贵族需要接受人民的意志吗?卢梭的社会改良思想虽然也影响了其他哲学家,但鉴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他们的努力并没有发生效用,其中有些人竟被处以极刑。

当初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已使卢梭身处困境,遭受诋毁。现在《爱弥尔》和《社会契约论》遭禁,卢梭更陷入了被抨击的旋涡之中。卢梭心中期望的宁静无法获得,虽然他在青年时期与华伦夫人有过安详、平和的相聚时刻,但如今都已成为过眼烟云,不可复得。外界的骚扰使得卢梭不能安心工作,他开始做一些手工劳动,比如编织腰带,织好的成品就分赠给邻居。

这时,卢梭还与巴黎教皇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毕蒙教皇抨击卢梭为假道学,说他是一个自认为学识丰富,却误入歧途的人;一个在思想及行为上充满矛盾的人;一个用繁复的思想来曲解道德的人;一个自称热爱基督却一味标新立异的人;一个自夸、热爱隐居而又借此吸引世人注意的人;一个泯灭读者道德观念的人;一个主张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又欲将人类贬低到禽兽地步的人。此外,教皇批评卢梭最严重的一点是,指控卢梭散布色情。这真是无稽之谈!

卢梭听到这些诽谤后,决定奋起反驳,不过他觉得自己的反驳必须谨言慎行,因为这将影响世人对这位道德领导者的印象。卢梭在心力交瘁下,发表了他的《致毕蒙教皇书》。在这篇文章中,卢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文章的措辞平实、不做作,与他日后撰写的《忏悔录》颇有些类似之处。在文章中,卢梭说:

阁下,我何必要对你多费唇舌呢?我们如何才能彼此了解?我们俩之间有什么误解吗?我答复你,实在是因为你的逼迫使我不得不这么做。

我天生具有一种禀赋,这已经得到了大众的证实,我的青年时代是在快乐中度过的,没人认识我。到了40岁,我虽然没有财富,但我拥有朋友和平静,然而公众对我的斥责却一直不断,甚至裁决我的罪状。我尽力反驳,却于事无补,我的事业就此中断,朋友和安宁也因此离我而去,我必须忍痛接受这样的事实。

我写过各种题材的书和文章,我一直保持着我的原则、我的道德观、我的信仰以及戒律。而他们一味反对我的观点,也反对我本人。我的第一篇论文发表时,他们视我为一个矛盾者;我的歌剧问世后,他们视我为国家的敌人,甚至是叛国贼;《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之后,我又被视做一个无神论者,一个厌恶人类的人;《新爱洛绮丝》之后呢,我被视做一个温柔老实的人;现在,我在他们眼中又成了一个顽固、亵渎神灵的人!

卢梭这篇《致毕蒙教皇书》总共有150多页,他毫无保留地述说他的宗教观以及道德观,他的笔触中带着强烈的感伤。他还在其中表达了自己的宗教信仰:

教皇阁下:

我是个天主教徒,一个虔诚的教徒,我一生都遵从《圣经》中的信条。我是个教徒,但不是教会的信徒,而是耶稣基督的信徒。我的信仰告诉我不能只讨论教义,更应该身体力行。那些缺乏正义的教士霸占职权,成为宗教上的裁决者,并且告诉我应该做这个,不能做那个。我对此不屑一顾。他们的优越权力绝不会影响我的原则,他们也无法使我说我不愿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