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戏弄了他一句，然后便向朋友交代了一下，要他们继续前进。一切安排妥当后，甘地就跟他到法院去。
这次没有那么幸运了，法官要求立刻开庭审判。当甘地提出延期审判和保释时，检察官仍然坚决反对，结果还是由治安法官决定，准许他交钱保释。
走出法院时，早已有印度商人在等候他。坐上车后，甘地很快地又赶上才走出5公里远的庞大队伍。
但在第二天，甘地又被德兰士瓦州的警察逮捕了，他们把他拘留在海德堡。没想到4天之内，就创下被逮捕3次的纪录，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这次审判时，法院再也不准他保释了，还判他服劳役9个月。判刑的理由是，甘地私自把与纳塔耳的契约工带出州境。
取得胜利
后来甘地听说，在他被捕后，行进的队伍并没有中断，暂时由波拉克领导，并照原定计划抵达格雷林斯达特过夜。
第二天早上，当他们到达巴尔弗时，火车站已为他们准备好三列车厢，想等他们抵达后便立刻押返纳塔耳。
“赶快上车！”
“不！除非这辆车要把我们带到监狱去，否则我们绝不上车。”
经过波拉克的一番开导，他们才走进车厢，被押返纳塔耳。波拉克提到了“撒地亚·哥拉哈运动”的精神，他希望请大家遵守这一精神。
纳塔耳没有可以收容5000人的大监狱，所以这些印度劳工并没有被送入监狱。但是纳塔耳政府想出一个更残酷的办法，他们用铁丝网把纽加塞耳矿区围起来，作为“纽加塞耳临时监狱”，而矿主和监督的白人就成为特别监督官，强迫这5000名印度人做苦工。
印度工人当然不愿像奴隶一样做工，可是只要他们稍微懈怠，就被拳打脚踢，任意殴辱，简直连牛马都不如。
这种无法无天、惨无人道的做法被传到国内后，当时正卧病在床的戈克利先生一听到这个消息，便勉强支撑起身体，到电台向全国听众广播，要求大家一致声援，设法解救南非的同胞。
短短几天内，南非的印度人问题就成为全国注目的焦点。连印度总督哈丁也为此事发表了谈话：“南非联邦对印度人的态度的确有违人道，在这件事上，我绝对支持印度人的立场。”
哈丁的谈话不但传到南非，同时也在英国本土引起很大的反响。因为印度也隶属于英国殖民地，所以哈丁不曾批评过殖民地的政策，这次他却破天荒地发表了谈话，可见纽加塞耳监狱实在是残酷到了极致，才会引起全世界的公愤。
由于各方面的一致谴责，南非联邦政府不能再坐视不管了。斯穆茨将军为了推卸责任，就仿照西方的做法，组织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事实真相。然后再依照这项调查，决定下一步的处置。
不久，由3个白人组成的调查委员会成立了，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释放甘地和柯连·巴哈以及波拉克。从12月18日被捕，甘地已经在狱中待了6个星期。
因为这是有关印度人的问题，应该让印度人参与决定。所以出狱后，甘地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要求在调查委员会中增加印度人的名额，至少要有一个印度人参与调查。斯穆茨将军不肯接受甘地的要求。既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甘地便想再发动一次“撒地亚·哥拉哈运动”，即使再度入狱也在所不惜。
就在这个时候，联邦铁路局的白人劳工为了薪资问题举行了一次大罢工。如果这个罢工持续下去，很可能会把南非联邦政府拖垮。所以甘地的朋友便提议说：“这是印度人发动大规模示威游行的好机会，政府正自顾不暇，说不定会因此而让步的。”
甘地坚决反对这种趁火打劫的做法，他说：“铁路工人罢工并非以困扰政府为目的，只是想借此要求提高工资而已，跟我们的问题完全是两回事，我们没有理由助长他们的声势。利用其他事件来增加政府的困扰，是违背真理和‘撒地亚·哥拉哈’精神的行为。我们自己的事应由自己来解决，示威活动必须等到罢工问题解决后才能举行。”
这位朋友了解甘地的用心后，也同意了他的决定。当他们把这项决定通过路透社传到英国本土后，来自英国的赞扬、鼓励的信件和电报，就像雪片一般飞来，就连许多一向不关心印度人问题的人也非常感动。
斯穆茨将军的秘书一向对印度人颐指气使、态度恶劣，当他知道甘地的决定后，也感动地对他说：“老实说，甘地先生，我一向不喜欢印度人，也不屑于帮助印度人。但是现在你们却帮了我们一个大忙，以后我们都不好意思逮捕你们了。”
停了一下，他又继续说：“我们曾想过，假如你们趁这个时候发动游行的话，我们会立刻采取措施来对付你们。可你们却只想以牺牲自己来换取胜利，这才令我们觉得为难呢。”
这件事之后，南非联邦政府也只好采纳甘地的意见，让印度人加入调查委员会。此外，甘地还建议政府订立《印度人救济法》。
不久，议会便通过了《印度人救济法》，经斯穆茨将军签署后，立刻生效。这项议案的成立，不但废止了3英镑人头税的法案，而且还承认了以印度仪式所结合的婚姻关系。同时，印度人只要取得一张简单的居住证明，就可在南非的任何州居住。
连续进行了8年的“撒地亚·哥拉哈运动”，如今已得到胜利，南非终于成为印度移民可以安心居住的地方了。
胜利的消息传到印度后，甘地很快就收到国大党戈克利先生的来信，内容如下：
“甘地先生，恭喜你终于取得了胜利。现在你在南非的工作差不多已经完成了吧，我想请你回国，为印度同胞服务。今年夏天我会待在伦敦，我希望能在那里和你会面，商讨向英国议会和殖民大臣提出印度自治计划的问题，不知你意下如何？”
印度自治，真是太棒了！
长期以来，印度都是英国的殖民地。在英国的统治下，印度人民饱受种种不平等的待遇，如果想要独立，必须先实现自治。这样重大的问题，戈克利竟然要他参与，他真的可以胜任吗？考虑再三，甘地还是下定决心，接受戈克利的建议，并打算在1914年7月18日，从杜尔班港搭乘汽船到伦敦与戈克利面谈。
“撒地亚·哥拉哈农场”
1914年8月6日，甘地刚抵达伦敦，就听到一个令人震撼的消息：两天前，由于德国军队入侵比利时，英国对德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就此拉开。
戈克利因为健康的关系去了巴黎，因为战争的爆发，巴黎和伦敦之间的交通已经断绝，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这次的战争，英国决心孤注一掷、全力迎战，全国人民表现得慷慨激昂，尤其是学生们，更是争先恐后地参加义勇军，捍卫自己的国家。遇到这种异常的情势，身为印度人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呢？这时甘地的朋友劝他：“英国忙于应付德国，没有余力顾及其他，我们应该借着这个机会，提出印度自治的要求。为了避免印度叛变，英国政府一定会答应我们的要求的。”
甘地认为在对方有困难时，应该先协助它解决困难，等到问题解决以后，才可提出正当的要求。乘人之危的做法，他是坚决不同意的。甘地仍旧采取与布尔战争相同的行动，组织印度志愿军，训练救护队以救援受伤的英军。
但是，招募志愿军的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再加上他长期在南非奔波，以致积劳成疾，得了肋膜炎而住进医院。他原先还以为只要住几天就可以出院了呢，可医生却告诉他说：“你最好趁着冬天还没有到来时赶回印度，否则，冬天一到，你的病情将会恶化。”
甘地只好听从医生的劝告，在1915年1月9日返回印度。比他提前一年回国的戈克利特地赶来迎接他，同时，还为他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也许是戈克利曾向大家提过甘地要返回印度的事，所以有很多印度的名人都出席了这个欢迎会。他们从南非的活动，一直谈到英国的情形、印度的自治以及印度民族的未来命运等问题。
当所有的人都告辞了，只剩下甘地和戈克利两人时，戈克利非常关切地问他：“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如果你愿意，欢迎你加入我创立的印度人服务协会。”
所谓的印度人服务协会，就是为印度人争取福利的工作团体。起初，甘地也想按照戈克利的意思，在印度服务协会工作。可是后来，当他跟该协会的会员接触时，才发现他们的观念和做法却与他完全不同，虽然他们的目标也是为了争取印度全民的利益。
他想回到故乡拉奇科特去经营农场，召集以前在南非菲尼克斯农场共事过的朋友，大家一起重过甘苦与共的生活，发扬“撒地亚·哥拉哈”精神，以求印度独立。因为要让印度获得自治以至于独立，光靠政治运动是不够的，必须全印度人的精神都蕴涵真理。他对戈克利说：“我想和在南非时的朋友一起经营农场，然后以这个农场为基础，把‘撒地亚·哥拉哈运动’拓展到整个印度。”
戈克利听了也很赞同，他心平气和地说：“甘地先生，我明白你的心意，你可以依照自己的方式去做。虽然我们的目标相同，但是做法和观念还是有差别的。如果经费上有困难，随时可以来找我。”
不必操心经费问题就能开设农场，这简直是做梦都意想不到的啊！甘地高兴极了，于是准备立刻着手筹划。戈克利又叮嘱他说：“你离开祖国已有22年了，很多东西都在不断地改变，我建议你先到国内各地去游历一番，以了解印度的现状，这样才能更正确地把握方向。至于别人的闲言闲语，务必仔细辨别真伪善恶，经慎重考虑之后才作决定，不可轻易动摇自己的信念。”
甘地接受他的建议，开始到各地旅行。旅途第一站就是山吉尼克丹农场，这个农场位于孟加拉国的波尔布亚，菲尼克斯农场的同仁们就暂时居住在这里。
长时间坐火车旅行对甘地来说，无疑是和痛苦搏斗。在他年轻时，尤其是在南非的那段日子，甘地不肯输给白人，每次都要坐头等车厢。自从开始“撒地亚·哥拉哈运动”后，他的想法慢慢改变了，他觉得没必要跟白人争面子问题，他要争取的应该是实质上的平等。所以后来他就穿着工人的服装，与工人一样搭乘三等车厢。去英国去见戈克利教授时，他也穿着印度工人的服装——木棉制短袖衣服，缠着腰布，外面罩上一件氅衣，戴着头巾。
回到印度以后，他仍旧乘坐三等车，由于氅衣和头巾有很多不便，所以他就改戴克什米尔的廉价木棉帽。任何人看了他这副打扮，都会认为他是个贫穷的工人。
以这种装扮来搭乘三等车实在很相称，没有一个人会特别注意你。可是三等车厢的车票却不好买，因为三等车的车票不预售，开始售票时，等着买票的人便一拥而上，你争我夺地抢着买票，往往一不小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即使好不容易买到了票，可是车厢已经挤满了人，根本上不去车，只能从窗户里爬进去！此外，三等车厢的脏乱也无法形容，以至于甘地常常怀疑这是不是人坐的车。
在这种情况下，能挤上车就算是幸运的了。因为如果挤不上，说不定就要到载牛羊的货车上，那种滋味才难受呢！
除了三等车乘客的自私和不讲卫生，铁路局宁可为白人花钱保养头等车厢，而不肯为工人花钱维护三等车厢的整洁，也是造成三等车如此脏乱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样的三等车上，要连续乘坐20小时，甚至30小时，简直就像地狱之旅一样。这种痛苦，正是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工人、农人共有的痛苦。这样一想，甘地就下定决心，只乘坐三等车旅行。
甘地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印度各地旅行，对印度农民、工人的生活和思想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于是他就开始着手建立农场。这个农场位于阿赫梅达巴近郊的撒尔马河河畔，于1915年5月25日建设完成。
当盼望许久的农场建成后，甘地便请山吉尼克丹农场的朋友来帮忙。他们的人数加上甘地全家人，只有25人，大家轮流做饭，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经过讨论，他们决定把农场命名为“撒地亚·哥拉哈农场”，希望借着对真理（撒地亚）的把握（哥拉哈）来伸张正义，改变不合理的事实。
契巴朗问题
1917年春天，为了能更真切地了解印度农民的生活情形，甘地仍旧搭乘三等车，到毕哈尔州北方的契巴朗访问。
契巴朗是在恒河北岸很远的地方，正好在喜马拉雅山脚靠近尼泊尔的地方，和印度的其他地方是隔绝的。这里是靛青的著名产地，这里的农民大多种植靛青作为染料。农民们向地主租地耕作，以收获物来缴纳租金，这种方式使广大的佃农生活非常困苦。
一位叫做苏克拉的贫苦农民一面诉说生活的困难，一面央求甘地：“请帮帮我们吧！”
为了能实地了解，甘地就请苏克拉当向导，在契巴朗地区访问，可是苏克拉却不知道应该带甘地参观哪些地方。因此，甘地只好找当地的领导人布拉撒德和布拉吉萧先生，请他们引导他做实地调查。
甘地的访问使地主和州政府的官员很不高兴，他们都想尽办法阻挠他。尽管甘地早有警惕，他们还是发动了一股恶毒攻击他的逆流。报纸上充满了对他的种种污蔑。然而他的极度谨慎和坚持真理、丝毫不苟的态度，使他们不得不转变锋芒。
甘地将全部的心力用在调查农民的生活情形上。他发觉目前农民用实物代替租金的纳租方式固然需要解决，但是还有一项更迫切的问题，那就是这些农民的教育问题。
这些农民大都没有读过书，缺乏知识，因此，甘地与布拉撒德等人商量，打算先在6个村庄中各设一所小学，除了教授语文之外，还要指导村民改善环境卫生以及注意生活细节。由于经费不足，无法雇用专门的老师和医生，只好聘请两个慈善家来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