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扬中国人民大学的光荣传统——在中国人民大学迎新大会上的报告【2】
（1978年10月24日）
一、中国人民大学在战斗中成长的历史概况
（一）陕北公学时期（1937年7月至1939年7月）
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最早是陕北公学。陕北公学是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在全国抗日战争高潮的形势下，由党中央、毛主席决定，于1937年7月在延安创办的。由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有崇高的威望。那时，真是“天下人心归延安”，全国各地革命青年，不怕艰难险阻，纷纷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云集在延安的革命青年数以万计。为了给他们以学习革命理论、培养革命品质的机会，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办了许多干部学校。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两所学校，一所是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一所就是陕北公学，简称陕公。抗大的学习内容是七分军事，三分政治，以培养军政干部为主；陕公的学习内容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以培养政治、理论干部为主。那时，为了适应全国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迫切需要，普通班一般三个月一期，每期同学都有几千人。另设一个高级研究班，学习期限是一年。1938年春天，有成千上万的男女革命青年络绎不绝地到达延安，这个荒僻的古城，成了繁荣的汇集了全国优秀青年的青年城。遍山是窑洞，到处是歌声。陕公、抗大的校舍都不敷分配。于是抗大在蟠龙办了分校，陕公则在旬邑办了分校。陕公分校同样办了普通班和高级研究班。
陕北公学的校长是成仿吾。他是和郭沫若等同志创办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提倡革命文学的一位健将；是研究和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一位理论家；是经历鄂豫皖苏区、中央苏区的斗争，参加了史诗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一位久经考验的革命家。
陕公的副校长是罗迈（李维汉）同志，他是从1921年留法勤工俭学时代起就参加革命的一位老一辈的党的组织家和宣传家。
陕公的教务长是邵式平同志，他是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之后，和方志敏烈士一道创建赣东北苏区的一位主要领导人。陕公政治部主任周纯全同志，则是原红四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
我记得我们队的一位军事教员，是飞夺大渡河上铁索桥——泸定桥的22名勇士之一。他的面部有一大块烧伤的疤痕，是当时冒着大火向桥亭冲锋的时候被烧伤的。他身上有多处的枪伤。像这样的身经百战的英雄来给我们讲军事课，怎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呢？
陕北公学创办两年，培养出6000多名毕业生。几十年来他们大多成了党在各条战线上的骨干领导力量，其中有一部分同志已经光荣牺牲。陕北公学在我们党的教育史上有着光辉的地位。
（二）华北联合大学时期（1939年7月至1948年5月）
1939年6月，由于我党我军在华北敌人后方开辟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需要大量的干部去工作，中共中央决定党所办的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这四所干部学校联合组成华北联合大学，由成仿吾同志任校长；抗大成立二分校，由罗瑞卿同志任校长。两校分别开赴晋察冀和晋冀鲁豫敌后抗日根据地，输送一大批干部到抗日前方，同时在前方抗日根据地开展国防教育，培养新的革命干部。
华北联合大学于7月7日正式成立。随后，其师生1700人和抗大师生5000人，在成仿吾同志和罗瑞卿同志率领下，沿着黄河西岸的崇山峻岭，向北行军好多天，到达陕北的葭县，渡过汹涌的黄河；经过近三个月的连续行军，跨过祖国著名的吕梁山、云中山、太行山，涉过波涛起伏的汾河，冲破敌人一道道的封锁线，于1939年9月下旬，到达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灵寿县陈庄一带。这时正好赶上陈庄战斗。这是贺龙同志所部一二〇师主力和聂荣臻同志所部晋察冀军区部队配合进行的一次伏击战。抗大二分校的同学和我们的部分同学立即投入了陈庄歼灭战。这次战斗，我英勇的八路军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以后，抗大二分校继续进军到了晋冀鲁豫根据地。我们华北联合大学就在晋察冀敌后根据地的平山、灵寿、阜平、唐县一带招生开学，一边打游击，一边训练干部。
华北联大设有四个学院，就是社会科学院、法政学院、教育学院、文艺学院，另外有一个工农妇青群众工作部。
抗战八年，我们华北联合大学整整在抗日的前方、敌人的后方坚持了六年。我们在战火纷飞中学习，在枪林弹雨中战斗，许多同学献出了年青的生命。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我八路军解放了华北重要城市、伪蒙疆自治政府首府张家口市。华北联大奉命迁到张家口市。成仿吾校长到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返校。接着，周扬带领延安大学一部分干部和华北联合大学合并，周扬同志担任副校长。华北联大增设了一个外国语学院。
背信弃义的蒋介石，在撕毁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以后，于1946年7月发动全面内战，10月10日侵占张家口市。华北联合大学在成仿吾同志率领下，再度长途行军，通过国民党军在平汉铁路沿线的封锁线，到达冀中革命根据地的束鹿县，继续训练根据地大量干部和由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等蒋管区城市及由大后方各地通过封锁线进入解放区的革命青年。华北联大师生参加了1947年至1948年春的轰轰烈烈的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和支援前线运动。不少毕业同学参军南下，参加了石家庄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
（三）华北大学时期（1948年5月至1949年12月）
1948年五一节，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打倒蒋介石，建设新中国”、“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伟大号召。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热烈响应。为了适应创建新中国的空前伟大的革命新高潮，党中央决定：成仿吾同志领导的华北联合大学和范文澜同志领导的原在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范文澜同志是我党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北方大学建立于1946年春，设有文教、行政、财经、工、医五个学院，后又增设艺术学院、农学院等。校址在邢台。北方大学师生参加了晋冀鲁豫边区的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和支援前线运动。华北大学校址设在新解放的正定县城内。党中央加派我党老革命家、老教育家吴玉章来校担任校长。当时，吴老已经70岁了。他是我党人人尊敬的中央五老之一（中央五老就是徐特立同志、吴玉章同志、林伯渠同志、董必武同志、谢觉哉同志，他们是党中央五位革命老前辈，毛主席和全党同志都很尊敬他们的革命功勋和革命品德）。
华北大学在1948年8月24日正式开学。华北大学设有四个部：一部是政治理论部，下设区队，每期有四五个区队，每个区队有学生1000多人，是学生最多的一个部。二部是社会科学部。三部是文艺部。四部是研究部。这时正是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大决战的年代。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这三大战役，每个战场炮火连天，战争的双方都投入数十万兵力，在进行激烈的生死决战。华北和全国各大城市的革命青年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敌人封锁线，大批地进入解放区。每一期同学都有好几千人。毕业的同学，立即奔赴解放战争的前线，大量的是南下，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战斗。我们学校在1948年冬，遭受过国民党反动派飞机的轰炸和傅作义部骑兵的袭击。
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二三月间，我们华北大学陆续迁到北平城内。为了迎接解放全中国的新局面，中央决定我校大量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入学，并在正定和天津设立分校。到1949年底华大结束为止，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们华北大学培养和毕业了19000名革命青年，散布在全国各地各条战线上，成为生气勃勃的革命骨干。
（四）中国人民大学时期（1949年12月至今。中间从1971年至1978年4月，被林彪、“四人帮”撤销8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加上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一部分领导干部和教学骨干，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是1949年春北平解放后在北平创办的。它是短期政治训练性质的大学，在短短的一年中，培养了数以千计的革命青年。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先后由吴玉章、成仿吾等同志担任。担任过副校长的有胡锡奎、郭影秋、黄松龄、聂真、邹鲁风、李培之、崔耀先、孙泱等同志。中国人民大学以培养政治理论、经济管理、文史、政法干部为任务，设有工业经济、农业经济、财政、贸易、计划统计、政治经济学、哲学、马列主义基础、中共党史、语言文学、历史档案、新闻、法律、外交、俄文等系和专修科，马列主义研究班，还有函授学院和马列主义夜大学。吸收先进的工农分子、劳动模范和革命干部入学，也招考一部分优秀的青年学生。1950年10月3日举行开学典礼时，有学生4258人，其中45%是党员，23.5%是团员。党员中入伍3～8年的老干部占46%。从1950年到1965年，总共毕业学生70000多人，同时培养了一批教师。1950年，人民大学有教师197人，发展到1962年就有教师1235人，其中教授34人、副教授46人、讲师450人、助教590人，教员115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7年，全国各个高等学校的政治理论课教师很多是中国人民大学培养的。他们对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出了显著的成绩。中国人民大学培养的政治理论、经济管理、文史、政法各门学科的人才，活跃在各条战线上，成为一支有真才实学的骨干力量。
中国人民大学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第一所新型的社会科学综合大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阵地，是来自老解放区的、由我党直接创办的、富有革命传统的高等学校。它是在党中央的直接亲切关怀下，由一批经过革命战争锻炼的党的干部作为领导骨干的社会主义大学。
林彪、“四人帮”是一伙彻头彻尾的反革命阴谋家。他们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猛烈进攻，颠倒敌我，混淆黑白。他们当然对我们这所社会主义大学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1966年6月，江青诬蔑长期担任过朱德总司令秘书的我校副校长孙泱同志为“特务”。接着，1966年7月，林彪、“四人帮”又用阴谋手段，凭空捏造出所谓贺龙发动“二月兵变”的谣言，诬指郭影秋同志调一营兵驻扎在中国人民大学，参与所谓“二月兵变”，对郭影秋副校长进行政治陷害。同时，揪出干部400余人，打成所谓“牛鬼蛇神”，私设公堂，进行残酷的迫害。1967年春，戚本禹窜到中国人民大学，分裂群众队伍，一手制造了对立的两派。随后，江青用“文攻武卫”的口号，挑动全国性的“全面内战”，也挑动人民大学的武斗，又唆使一些坏分子大搞打、砸、抢，并用残酷手段和刑罚，残暴迫害大批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干部，被迫害致死的师生有30余人。校舍、图书、设备遭受重大破坏。
1970年，林彪、“四人帮”用所谓“系科设置重复”的罪名，欺骗中央，撤销中国人民大学。
1976年清明时节，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在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周总理，同“四人帮”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在这个有历史意义的清明节，全国九亿人民悲痛地哀悼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愤怒地声讨“四人帮”，英勇地展开了同“四人帮”在各地的党羽的搏斗。人民宣告了“四人帮”的灭亡。这是一次意义极为深远的、伟大的人民运动。在这个基础上，10月6日，党中央顺应人民的要求，领导全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举国欢腾。人民创造了历史的崭新的一页。于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师生和全国人民纷纷给党中央写信，要求人民大学复校。在邓小平副主席多次倡议下，在党中央关怀下，中国人民大学于今年4月开始复校，7月7日国务院正式下达了关于中国人民大学复校的[1978]129号文件。这是党的胜利、人民的胜利！
中国人民大学不愧是一所战斗的革命的学校。它是在战斗中成长起来，在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我们的领导、我们的干部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中国人民大学广大同志的革命义愤，用各种形式进行了抵制和斗争。既然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没有能够摧毁我们，那么，林彪、“四人帮”也是消灭不了我们的，我们终于胜利地复校了！我们要昂首阔步地向着四个现代化前进，在新的长征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党中央、毛主席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人民大学的关怀和教导
（一）陕北公学时期
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陕北公学在1937年7月成立。10月，毛泽东为陕北公学成立与开学纪念题了词：
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我记得，这个题词，是用放大了的毛主席手迹，整齐地写在用白灰粉刷过的陕北公学照墙上和救亡室的墙上。
在这个题词中，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有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要不怕困难，勇敢向前，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这些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核心。这些教导，应该是我们今天中国人民大学全体师生员工的座右铭。我们肩负着新的长征的艰巨而伟大的使命，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壮丽的事业和灿烂的前程。但是眼前我们面临的却是重重的困难。我们的宿舍、饭厅非常拥挤，北京市的许多同学要风里来、雨里去，长期走读；图书、资料、设备短缺陈旧。真是困难重重。我们就要像毛主席教导那样，不怕困难，脚踏实地，勇敢向前。我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复校，在艰苦的条件下学习，而且要学出优异的成绩来，这是我们的传统，也是我们的光荣。
陕公开学后，毛泽东同志亲自担任了“辩证唯物论”这门课的讲授。著名的《实践论》、《矛盾论》，就是毛主席给陕公、抗大等校讲大课的记录。大庆精神是“两论”起家，我们更要坚持“两论”的精神，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光辉思想，坚持矛盾论的辩证法观点，反对形式主义、形而上学和唯心论。
1939年7月7日，因为我们陕北公学等学校要出发开赴前线，毛主席亲自来给我们作报告。地点是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西侧的院子里，那时没有扩音器，我们都密密麻麻地席地而坐，紧紧地围坐在毛主席的周围，静静地听毛主席讲话。毛主席谈笑风生，一边讲，一边来回走动，一边做手势。他用古典小说《封神榜》里一个故事作比喻说：当年姜子牙（姜太公）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三件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你们三件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毛主席说：同志们，你们出发到前方去工作，要不怕困难，不怕麻烦；革命工作，就是艰难而麻烦的工作，我们又要打日本，又要打汉奸，又要打反共顽固派，你看多麻烦呀！他谆谆教导我们：你们到前方去创造根据地，不但要争取民族的解放，而且要争取社会的解放。
毛主席这次给我们讲话的主要思想，几个月后，1939年10月，发表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上。
紧接毛主席讲话的两三天以后，周恩来同志也在桥儿沟天主堂礼堂里，给我们作了国际形势和抗日战争形势的报告。我们也是席地而坐，连窗户台上、周副主席作报告的桌子边、周副主席身边，也都密密层层地坐满了人。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历时四小时，阐明了我们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他说：同志们出发到前方去，在文学家成仿吾同志带领下，你们不但要打日本，还要创造新社会，开展根据地的文化、教育、文学、艺术活动，你们要成为最活跃的革命力量！
大约是1939年的7月15日，党中央举行欢送晚会，欢送要到前方去的陕北公学师生。地点在延安城北门的陕北公学礼堂。毛主席和许多中央负责同志都来了。由党中央组织部长李富春同志致欢送词，成仿吾校长致答词。然后，由陕公剧团表演精彩的节目。但是，节目要开始了，周恩来同志还没有到。这时，忽然传来一个消息，说周副主席在路上从马上摔下来，摔伤了右臂。毛主席和大家都很震惊，晚会只草草演了两个小节目就散会，毛主席他们去看周副主席去了。
原来，周副主席从杨家岭骑马到陕公礼堂来参加欢送晚会，正碰上江青也骑了马在前面走，也来参加这个晚会；马过了延河，沿着延河西岸，靠山倚水的一条窄窄的路向南走。这时，已经暮色苍茫，忽然从山沟里跑出来老百姓的一条狗，在江青骑的马前面窜过，江青惊慌失措，一边惊叫着，一边乱勒马，使马惊跳起来。周副主席的马正好在后面，突然受惊，也猛地跳了起来，周恩来同志没有防备，一下子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右胳臂撞在一块尖锐的岩石上，当时折断，骨头都露了出来。后来，由印度共产党援华抗日的柯棣华医生和巴素华医生临时包扎，上了夹板。当时延安医疗条件很差，不能接骨，周副主席被送到莫斯科去，才接上了骨头，但是伤了筋，从此，他的右臂就不能伸直。几十年来，他就是用这只伤残的右臂，写文章、批文件，以至纺线、劳动，为人民操劳，直到他的生命的最后一息。所以，周恩来同志的右臂，是为欢送我们陕北公学的师生而受伤的。
（二）华北联大时期
1939年9月，我们到达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正好赶上陈庄战斗。我们夜行军赶往陈庄一带。那一夜，月光非常明亮，贺龙同志站在路旁的一块高地上，披着一件大氅，手拿一个烟斗，笑眯眯地看着我们每一个人从他身边走过，他不住地点头、招手，给我们莫大的安慰、鼓舞和信心。我们觉得有贺龙同志这样一位威名赫赫、敌人闻风丧胆的英雄将军在指挥，我们就能打败任何强大的敌人。
陈庄战斗结束后，开了个盛大的庆祝会，一是祝捷，二是欢迎华北联大、抗大二分校胜利到达边区。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同志都在大会上讲了话。
1941年8月，日本侵略军7万人分13路围攻晋察冀根据地，作闪电式的奔袭包围。全校4000多名师生立即分散打游击，到5个县的村庄，同民兵游击小组一起战斗。成仿吾校长带领华北联大校部几百名干部突围，转移到平山县最北面的大山滚龙沟时，又陷入敌人的重围。在这危急的时刻，作战参谋张西帆同志突围出去，报告了聂荣臻司令员。聂司令员说：成仿吾同志是党中央派来的，立即派一团人去掩护成仿吾同志和联大校部突围！由于聂荣臻司令员的关怀，在八路军一个团战士的英勇掩护接应下，成仿吾校长和联大校部大部分同志胜利地突围转移。在这次突围中，联大校部的干部、杨开慧烈士的侄女杨展同志，因为后面敌人乱枪的子弹像飞蝗一样地飞来，她脚下的石头崩裂，从悬崖上摔了下去，头部撞在山下一块大石头上，壮烈地牺牲了，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她刚满20岁的年轻的生命。那时候，我们在枪林弹雨的战争环境中办教育，每年总有几个月的时间，完全在反“扫荡”战争中打游击战，我们的同学、干部，每年都有不少人英勇地流血牺牲。他们用鲜血染红了联大的校旗，用生命争来了今天的胜利。我们活着的人是不能忘记他们的。
（三）华北大学时期
1948年5月，华北联大和北方大学合并组成华北大学。党中央派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担任校长。这年12月30日，是吴老七十寿辰，党中央、毛主席给吴老发了一封贺信。全文如下：
吴玉章同志：
欣逢你的七十诞辰，谨向你致热烈的庆祝！你自青年时代起，即致力于中国人民彻底解放事业，四十年来，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你总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列。你挚爱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史，你笃信马列主义，你对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必能获胜的信心从未动摇，你在反革命包围威吓中有坚强不屈的表现。中国人民都敬爱你。你的七十岁生日，恰在人民解放战争快要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时候，这是你的光荣，也是中国人民的光荣。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这封贺信是党中央、毛主席对吴老的光荣的一生的定评。这也是华北大学的光荣、中国人民大学的光荣！
徐特立（徐老）给吴老的祝贺诗中，有这样几句：
年老气尤壮，启后光前烈。七十初度时，全线均告捷。
百年殖民地，从此永完结。前途之艰巨，基本在建设。
董必武（董老）的贺诗云：
不负平生志，观成革命功。是从心所欲，得与矩相同。
马列为师范，门徒改学风。开筵在华大，祝贺古稀翁。
谢觉哉（谢老）写了祝贺诗三首，其中一首有句云：
龙颜谁谓年龄暮，鹤发同迎世界新。
况有三千诸弟子，东西南北立功勋。
“三千诸弟子”，就是说华北大学每期总有3000多名同学毕业，奔赴东南西北战场，为人民立功。
刘伯承、陈毅两同志，联名给吴老写了一封祝贺信，全文如下：
吴老：
我们北来中央开会，值你年满七十。党内外同志热烈庆祝。我们代表南线各同志共申贺忱。
你五十年来，以革命为职业。中国革命无役不从。每当革命运动受挫折之际，你临难不退缩、坚持奋斗的精神，更值得学习而示人以典范。
你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文化工作都有贡献。你现在华北大学主持教育，成千成万的青年更要在你培养之下变成新的干部。你一生的光荣，也就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和我们党的光荣。
刘伯承陈毅敬祝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从1948年起，到解放以后的17年，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都是在我党的光荣的无产阶级老英雄吴老的直接主持之下，沿着正确的大方向前进。这是我们学校的光荣。任凭林彪、“四人帮”这伙极端的反革命派向吴老、向中国人民大学怎样泼脏水，丝毫也无损于我们全党敬爱的吴老，磨灭不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光荣历史。
（四）中国人民大学时期
1949年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政务院总理、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中国人民大学筹备委员会的工作。
1950年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敬爱的刘少奇、朱德副主席亲临我校开学典礼，中央各部委也来了好多负责同志。刘少奇作了重要讲话，他说：中国人民大学今天开学了。这个大学是我们新中国第一个办起来的新型的大学，中国将来的许多大学都要学习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样子来办。接着，他指出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教育制度的根本区别，并以贸易经济系为例，强调了中国人民大学在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应起的作用。他还强调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要求克服旧大学所学非所用的缺点。最后，他强调办好学校必须加强团结和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他语重心长地说：大家团结起来互相帮助，领导上要团结，工作人员与学生要团结，大家要团结在为人民服务的马列主义基本观点上，不要自私自利，不要违反人民利益，要大公无私，不要背叛人民，要为人民利益去服务，要走向社会主义，要改造中国。同志们，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不要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要辩证唯物主义，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学习、工作，学校才会更快地办好。少奇同志的这个讲话，从地位、作用、办学宗旨、办学方向、教学原则、思想路线等方面，全面、深刻地阐明了中国人民大学办学的指导方针，是中国人民大学改革、建设、发展的纲领性文献。
1951年的春天，为了照顾调到人民大学上学的工农劳动模范和工农干部的文化低、身体差、学习吃力的困难，毛泽东主席亲自写信给吴玉章校长，指示适当减轻他们的课业负担。这是毛主席对中国人民大学师生的亲切关怀。
1953年10月3日，朱德副主席出席了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三周年庆祝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讲话中指出：在过去三年中，中国人民大学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苏联专家的热诚的、无私的指导和帮助下，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在把产业工人、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培养成为国家的高级建设人才的工作中，是取得了成绩和经验的。希望全体师生继续努力，进一步提高政治理论水平，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习的积极性，为国家造成更多的高级建设人才。
朱德的这个讲话，也可以说，是对中国人民大学17年工作的一个正确的评价；朱德提出的努力方向，也是现在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复校仍然要遵循的努力方向。在这段话里，朱德同志讲到的苏联专家，是经我国邀请、由斯大林同志亲自派来的；斯大林同志亲自教导他们，要尊重中国同志，做好工作。
到了1963年上半年，85岁的吴老亲自找到周恩来总理的家里，请求调郭影秋同志来中国人民大学担任副校长。郭影秋同志原来是云南省省长、省委书记，后来调任南京大学校长，把南大办得很好，很有威信。周总理很尊重吴老，很关心中国人民大学，就同意把郭影秋同志调来中国人民大学。
周总理还亲自关照吴老的秘书王宗伯同志，要注意保护吴老的健康。总理关心别人的健康，但他自己却总是过度劳累地担负着繁重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吴老常常发表一些文章和回忆录。在党中央开会时，毛主席见到吴老，常常亲切地说：啊，你又发表文章啦！毛主席鼓励吴老写回忆录。他说：从辛亥革命以来，很多人落伍了，反动了，你能始终坚持革命，始终站在时代的前面，你要把这经历写出来。
1966年6月，林彪、“四人帮”这伙极端残忍、极端阴险的反革命阴谋家，披着“左派”外衣，煽动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思潮。他们唯恐天下不乱，竭力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他们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口号，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中国人民大学就成了惨遭他们肆意破坏的重灾区中的重灾户。
1966年8月2日，当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同志亲到中国人民大学全校大会上讲话。他的讲话，主要意思有三点：第一，现在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我们大家都没有经验。第二，对郭影秋同志在你们学校的工作，你们可以辩论，但是要更细致地研究问题，更冷静地分析问题。至于郭影秋同志，对于一个干部多少年的评价，你们学校本身不能做结论，要由中央或新市委从全面的角度来考虑。第三，针对林彪、“四人帮”凭空捏造的所谓贺龙、彭真阴谋发动“二月兵变”，并诬陷郭影秋同志调一营兵驻扎中国人民大学参与“二月兵变”的政治陷害事件，明确地说：“二月兵变”，没有这个事，我们查过了。我郑重地告诉同志们，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别人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这件事，我们澄清事实。
一位领导同志讲话的正确性，是经得住历史考验的。12年后的今天，重读我们敬爱的邓副主席当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话，越发使我们深深感到：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邓副主席的讲话，是何等的英明、何等的正确！
1966年9月7日晚上，周总理也亲自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大操场，召开万人大会，动员从各地串联来北京、住满了中国人民大学教室的学生，回到本地本单位去，“抓革命，促生产”。
但是，林彪、“四人帮”却变本加厉地加紧了对中国人民大学的摧残和破坏，长达三四年之久，终于在1971年把中国人民大学解散，把师生扫地出门。
还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政治局工作的时候，敬爱的叶剑英同志就找过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历史教师，询问了解中国人民大学复校的可能性。
1976年5月21日，敬爱的朱德委员长在他逝世前的一个半月，还亲自到成老家里，关怀成老的工作，兴致勃勃地谈论翻译和宣传马列经典著作的重要性。
恶贯满盈的“四人帮”灭亡之后，中国人民大学有了起死回生的希望。1977年8月1日，邓副主席倾听了中国人民大学师生的呼声，全国人民的呼声，正式提出了恢复中国人民大学的问题。以后，在他的讲话中，有八次提到要尽快恢复中国人民大学，为国家培养经济管理、政治理论和文史、政法人才。李先念、方毅、余秋里等同志都表示支持。
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中国人民大学于1978年4月决定恢复，7月7日国务院正式下达了恢复中国人民大学的文件。7月7日正好是39年前华北联大成立的日子。这叫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总之，中国人民大学，从1937年陕北公学算起，41年的校史，是一部充满着血与火的战斗的历史。它一方面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是一部胜利发展的历史；另一方面，又是一部同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反动派，林彪、“四人帮”作殊死斗争的历史。我们的每个胜利，都是经过尖锐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得来的。
三、发扬中国人民大学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我们学校有着41年的历史，有着传统的优良作风。
（一）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学风
我们学校，从来重视学习革命理论，也从来重视培养革命品质。我们的传统校风是“忠诚、团结、紧张、活泼”。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还是解放初期，我们的口号都是“毕业上前线”。同学一毕业，就走上炮火连天的战场，去和敌人血战，去到工作中锻炼，不怕千难万险，为革命而献身。我们的学习，从来不是经院式的学习，从来不是脱离实际的学习。根据地的反“扫荡”战争、政治运动、土地改革运动，我们都不仅参加了，而且是骨干力量。就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的学习目的，也是为了参加各条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校师生参加了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等政治运动。现在，我们要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学习。
我们党的三大作风、四大观点，也是我们学校的校风。三大作风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四大观点就是：唯物观点、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我们学校一贯重视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林彪、“四人帮”污蔑我们什么“三脱离”、“四脱离”，以及什么“两个估计”之类的谰言，已经彻底破产。我们今后更要发扬毛泽东倡导的、我们一贯实行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学风，把理论作为行动的指南，密切结合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二）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
陕北公学在荒凉的西北高原创校，我们的校舍是窑洞，窑洞是同学们自己挖的。同学们从祖国各地历尽千辛万苦到达陕北公学，校舍在哪里呢？领导指着一片黄土山坡说，这是你们队的。于是同学们住在临时窑洞里，一个班12个人，一人一把锄头或铁锹，7天打一个窑洞，打好了，搬进去住。在前方，我们多半是住在老百姓放农具的破房里，夏天闷热，又没有蚊帐。我们经常睡在露天场地和屋顶上（冀西的屋顶是平的，农民用来晒粮食）。反“扫荡”战争中，更是经常要露营。
在战争年代里，我们基本上是吃小米、棒子、高粱、黑豆。过年过节可以吃到一二餐大米饭和红烧猪肉，叫做“会餐”。平常一天三餐，是三钱盐，三钱油，萝卜条汤或白菜汤，基本吃素，十年如一日。
战争年代，我们好像没有星期日的概念。因为战争使我们失去许多学习的时间，所以战争间隙，我们就加紧学习。
我们的图书是哪里来的呢？是我们经过3000里长征，通过吕梁山、云中山、同蒲铁路、太行山四道封锁线背过来的。通过同蒲铁路盆地150里长的敌人封锁线时，从下午两点到第二天拂晓前，要连续急行军以至跑步150里。身体差一点的同学，东西都丢光了，背包里只剩一条夹被，却背着一本书，有背《共产党宣言》的，有背《反杜林论》的，有背《国家与革命》的，也有背《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书籍的。
在陕北，我们参加了开荒生产运动。到了前方，同样参加开荒、种菜、背煤、纺线等大生产运动。
现在，我们还是在艰苦奋斗。我们的成老82岁了，郭影秋同志一条腿残废了，还是在精神抖擞地为中国人民大学复校而艰苦奋战。大家可能知道，我们的校长从4月复校以来在那个破洗澡堂里办公达7个月之久。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也是在夜以继日地为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开学而努力。我们绝大多数教工住房都十分拥挤。不少教师，至今没有地方备课、写讲稿，有的同志天天要跑到外单位的图书馆阅览室去。我们的教研室几乎都没有办公室，常常在大树底下讨论讲稿，研究问题。难道这不叫艰苦奋斗吗？
（三）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传统和作风
我们1939年9月通过同蒲铁路敌人封锁线的时候，敌人两边碉堡上的大炮和重机枪交叉火力都能打到我们行列。我八路军三五八旅掩护部队的大炮和重机枪，则对着敌人的碉堡，敌人如果开炮打我们，我军就开炮炸碉堡。另一部分部队则阻击从太原出来的敌人，因为我们几千人过封锁线的地方，在太原以北40公里。记得当夜月色皎洁，如同白昼，敌我双方对峙着，都看得清清楚楚。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我们的成仿吾校长骑着马，屹立在铁道上，看着我们的同志一队队越过这最危险的火力点，鼓舞大家的士气，等大部分同学通过了，他才走，表现了身先士卒、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
在历次反“扫荡”中，我们都有同学英勇牺牲。比如1941年8月杨展同志牺牲的那次大“扫荡”，和我同班的一个女同学叫姜祥征，只有17岁，在敌人追捕中，她英勇地跳崖牺牲。单是这一次反“扫荡”战斗中，我们华北联大就有30多位师生英勇牺牲了。正如邵副校长所说，他们用鲜血书写了我们的校史，我们要永远学习这些为我们留下榜样的中华民族的好儿女，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
我们缅怀先烈，回顾艰难创业的年代，以此来激励我们自己，激励新入学的同学，继承和发扬我们党、我们学校的光荣革命传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发扬民主，紧密团结，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努力学习；在党中央领导下，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为共产主义的花开，在新的长征中，做一个英勇的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