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理论贡献【225】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革命基本规律在理论上成熟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同志在理论上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周恩来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地总结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三个历史时期的正反面经验，对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对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等几个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在理论上作了系统的阐明。他既不是像教条主义者那样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个别词句，生搬硬套，也不是把实际工作经验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局限于狭隘经验和事务主义，而是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周恩来同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家和理论家。他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来分析中国实际。他的理论工作的特色，就是革命的精神和求实的态度相结合，具体地分析具体事物，得出规律性的科学理论。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形成了完整的、正确的中国革命理论和正确的思想工作作风。《周恩来选集》虽然只选了他在这一时期成千篇文稿、讲演中的很少几篇，但我们从中已可以看到不可磨灭的真理的光辉，学习到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这些理论不仅指引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而且对我们现在恢复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传统和正确的思想作风，也有示范性的意义。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有两种性质的民主革命：一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推翻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为目的的革命。这种革命的结果，完全是资产阶级的胜利。从17世纪到19世纪西欧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都是属于这种类型。另一种类型虽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但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广大工农群众在革命中站起来了，起着决定的作用。这种民主革命不是按资产阶级要求，而是按工农群众的要求来进行的，革命的结果不是对资产阶级有利，而是对工农有利。列宁认为，1905年到1907年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是这样的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这种民主革命，毛泽东同志把它叫做新民主主义革命。周恩来同志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论统一战线》等文章中，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通过对中国具体历史情况和革命实践的分析，从理论上阐明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周恩来同志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国情，指出：“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上农业占主要地位，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社会是两头小中间大，政治上是军阀战争，国家的不统一，历史上有不断的农民战争如太平天国等。”（《周恩来选集》上卷，162页。以下凡引自本书，只注明页数。）根据这一分析，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殖民地问题就是农民战争问题。他指出，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农民战争是可以长期存在的。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南昌起义“如果就地进行土地革命，是可以把武汉被解散的军校学生和两湖起义尚存的一部分农民集合起来的，是可以更大地发展自己的力量的。……湘、鄂、赣三省的形势就会不同”（173页）。上海起义和广州起义，“只依靠工人和城市知识分子”，没有依靠农民，最后也都失败了。因此，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农民战争与武装割据”。而农民的武装割据“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他认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决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主要条件。他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又叫做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指出，在历史上无论中外都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只有中国党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在脱离城市无产阶级的情况下，也能够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党，这才能得出这个结论来。”（178页）他特别强调指出：“如果没有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即使以‘乡村为中心’，也难免要失败，事实上也是有许多地方失败了的。”（178页）他以海陆丰根据地为例，指出由于那里无产阶级领导的思想没有树立起来，由于领导上还带有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气味，因此，虽然当时海陆丰的力量比井冈山大，各种条件比井冈山好，但结果还是失败了。可见无产阶级的领导，决定着革命的成败。党的60年的全部历史说明，任何时候，党的领导如果离开了无产阶级思想，而发展了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急躁性等弱点，就给我们党的事业、国家的建设，带来非常重大的损害。历史证明了周恩来同志的这一论断的正确，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周恩来同志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人民大众的胜利，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权是不能存在的。”（161页）这是创造性地应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破坏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226】的理论。
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来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周恩来同志认为，“要看我们将来力量是否占优势和革命发展的程度而定。不能犯急性病。”（162页）历史证明，民主革命时期我党犯了三次“左”倾路线错误，都是犯了急于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急性病。周恩来同志总结了“左”右倾机会主义不懂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所跌的跟斗。他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个问题上，“右的是放弃领导权，‘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为‘无兵司令’、‘空军司令’。”（220页）结果，都使革命遭到了损失。
周恩来同志是把抗日战争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阶段来看的。他指出：“抗战是要争取民族解放、民主政治的胜利。”（136页）因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争取和巩固自己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143页）。正是从上述思想出发，他在1937年7月4日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向全国人民提出了“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实现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的奋斗总目标。他在11月13日发给毛泽东等同志的电报中，要求广泛发展游击战争，扩大红军，实现地方政治民主化，组织民众，发动群众斗争。1939年3月，他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中，要求把我们抗战的中心放在敌后，在敌人占领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并提出了坚持游击战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壮大自己，坚持深入群众的基本方针。由于我党实行了全面的人民战争路线，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了民主政治，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就迅速地发展成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主力和支柱，党本身也在领导人民革命中得到迅速的发展。
坚决抗战，实行民主，改善人民生活，以实现民族和民主革命的胜利，这是我们革命的方针和目的。国民党反动派是因为卖国、独裁、搞特务统治，不给人民丝毫民主，积累官僚资本，残酷压榨人民而败亡的。我们党正是因为坚持抗日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实行民主，改善民生，从而取得了人民的信任，才走向胜利。
二、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是我党主持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他殚精竭虑，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巧妙地运用了又联合又斗争的革命策略，从而发展了进步力量，争取了中间力量，孤立和打击了顽固力量。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代表党中央领导建立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成为后来反对美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基础。他在《论统一战线》等文章中，总结了党在统一战线方面的历史经验，阐明了党的统一战线的理论。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民族资产阶级也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有参加革命的可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因其帝国主义主子不同又分为不同的派别和集团，这就使得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可能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并可以利用各种矛盾，集中力量，各个击破敌人。周恩来同志应用唯物辩证法的分析方法，批评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其他党派不加区别地一律看成敌人的错误。他举例说：“如改组派当时是反对我们的，但他们同南京的矛盾是可以利用的。再如第三党，对他们在思想上瓦解我们这一点应该反对和批评，但在反蒋问题上仍是可以与他们合作的。”（182页）另一方面，在革命发展过程中由于上述各种矛盾的发展，敌我关系和斗争营垒时常发生变化，各个时期的统一战线有着不同的形式和性质。周恩来同志指出：“大革命、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的统一战线，是有不同的形式和性质的。但是这三个时期的统一战线又都是属于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因为新民主主义是我们三个时期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207页）他并从这一政治基础出发，在敌人、队伍、领导权三个方面对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周恩来同志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这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不变的。但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整个时期中变动很大。首先，表现在帝国主义有分有合。有时各帝国主义是合在一起压迫人民大众的，如大革命失败后所谓“宁汉合作”的时候，帝国主义与南京和武汉反动势力一致压迫革命。但这种情形不多，许多时候帝国主义都是分开的。如抗日战争时期英、美站在反对日本方面。第二，各阶级的代表人物不是固定不变的。如汪精卫在大革命初期是资产阶级代表，中期他很激进，接近小资产阶级，但在武汉时期，他又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去了。第三，国内敌对营垒是变化的。如“九一八”以前十九路军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江西进攻我们，但到了“九一八”以后，民族救亡高潮到来，又在福建和我们合作。这说明敌对营垒很不一致，变动很大。由于上述原因，认清敌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右的错误常常把敌人当成朋友。如北伐到武汉后，蒋介石到赣州杀了共产党人陈赞贤，并继续屠杀工农革命分子，很清楚地要走到敌人方面去，但陈独秀仍主张继续和他合作，把他看成朋友。“左”的错误则常把朋友当做敌人。如十年内战时期，小资产阶级及其上层是我们的朋友，“九一八”后，中产阶级也可以做朋友，“左”倾观点却认为他们是敌人，甚至认为是最危险的敌人。
为了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的敌友关系，周恩来同志指出，某些敌人在一定条件下是有两面性的。右的错误是在结成统一战线的时候，只注意他们可以联合的一面，而忘记了他们反动性的那一面。如抗日初期，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集团参加了抗战，但还保存它的反动性，王明右倾机会主义抹杀了它的反动性，替它涂脂抹粉。“左”的错误则只注意这些敌人的反动性，看不到他们可以联合的方面。如瓦窑堡会议正确地估计到中国资产阶级，甚至大资产阶级有转向抗战的可能，“左”倾观点就不相信，不懂得联合他们来推动抗战。周恩来同志还提出，对统治阶级营垒的矛盾，要分清是哪一种性质的。如十年内战时期的改组派，就只是统治阶级营垒中的反对派，而不是动摇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力量。抗日战争时期的地方实力派也是一样，他们在反对民主和在抗战的不彻底上，是同蒋介石没有根本区别的，也就是说在阶级性上是接近反动派的，而在反蒋一点上又起了中间力量的作用，在这一点上是可以和他们联合的。“左”的观点不承认这种矛盾，认为还是敌人，在一个时期内都要打倒。但是要打倒一切，就一切都打不倒。周恩来同志还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变动很大、很多而又很复杂的情况，提出在这个问题上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善于调查研究，很好地分析问题，以避免“左”的和右的错误，才能够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敌人。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队伍中，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个队伍可分作三类：一类是进步力量，就是工农小资产阶级；一类是中间力量，就是中间阶层；一类是顽固力量，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周恩来同志指出：“左中右是应该分的，分才对，不分不对。”（214页）他批判了陈独秀和王明不分左中右的错误。他指出：“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不分左中右，怕人家说我们分化他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喜欢我们分左中右，陈独秀就作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应声虫。”（214页）在1937年12月中央会议上，王明又主张不要分左中右，只要抗日与不抗日之分，抗日与亲日之分，完全重复了陈独秀的错误。
周恩来同志指出：“我们订出了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分化和打击顽固力量，也就是联合大多数，反对少数，打击最顽固的力量的方针。”（214页）他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积极地贯彻了这一方针。在发展进步势力中，他壮大了地下党的力量，大力领导了报刊、出版等宣传工作，发展了进步文艺界的力量，加强了对工人、农民、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工作，使人民群众争取民主自由、改善生活的斗争日益高涨，坚持抗战，拥护团结的呼声响彻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他还注意和国民党、三青团争夺青年一代，把更多的青年吸收到党的方面来，并不断把进步青年输送到各抗日根据地。在争取中间势力方面，他广泛接触和开展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地方实力派和民主党派代表人物的团结教育工作，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争取了同盟军。
周恩来同志指出，在统一战线的队伍中只分左中右还不够，要有进一步的严格区别。无产阶级在队伍里是起领导作用的，同其他的阶级有区别。“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团结，是在坚持独立自主的条件下同人家讲团结，而不要受其他阶级的影响。”（215页）不懂得这个统一性和区别性的道理，就会犯“左”的或右的错误。右的不主张区别，不知道无产阶级和别的阶级不同。“左”的强调区别，不去和人家共同行动，急于搞社会主义，而不去求得在新民主主义基础上的统一。这都是受了别的阶级的影响。右的错误是因为和资产阶级合作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左”的错误是“因为我们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份多，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在受了大资产阶级压迫的时候，容易受小资产阶级直接的影响，容易有‘左’倾情绪”（216页）。无产阶级比别的阶级先进，是应当领导别的阶级的。但领导权不是天然地属于无产阶级的。周恩来同志指出：“领导权要用力量来争，因为领导权是有人和无产阶级争，和共产党争的。”（216页）不但大资产阶级争，自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争。但和我们争夺最主要的力量，还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国共两党从大革命失败起，就一直是两个队伍，在那里斗争。双方争取的对象是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他还指出：“在领导权的问题上，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小资产阶级，可以搞得很好，很亲密。对自由资产阶级，虽然他闹独立性，但是还可以领导。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般地说不能领导，只能在某个问题上、某个时期内领导。”（218页）我们党在历史上几个时期的许多成功，都是因为实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左”右倾机会主义则都不懂得领导权问题，不懂得争取领导权。“左”倾的错误是不依靠农民，只凭无产阶级打冲锋，结果使自己孤立。右的错误也是忘记了农民，他们放弃领导，不依靠工农群众而去依靠资产阶级甚至大资产阶级。因此，右倾是把整个队伍送出去，“左”倾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结果都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周恩来同志号召全党在统一战线中对敌人、队伍和领导权三个方面克服盲目性，加强自觉性，以避免重犯错误。
三、关于军事工作方面的理论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革命战争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党在新时期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是加强对军事工作的研究，制订正确的抗战路线、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领导全国人民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而斗争。
周恩来同志在抗战时期十分重视对军事工作的研究。早在抗战前夕，他在为党中央起草的《为中共中央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就强调指出：“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76～77页）1937年8月，他参加了在洛川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制订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在敌后发动独立自主游击战的方针。1937年8月25日，为了使我军组织形式适应民族革命战争新时期的需要，他与毛泽东、朱德同志以中央军委领导人的名义发布改编中国工农红军的命令。嗣后，1937年9月，周恩来同志受党中央委托，为八路军开赴华北战场、开辟抗日根据地亲赴抗日前线太原，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与阎锡山就坚持华北抗日、协同抗战进行谈判。他到达华北以后，根据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和蒋介石企图假日寇之手消灭我军的阴谋，英明果断、大刀阔斧地工作，指导我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与此同时，他多次向党中央、北方局和华北各抗日民众团体提出重要建议，发表了《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等著作，深刻地阐述了党在抗战时期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
抗日战争初期，华北战场的抗战面临严重危机。1937年11月，上海、太原相继失守，国民党统治集团充满失败情绪，准备放弃华北与日本妥协；与此同时，党内一部分同志却盲目乐观，企图依靠国民党达到速胜。在这样的情况下，抗战前途如何，成为每个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深切关心的问题。周恩来同志具体研究了华北战场敌我双方的政治、军事状况，坚决驳斥了民族投降主义与速胜论，明确指出：“华北抗战能持久，日寇将无法实现其全部阴谋。”（84页）周恩来同志指出：上海太原失守以后，华北战场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抗日战争将是持久的，但是我们在华北抗战还是有很多有利条件，特别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八路军留在华北作战是推动和领导华北持久抗战的重要因素，“因此，这个游击战将有胜利的前途。它要在持久战中，壮大自己……最后得到全国生力军的参加，可以转到胜利的反攻，收复失地，驱逐日寇帝国主义出中国！”（86页）在这里，周恩来同志明确地提出了中国的抗战将是“持久”和“必胜”的思想，指明了争取战争胜利的方向和前途。它与后来毛泽东同志发表的《论持久战》一文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等人关于持久战的思想，代表了无产阶级对革命进程规律的科学预见和辩证地、能动地看待中日双方力量消长的历史辩证法的思想方法，有力地批判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妥协投降悲观主义思想，也批判了党内犯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和教条主义同志的速胜论，极大地鼓舞了华北和全国军民的抗日热情，增强了抗战胜利的信心。
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是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以后，我军的战略方针一直是正规战。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我军开赴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在战略方针方面开始从以正规战为主转变为以游击战为主。但是，很多同志对于抗日战争新时期中战略方针的转变是缺乏思想准备的。周恩来同志在抗日战争开始后，立即深入抗战前线，具体地研究了八路军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的经验，深刻地阐述了在抗日时期革命军队实现军事战略转变的必要，强调指出：“作战的战略战术要改变”，未来的华北抗战“将以游击战为主体”，因此“今后在华北作战部队，其组织必须适合山地运动战和游击战”。根据上述思想，他在致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同志的电报中建议：在华北要“强调游击抗战”，“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周恩来同志的正确主张得到毛泽东等同志的赞同和支持。这对于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正确的战略方针的形成与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充分发动群众，实行全民抗战路线，这是取得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周恩来同志高度评价抗战开始后华北地区人民群众在抵御日本侵略军中所显示的巨大威力，热烈歌颂人民战争的伟大作用。他着重指出：“民众的条件是基本的”，“民众的反抗，是持久战的最主要的条件”（85页），只有全体民众起来抗战，抗战才能持久。在周恩来同志正确指导下，华北地区的党组织和八路军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坚持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片面抗战路线，取得了很大胜利。
周恩来同志在贯彻执行正确的抗日战争战略方针、作战原则的同时，十分注意对各种错误的军事思想进行批判。1938年以后，由于当时新四军负责人项英同志受王明的右倾思想的影响，以所谓“江南特殊化”为借口，不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东进北上的战略方针，使新四军的发展受到影响。1939年2月，周恩来同志受党中央委托，专程来到安徽泾县新四军军部。他听取了各级干部的汇报，对新四军的工作和发展方向作了重要指示。在《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的报告中，周恩来同志分析了政治形势，阐述了在江南发展独立自主游击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深刻地指出，在江南条件很好，战略地位又非常重要，因此尽管敌人严密封锁，只要我们能够深入广大群众，善于进行游击战，创造大江南北根据地是完全可能的。周恩来同志坚决号召新四军全体指战员“坚持游击战争，创造大江南北的根据地”，“绝不退后，绝不逃避。”（103、104页）在党中央和他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下，新四军的工作有了新的起色。在此后一年多里，新四军从2万多人发展到9万多人。
周恩来同志不仅注重军事工作，而且十分重视革命军队的政治思想建设。在抗战开始后，他根据新时期的特点，反复强调加强政治工作的重要，科学地论述抗日军队中政治工作的任务、内容，以及怎样改革政治工作，为我军的思想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加强政治工作与争取抗战胜利的关系，这是抗战初期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中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抗战爆发以后，由于民族危机紧迫，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提高抗日军队的武器装备和战斗力方面，对于政治工作往往忽视。但是，抗战以后的实践证明，政治工作对提高部队士气、争取抗战胜利关系很大。在八路军、新四军改编以后，一些部队忽视政治思想教育，出现了贪图享受、不愿继续艰苦斗争的倾向；在国民党部队中由于缺乏抗日的政治工作，更是表现了溃败无能、缺乏战斗力。针对这种状况，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负责抗日军队政治工作的周恩来同志于1938年1月，发表了重要论文《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强调在抗日军队加强革命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指出：“以革命主义为基础的革命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与灵魂！”（93页）
怎样改进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在当时轻视政治工作的人们中间，一部分人是对政治工作的实际意义不够了解；另一种人则是对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徒具形式、流于空谈的不满。周恩来同志针对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弊病，指出：“政治工作之变为空谈，这决不是政治工作的本身错误，而是由于政治工作人员没有实行真正的革命的政治工作。”（93页）为了使政治工作获得确实的效果，首先必须对当时的政治工作进行改革，主要是：第一，必须有革命内容的政治教育材料。第二，“反对政治教育的形式主义和宗教仪式”。第三，政治工作人员本身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能够做全体官兵的模范。第四，必须注意实施政治工作的方法。第五，努力注意改善士兵待遇与生活。
周恩来同志关于抗日时期军队的政治工作的论述，透彻地阐述了军事与政治，加强政治工作与改进政治工作，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等一系列问题的辩证关系。这是他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解决在革命战争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一个光辉范例，丰富了我党关于人民军队政治思想建设的理论。周恩来同志的正确主张并没有在国民党军队中得到贯彻，但是，在八路军、新四军广大指战员中间得到了热烈的反响，成为我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准则，对于我军的思想建设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四、关于抗战时期党的建设的理论
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主要法宝之一。在抗日战争时期，以延安整风运动为标志，党的建设理论有重大的发展。周恩来同志亲自参加与领导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整风运动，并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担任党的领导工作，对我党的建设工作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高潮中建立起来的。党成立以后，我党就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开始了党的建设；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党所处的社会环境历史条件与欧洲各国党有很大不同，如何在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员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中建设一支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这是在中国党的建设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周恩来同志历来重视我党的建设。早在赴法勤工俭学、创建旅欧党团组织时，他就根据列宁的建党学说提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正确主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他总结了六大前后整党的经验，在全党最早提出加强党内的政治思想教育，坚决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号召。延安整风运动前后，周恩来同志又总结了我党从六大以来在党的建设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系统地论述了如何建设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第一，关于党的建设与政治路线之间的关系。
党的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是密切联系的。大革命以后，尤其是六大以后，我党曾进行多次的整顿，在组织形式方面也不断进行调整与变更。但是，由于对中国的历史特点和社会条件缺乏正确的认识，党的领导机构犯了多次的错误。尤其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党的各级组织遭到巨大的损失。周恩来同志根据六大以后到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历史经验，强调指出：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要有正确的路线和方针。他说：“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区域的党要转为地下秘密党，在游击区域的党则要公开领导群众进行武装斗争。当时的建党问题，在白区是如何把公开半公开的党转为地下秘密党，在游击区域是如何以武装来建党的问题。‘六大’对党的组织问题并未很好地讨论……只注意在组织形式上改变和缩小。但事实上党的组织仍是半公开的。”（180页）周恩来同志的论述，指出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后，我们应根据白区和苏区不同的政治任务，退却和进攻的不同的方针，来确定党的组织形式和任务，为党的建设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在强调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同时，周恩来同志十分重视党的组织工作。他指出，“有了政治路线，组织工作就决定一切。”（130页）因此，在确定党的路线以后，各级党组织必须抓紧组织建设，把政治路线的贯彻与加强组织工作结合起来。具体的办法是：（一）一切工作要提高到原则高度，要与政治任务联系起来；（二）要使一切组织和实际工作保证党的政治任务和工作计划的实现；（三）要注意日常的领导，使党的组织接近下层；（四）要动员组织群众，为克服工作中一切困难而斗争；（五）反对马虎主义、空谈家、妄自尊大者、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以及蜕化或腐化思想等等。周恩来同志这些论述，阐明了政治路线与组织建设的密切联系，以及如何把两者有机联系起来，这是他运用辩证唯物论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又一光辉范例。
第二，关于纠正党内不正之风与正确处理党内斗争问题。
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员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党长期处在农村的环境，党内容易滋长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为此，必须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反对各种不正之风。周恩来同志批判了下列两种对待党内错误思想不正确的态度。一种是看到党内存在各种不正之风，但是认为中国无产阶级人数少，党又处在农村，对纠正党内不正之风持悲观的态度；另一种意见则强调改变党的成分，主张以增加工人出身的党员来提高党的战斗力。周恩来同志指出：关键在于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中国党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在脱离城市无产阶级的情况下，也能够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党。”（178页）为了搞好党风，周恩来同志强调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加强政治思想修养。1943年4月，他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一文中具体阐述了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条件：“（一）要有确定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二）要有坚持原则精神。（三）要相信群众力量。（四）要有学习精神。（五）要有坚韧的奋斗精神。（六）要有高度的纪律性。”（128页）周恩来同志不仅要求各级干部坚持上述原则，而且亲自“躬行实践”，制订了《我的修养要则》，为广大干部树立了培养无产阶级作风的光辉榜样。
周恩来同志在大力倡导加强党内政治思想教育纠正各种错误思想的同时，坚决反对把党内斗争扩大化、把反对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看成人身攻击；主张在进行党内思想斗争中采取“循循善诱耐心说服的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181、132页）。他在整风运动中所作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关于一九二四年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论统一战线》等报告都贯彻了这种精神。1943年7月以后，由于资产阶级阴谋家康生的干扰，延安整风运动一度被改变为“抢救失足者运动”，出现了混淆两类矛盾的现象。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的整风中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当时返回延安参加整风的周恩来同志发现问题以后，制止了康生等人把四川、河南、甘肃等省地下党打成反革命“红旗党”的阴谋活动，协助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纠正“抢救运动”的错误，并于1945年1月与董必武同志联名发出电报，对南方局作了重要指示，指出：大后方党所领导的单位的文化人整风，“检讨的中心仍应多从目前实际出发，顾及大后方环境，联系到目前工作，以便引导同志们更加团结”（188、189页）。周恩来和董必武同志还制止了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党组织准备把整风方法扩大到党外人士的做法，在电报中指出，“如欲扩大到党外文化人，似非其时”（188页）。使国民党统治区的整风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把党内斗争演变成为残酷的对敌斗争，造成冤案，在我党历史上历来有沉痛的教训。周恩来同志历来反对把同志当敌人，反对肃反扩大化。他在制止延安“抢救运动”的错误时所阐述的关于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思想，为正确进行党的思想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