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党史人物传意义重大——中共党史人物传讨论会（广州会议）闭幕词【5】
（1979年12月18日）
同志们：
中共党史人物传讨论会（广州会议），今天胜利闭幕。
首先，我代表到会的全体代表和列席代表，对广东省委领导同志、省委宣传部、省高教局和华南师范学院等广州市有关单位，给予我们的热情支持和亲切关怀，表示衷心的感谢！对参加大会会务组、秘书组、资料组的各位工作同志的夜以继日的辛劳，表示亲切的慰问和谢意！
这次会议从12月4日开幕，到今天18日闭幕，历时14天。
会议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广东省委负责同志杨尚昆同志、陈越平同志、杨应彬同志、张江明同志，省政协副主席罗明同志，省文教办公室副主任姚天纵同志，省高教局局长李又华同志和老革命同志、邓发烈士的夫人陈慧卿同志，陈郁同志的夫人袁溥之同志，以及马霄云院长等广东省各高等院校的负责同志出席了开幕式。杨尚昆同志、陈越平同志、李又华同志和革命老前辈何长工同志，教育部政治教育司司长李正文同志，郑州大学副校长严辛吾同志等，在开幕式上讲了话。他们都指出了编写党史人物传的重要意义，对这次会议表示了热烈的支持。这些讲话，给参加会的代表以很大的鼓舞和教益。
会议的第一阶段（5日至8日）举行学术报告。先后由胡华、彭明、蒋杰、李正文、王渔五位同志相继作了关于研究周恩来同志、研究李大钊同志、研究百团大战和彭德怀同志、关于当前政治理论教育和党史研究问题、关于学习延安整风运动中研究党史的经验等问题的报告。
12月9日至12日，为会议的第二阶段——编写中共党史人物传记的情况和经验介绍。包括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在大会发言介绍经验的，先后有广东省《彭湃传》编写组、陕西省《陕西烈士传》编写组、北京体育学院《贺龙传》编写组、河南省参加编写《彭雪枫传》的代表。中国革命博物馆梁大为同志和湖南双峰县县委宣传部宁丹阳同志分别介绍了编辑《蔡和森文集》和编写《蔡和森传》的经验，四川大学何守义同志讲了编写川陕烈士传的意见，中央党校王渔同志转述了邓大姐对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贯彻实事求是精神的意见，陈雪薇同志讲了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人物研究问题。
从13日至18日，为会议的第三阶段，就是分组讨论，提出规划和产生研究会的组织机构。
13日、14日分组会热烈讨论了编写经验和本地区编写人物传的规划。15日，举行了大会发言。各组代表在发言中，提出了对编写党史人物传重大意义的认识，对编写的指导思想和方法的看法，并提出了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的初步编写计划。大会并转达了李维汉同志对写党史人物传的关怀和宝贵意见。
出席此次会议的代表，包括了25个省、市、自治区，正式代表168名，列席代表33名，共201名。代表们来自各地高等院校、军事院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出版社以及各地革命历史纪念馆等单位。《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华全国总工会、民政部等单位同志也被邀请参加了这次大会。
大会收到已初步写出的中共党史人物传57份，经过分组集体审稿和编委审稿，已初步确定《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一卷收入10个人物的传记，约计28万字，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二卷、第三卷初步确定收入12个人物的传记，约计50万字，尚待加工。今后编写成熟一批，出版一卷，分卷陆续编写出版。
根据14个组提出的初步规划，从1980年至1982年，拟写出人物传256个；1980年度拟写出人物传169个。这个规划，大会拟上报中宣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申请列入国家科研规划。
今天，18日，大会选举产生了以何长工同志为首的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理事会。并经大会代表酝酿，由理事会聘请顾问10位，并由理事会通过，成立一个编委会。在郑州大学设立研究会秘书处和编委会收稿机构，并继续编印研究会的《内部通讯》。各省、市、自治区可以相应地建立分会或联络组，并可隶属于当地有关的学术机构。大会并通过了研究会章程和资料站。至此，大会圆满结束。以后，我们设想每年开一次年会。
总结我们对党史人物传编写工作的经验，代表们概括为四句话，叫做“意义重大，困难不小，干劲很足，前途光明”。这是符合实际的。
从意义重大来说，代表们认为：
第一，编写党史人物传，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是如实反映革命先烈的斗争事迹，来教育我们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是鼓舞人民同心同德搞四化的我们当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第二，编写党史人物传是肃清林彪、“四人帮”流毒，拨乱反正的需要。林彪、“四人帮”诬蔑攻击革命先烈、革命英雄，从李大钊、彭湃，到贺龙、陈毅；仅就川东来说，从杨闇公烈士到江竹筠、陈然烈士，都被污蔑。江青胡说，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因此，杨闇公烈士、杨尚昆同志一家，被逼死了好几个人。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必须拨乱反正，为革命先烈、革命前辈恢复名誉，树碑立传。
第三，编写党史人物传，可以为编写全国的党史打好基础。党的活动是通过人物的活动来实现的；研究清楚党史上有影响的人物的活动，就可以为建造党史这座大厦预备砖瓦材料，提供真实史料。通过人物传的编写，也可以提高党史教学和党史科研的质量。
第四，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继往开来、承前启后、责无旁贷的光荣任务。中国革命的历程是悲壮的，创业维艰，我们的胜利是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光是江西民政局统计，有名字的革命烈士就有24.7万多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二三百人。山东民政局统计有名字的烈士也有二十万零几百名，其中团级以上烈士有300多名。我们这代人，尤其是我们这批50岁上下的党史工作者，有责任抢救活材料，向烈士的战友、亲属及当地群众、革命老人进行调查访问，也有责任收集整理被林彪、“四人帮”洗劫后的残存文字资料，把烈士的光荣事迹和崇高品质发扬光大，不使湮没无闻，可以激励后人，不要忘记过去的艰苦斗争。
还有，中国革命博物馆梁大为同志让我转达一个意见，就是，我们对党史人物的研究成果，对革命博物馆的陈列很有帮助，陈列中有些不准确的地方，可以订正，因为这个陈列对全国和国际上影响很大。我们经过研究考订，如果发现他们陈列中对人物的介绍，有什么需要订正的地方，请写信给他们，或写考订文章，寄给革命博物馆办的《党史研究资料》刊物发表。这也是一个成果，也很有意义。
其次，编写中的确也是“困难不小”，代表们反映：
第一，有些地方得不到领导的支持，缺乏调查研究的经费和一些必要的条件。
第二，档案和若干资料的垄断和封锁的现象开始在解决，但还没有完全解决；加以在过去艰苦斗争的战争年代或地下斗争环境，文字材料很少，领导人员相继死亡，不少事情无从查考；活着的人的记忆，往往各不相同，难以判断。
第三，党史工作者教学任务和本职工作繁重，往往调查和写作的时间得不到保证。
第四，目前还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官方的领导机构，来统一调配人力，解决困难。
但是，大家也看到有利条件很充分：中央已开始抓党史研究，许多党的老革命家很热情地支持这一工作；烈士的许多战友、亲属和当地群众，非常热心；各地党史工作者干劲很足，积极性很高。代表们认为，党史研究的春天已开始到来，大家决心为编写党史人物传这一千秋大业尽力。许多代表表示，要用老一辈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的革命精神来鞭策自己从事这一工作。因此，这一工作的前途是光明而远大的。
关于写作党史人物传的态度，代表们一致认为：
第一，必须下苦功夫，进行艰苦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写一篇传记，往往要跑很多地方，找很多人访问，查对很多资料，花去一两年时间，才能写成。
第二，必须精益求精。从内容的准确性，到文字的加工，都必须反复推敲，十分严肃，力求准确无误。不能有任何的主观随意性，不能有虚构，不能凭想象。引文和材料来源必须一一注明。评论要公正。要发扬集体审稿、集体把关的精神。写作者要对所写的传记认真负责，避免产生责任事故。
代表们一致认为，写作人物传记的指导思想，必须是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对所写的党史人物，功就是功、过就是过，不能任意拔高，也不能随便缩小。用科学态度写出人物的思想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和人物的具体特点。我们的革命前辈、革命先烈都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艰苦奋斗、不怕牺牲，这是共同点，但还有各自特点，军事家、政治家的风度各不相同。这些特点是在具体的生活环境、斗争环境中形成的。我们在调查研究中、搜集材料中，要重视人物特点，分析人物特点，写出人物特点来，不要抹杀了人物的个性，写成千篇一律的人物传。
我们还要坚决反对搞先验论、天才论，例如把一个领袖人物写成从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生来就是绝对正确、永远正确的“超人”。要正确处理好领袖人物与党的领导、与群众、与阶级的关系，绝不能把领袖人物神化，把个人凌驾在党组织之上，把群众当作群氓。要根据一定的历史条件去评价党史人物，要尊重历史，要适当地写出历史人物成长的时代，每个时期活动的历史背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看主流，对历史人物的思想和行动，不能苛求，不必溢美。传记中出现的所有人名、地名、年月日和基本情节，都必须是真实的。要弄清和订正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对未弄清楚的事实，不能凭主观臆测写上，如果有几种说法，可以写明存疑。
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分析揭示出历史人物发展变化的科学规律，使读者得到启示、得到教益。周总理常说：“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一辈子不怕牺牲、顾全大局、严于律己，这就是周总理之所以成为9亿人民由衷爱戴的好总理的发展规律。从李大钊到周恩来到张志新，有一个发展规律；从陈独秀、张国焘到林彪到毛远新也有一个发展规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原则，不能成为一句空话。通过对一个历史人物一生实践表现的体验，来总结和评判他的功过是非，这是我们党史工作者的神圣职责。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这就是我们的党性、良心和道义上的责任。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有充分的信心，来做好这件工作。预祝同志们做出更多更好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