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胡锡奎同志二三事【41】
（1985年5月28日）
记得1939年我到前方的时候，在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北岳区党委的党刊《战线》上，经常读到胡锡奎同志的文章。他那时担任北岳区党委宣传部长。在党内刊物《战线》月刊上，几乎每期都有他和刘澜涛、林铁等同志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是理论结合实际，指导实际斗争的。那时，在我脑海中深深地印上了胡锡奎的名字，知道他是一位党的理论宣传家。
1944年春夏之交，晋察冀边区干部有一次关于怎样认识中国法西斯问题的热烈讨论，由胡锡奎同志在干部大会上做理论性结论。那时，他担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的宣传部长。他以浓重的湖北口音作铿锵有力的报告，给我们很多理论上的启发和教益，使我更进一步地认识到他有很高的理论修养。
1950年，他到中国人民大学担任副校长，我同他有长达十几年的接触。中国人民大学是以解放区高等学校为基础的有着党的优良传统的最高学府。在吴老（玉章）校长领导下，很注重政治理论的教育。胡锡奎同志就亲自抓中国革命史（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基础这四门政治理论课。我负责中国革命史（党史）教研室工作。他经常找我们这四个教研室的主任、副主任研究工作。每次开会，他常常先传达一些党中央开会的精神，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的讲话，从政治上关心和培养我们。他对我们四个政治理论教研室的特殊重视，使当时校内同志称我们四个教研室是“四大名旦”，意思是说我们是被格外看重的。实际上，胡锡奎同志就是贯彻了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这个党的传统的教育方针。
胡锡奎同志有时也同我谈一些往事，如：他在东南大学参加学生运动的情况；他在莫斯科学习时，1928年夏参加党的六大的见闻；他在国内参加领导过一个火柴厂的斗争，当时叫“洋火暴动”；1931年他任地下党北平市委书记时，顺直省委韩连辉（后来叛变）搞分裂活动，曾经拉他，他如何抵制了韩连辉。他也讲过自己被捕的经过：河北省委军委书记廖化平派他到冀南搞兵运，他活动回来后，住在北平一个客栈里，用八行信纸给省委军委写了报告，交给了廖化平，而廖当时已叛变，胡锡奎于是被捕。他在法庭上坚不吐实，敌法官把廖化平交出的他的亲笔报告掷给他看。他知廖已叛变，无话可说，于是，锒铛入狱。他讲过许多狱中斗争和狱中支部的情况，多次绝食，长期带镣，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党营救他们出狱后，他曾回故乡休养身体。故乡亲人要他好好养身体，他却不顾病弱，毅然北返。他参加领导过唐山、冀东的抗日斗争，以后到北岳区党委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又到环境最残酷、生活最艰苦的冀察热辽边区，担任中央分局社会部长和热河省委书记。他的辉煌的斗争事迹，使我肃然起敬，深知他是一个坚强不屈的革命者。他讲述的这些回忆，我当时都做了笔记或追记，可惜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这些笔记本被抄去，迄今再无下落。
1958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倡各地写地方党史。胡锡奎同志接受北京市委的委托，主编《中共北京地下党斗争史》。他找了我和何干之同志，要我们派人协助他。何干之同志同我研究后，派了十几名党史系师生协助他从事调查访问、收集资料的工作。1963年夏，他调离中国人民大学，去西北局担任文教书记。临行前，在北戴河两次对我说：编写《中共北京地下党斗争史》的工作，他未能完成市委交给的任务，目前还只有很粗糙的一个资料性的草稿，希望我帮助他做定稿工作。我因为其他工作，无法接手他交给我的任务，还是他自己在1965年挤时间在西安把《中共北京地下党斗争史》校改一遍，作为初稿，送给北京市委彭真、邓拓等同志审阅。不久，“文化大革命”祸起，天下大乱，主编此书竟成为他的一条“罪状”。
1966年秋，他被从西安揪回北京。在一次批斗会会场上我遇见他，叫了他一声：“胡校长！”他凝视着我，关切地问道：“你还好吗？”我说：“还好。”我又说一句：“你多保重！”他眼睛看着我，点点头。这是我同他最后的一次谈话了。以后，大会小会斗争他，他那时已是七十高龄的人了，面容日渐消瘦下去，身上也是瘦骨嶙峋，穿着一件旧的灰布制服，显得宽大飘荡。但他在斗争大会上回答问题，仍是从容地高声回答，不卑不亢。这当然招来更多的体罚凌辱。后来听说，当要他承认是“叛徒”时，他声辩说：如果说我们是“叛徒”，那么，王通（陈伯达）才真是叛徒。他敢于顶撞揭发当时“炙手可热势绝伦”的大叛徒陈伯达，真正显示了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格。这当然触怒了陈伯达、康生这伙一时得志的小人。胡锡奎同志被关进卫戍区监狱，被折磨而死。他的死，显示了共产党员可杀不可辱的铮铮铁骨。他终其生，不愧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
在建国后政治运动频繁的日子里，胡锡奎同志在“三反”、“反右派”、“反右倾”等运动中，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党委书记，执行“左”的指导思想，错整伤害了一些同志，他是负有责任的。但是，作为老的共产党员，他的本质、主流是好的。总的说，他对同志、对干部是好的。就我亲身体会，他比我大二三十岁，是父辈的人了，他自己身体也不太好，可我每次生病，他总要到医院来看望我。我每次给他写信，他总是很快就亲笔回信。他对工作抓得很紧，中国人民大学办的理论刊物《教学与研究》和校报上的主要文章，他都审阅修改。每次开小会在食堂一起吃饭时，他也谈笑风生，没有什么架子；开会时，对他主持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或者反驳他的意见，我们是没有什么顾忌的，这些都体现了他的好的风貌。他为革命饱经艰险，一辈子辛辛苦苦积极为党工作，最后竟含冤而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史人物的是非功过，得到了公正评价，老一辈革命家胡锡奎同志的革命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缅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