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红军长征的胜利【2】
一、一、四方面军会师，两河口会议，张国焘阴谋篡党夺权和破坏松潘战役计划
1935年6月16日，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懋功县达维镇汇合。6月18日，红一方面军在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下进驻懋功。张国焘看到中央红军在长途转战后大量减员，装备简陋，他自恃人多枪多，就想篡党篡军。
长期被敌人分割的两支红军主力汇合后，红军的行动方向是北上，还是西进或南下？党和张国焘开展了严肃的斗争。
党中央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在四川、陕西、甘肃地区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迎接全国革命的新高潮。北上陕甘，接近抗日的前方，可以推动全国抗日高潮，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早在6月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就发布了《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与蒋介石卖国宣言》。16日，中央军委两次致电四方面军，指出今后一、四方面军的总方针应是向着岷江、嘉陵江之间发展，占领陕、甘、川之省边界广大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但是，张国焘反对党中央、毛主席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对形势作了完全悲观的估计，他认为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长征是中国革命进入低潮，处于“总退却”阶段。因此，他们想求得与国民党军“休战”，苟安一隅，他极力推行他的“西进”政策，主张红军“卷起苏维埃旗帜”，向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退却。
早在两军会师之前，张国焘于5月18日就在茂县私自成立“中共西北特委”，31日，又宣布成立“西北联邦政府”，自任主席，暗示今后中国革命重心在西北的西康、西藏、青海、新疆地区。当时，党中央及时指令张国焘取消“西北联邦政府”。
两军会师后，中央多次电令张国焘率军北上，趁敌胡宗南部主力未到川北战略要地松潘之前，红军沿岷江两岸北上，攻占松潘，取得了松潘这个咽喉要地后，红军就可以顺利地进军甘南、陕南和川北广大地区。6月17日，张国焘复电中央，说什么川北地区给养困难，水深流急，不宜沿岷江北打松潘，而主张向西或向南行进，甚至提出了“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的行动方针。
西康、西藏、青海、新疆人口稀少，经济不甚发展，如果按张国焘的意见退向这些地区，由于远离抗日前线，就更不能推动全国抗日革命高潮。张国焘的方针显然是错误的退却逃跑主义方针。
6月26日，党中央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刘少奇、博古、王稼祥、凯丰、邓发、刘伯承、李富春、林伯渠、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张国焘。会议主要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周恩来副主席代表中央军委作报告，详细地分析了一、四方面军会师的形势，指出今后的战略方针应是向北发展，在岷山山脉以北地区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主张红军迅速前进，攻占松潘，消灭站脚未稳的胡宗南先头部队，向甘肃南部发展；要求两个方面军统一意志，统一指挥。张国焘发言则强调松潘以北地区的情况不明，怕遇到胡宗南的主力部队。他说，打松潘可能遇到胡宗南的20多个团，如果能消灭胡宗南20多个团，则也可以向成都打。他提出“向南、向成都打”或“西进青海”的发展方针，但又吞吞吐吐地说向南、向西也有困难，也要碰上胡宗南主力和川军。他在口头上也赞成军委提出的向川、陕、甘发展的方针，却又说北上有许多的困难和不利条件。
毛泽东主席在会上讲了话，提出应该力争在6月底以前控制岷江以北地区，要迅速打下松潘，才好北上甘南、陕南。如果不迅速打下松潘，天冷了，过草地就太困难了。他并指出四方面军是主张南下打成都的，应向他们做解释工作，一方面军、四方面军要统一认识，统一行动。因为张国焘没有在会上公开表示反对北上，毛泽东主席为尽力争取张国焘共同北，他没有直接反驳张国焘的南下、西进的说法，而是着重从正面阐述为什么要北上的道理。
会上，朱德总司令也主张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刘少奇同志亦表示不同意向南发展，指出不能向成都去。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同志都发言主张向北发展，博古曾讽刺张国焘南下、西进方针好比是“麻雀钻阴沟”，这话曾引起张国焘很大不满。会后，毛泽东还向博古讲过，不要讲这种带刺激性的话。张国焘的意见在会上没有人赞成，他也言不由衷地表示同意北上。6月28日，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打击和消灭胡宗南军，夺取松潘，向甘南进军，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决定还指出：保守、偷安、退却、逃跑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6月29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松潘战役的计划”，决定一、四方面军编成五路大军，迅速北上夺取松潘。张国焘却致电中央，反对集中主力打松潘。他抵制中央军委的军事部署，主张四面分兵出击，实际上他是怕打松潘、平武一线的胡宗南部。
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后大搞分裂主义，他扬言要“审查中央路线”，制造借口说“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未解决”，以刁难中央，纠缠中央，多方进行篡党夺权活动。张国焘指使在他控制下的川陕省委，于7月9日向中央提出改组中央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成员的名单，提出由陈昌浩担任红军总政委。7月18日，陈昌浩又致电朱总司令，提出由张国焘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并要求给军委以“独断决行权”。
张国焘还在背地里指使一些人吹捧他的“革命历史和功绩”，提出要张国焘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党中央果断地驳斥了张国焘这些小组织活动和反党谰言。
张国焘还丧心病狂地把因一直和他的错误作斗争而被他关押的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同志秘密处死，事后诡称为“逃跑投敌”。
张国焘用军阀、政客的卑鄙手段，企图拉拢和收买在一方面军和中央工作的干部。他利用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和张闻天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关系，指使陈昌浩多次找张闻天谈话，希望张闻天以总书记的身份支持张国焘。他还派他的秘书长黄超给彭德怀送牛肉干、大米和银元，游说彭德怀支持张国焘。彭德怀后来回忆说：张国焘“完全是旧军阀那套卑鄙的手法”。张国焘还亲自找王稼祥谈话，进行拉拢。这些同志都看穿了张国焘这种阴谋活动的卑鄙用心，坚定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和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作斗争。
当时只有林彪阴阳怪气地说什么“张国焘路线不正确，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我们才多少人呀？”聂荣臻当即严肃地批评了林彪。
当时，中央政治局毛主席、周副主席为了增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争取张国焘本人改正错误，周恩来副主席向中央提出不再担任红军总政委职务。7月18日，中央军委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
但是，张国焘迟迟不执行松潘战役计划，把四方面军滞留在卓克基一带，按兵不动。从7月初到8月中旬，停留40余天，致使敌胡宗南部主力乘机在松潘集结。张国焘贻误了战机，破坏了红军迅速攻占松潘、进军甘肃南部的计划。如果当时按计划迅速抢占松潘，一、四方面军以50多个团，10万之众的主力红军，完全可以击溃以至消灭胡宗南尚未集结的分散、孤立的27个团，占领松潘地区，打通进军甘肃南部的大路，从而可以避免西绕茫茫草地前进。周恩来同志1943年见到胡宗南时，曾提到这件事，胡宗南说：“当时我们很困难，如果红军一进攻，我们非垮不可。”因为1935年7月上旬，胡宗南部只有一小部分进入松潘，他是守不住的。
到8月初，胡宗南已在松潘集结，川军邓锡侯、刘文辉等部，又重新攻占了松潘等县，企图把我军困死在岷江以西、懋功以北的雪山草地之中。而寒冷的秋冬将到，那一带人口少，粮食少，如再拖延下去，就会因缺食少衣困难百倍。
二、毛儿盖会议，红军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张国焘阴谋危害中央
为了挽救因张国焘贻误战机给红军造成的危险局面，党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3日，张闻天以总书记身份发出通知。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村举行（这次会议，过去的党史书上都称毛儿盖会议。为了准确地标明会议地点，并与8月20日在毛儿盖举行的另一次会议相区别，故将这次会议称作“沙窝会议”）。这是继两河口会议后的第二个最重要的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一、四方面军的一些主要负责干部，会议期间，张国焘假装肚子疼，住在四方面军后勤部基本上不到会。中央只得派周恩来副主席与张国焘联系，来回转达意见。会上，张国焘又提出他退向川康的主张，遭到大家一致反对。8月5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了北上抗日的既定方针，反对南下、西进等各种机会主义的动摇。
沙窝会议及其决议，对贯彻北上抗日方针，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会上，毛主席还作了具体战役计划的报告。张国焘完全孤立，他口头上表示同意会议决议。
由于张国焘拖延攻打松潘，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现。党中央不得不变更进军路线，制定新的作战计划。8月3日，中央军委发布“夏洮战略计划”，要求迅速攻占阿坝，北向甘肃的夏河流域，突破敌人包围线的右侧，向东压迫敌人，以期在洮河流域消灭敌人，然后依托甘肃南部地区向东挺进，创造川陕甘根据地。为此，中央决定成立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任命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杨尚昆为政治部主任（据杨尚昆同志回忆，毛主席对他说，同张国焘斗争要像吃牛皮糖，即有韧性，不要像玻璃，一碰就碎）。同时决定把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分两路齐头北上。右路军由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由前敌总指挥部指挥。中央机关及所属中央纵队随右路军前进，从毛儿盖，过草地，向班佑、巴西一带推进。左路军由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九军团改称红三十二军）和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组成，由红军总司令部指挥（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驻总司令部），从卓克基出发，过草地，经阿坝再向班佑一带跟进。
8月15日和20日，左右两路军分头从卓克基、毛儿盖出发，左路军于19日攻占查理寺，21日占领阿坝。
就在这时，张国焘出尔反尔，反对中央拟定的出班佑，占甘南的计划，提出经阿坝，占夏河，西向青海、甘肃边陲地区退却逃跑的主张。张国焘还利用总政委职权，借口统一指挥，收缴了各军团、各军与党中央联系以及相互间联系的电台密码，使各军团、各军只能和红军总司令部联系，不能直接和中央联系。
为纠正张国焘这一错误主张，8月20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再次召开会议，参加者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邓发、李富春、徐向前、陈昌浩、聂荣臻、李先念、林彪。毛主席在会上作了报告，讨论后，做出了《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指出红军主力应速占以岷川为中心的洮河流域，向东发展，取得陕甘之间广大地区。指出走西康、青海是最危险的退却方针，将被敌人封锁困死在那里。
中央军委派一军团二师四团佯攻松潘。毛主席对四团干部说，敌人以为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草地，北出陕甘，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道路。
8月20日，右路军先头部队出发进入草地。24日，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我军如果走向洮河、黄河以西，敌人将在东岸封锁我们，对我极不利。左路军应迅速出墨洼、班佑，与右路军一起打向洮河以东。徐向前也多次电告张国焘，要左路军立即走班佑，向夏河以东洮河、岷州前进。
右路军在草地艰苦行军7天，于8月底胜利到达班佑、巴西地区。这时左路军也过了草地，到达阿坝地区。
8月29日，右路军攻占包座，消灭胡宗南第四十九师，取得很大胜利。
9月1日，毛泽东、徐向前同志联名致电张国焘，指出，右路军正等候左路军速来班佑，应乘包座战役胜利后的有利形势，集中右路军和左路军主力，向甘南岷州一带打出去。
左路军先头部队已进到阿坝地区东部的噶曲河边。这条河并不大，夏季下暴雨时有洪水下来。河水时涨时消。朱总司令亲自测量水深只到马肚子，水流也不很急，完全可以徒涉。张国焘却借口噶曲河涨水，9月3日，强令已向班佑进发的先头部队退回阿坝。张国焘致电中央，谎称：噶曲河不能徒涉，粮食只够吃3天，并胡说“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他又抛出了他对抗中央的南下计划，并要右路军南返回击松潘之敌，左路军备粮后也退回松潘。
前敌指挥部政委陈昌浩，这时也转而积极支持张国焘的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南下主张。
这时，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在巴西，党中央和三军团驻在离巴西以北十几里的牙弄一带。一军团作为右路军的先头部队，已北进到俄界地区（鄂盖）。为了做万全的准备，彭德怀同志指示电台人员另编密码本，恢复了同一军团的电台联系。
为了争取陈昌浩和四方面军北上，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从牙弄到巴西开会，说服陈昌浩放弃南下的主张；同时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要右路军回头南下是错误的，要张国焘立即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在中国革命的这个紧急关头，张国焘竟于9月8日从阿坝给陈昌浩发了一封密电，要陈昌浩胁迫中央和左路军南下，企图危害党中央。这封密电发到前敌指挥部时，陈昌浩和徐向前同志都到三十军驻地去了。译电组长就把这封密电交给了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叶剑英同志一看，情况严重，赶紧骑马到牙弄，把密电交毛主席看了。这时，周副主席、王稼祥等同志的病情很严重，部队的伤病员也多，如果张国焘这一阴谋得逞，红军内部互相打起来，这不仅使亲者痛，仇者快，而且会使中国革命毁于一旦。
于是，中央书记处紧急开会，决定率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及中央军委直属纵队共8000余人，迅速脱离险境，先行北上。
叶剑英同志立即赶回巴西前敌总指挥部，带上早已准备好的缴获敌军的十万分之一的陕甘地区军用地图，与杨尚昆等一起，连夜赶向党中央预定的新的集合地阿西。
当晚，党中央用林伯渠同志主持的财经委员会名义下达通知：部队下半夜两点钟，出发割麦子，筹粮食。部队2时出发，拂晓时，到达了离巴西约20里的阿西，天亮时，叶剑英、杨尚昆同志也赶到了，还带来了军用地图。中央红军继续沿包座河上游小道前进，经过两天的急行军，于9月11日到达甘肃南部边境的俄界。
9月9日清早，陈昌浩发现党中央和一、三军团先行北上，他和有些人吵吵嚷嚷，说要派兵追赶。徐向前同志严肃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才制止了“派兵追赶”这种险情的发展，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大灾难。
党中央在北上路途中，多次致电张国焘，说服他北上。张国焘在12日致电中央和一、三军团说北上“不拖死也会饿死”，同时竟又电令徐向前、陈昌浩私率右路军中原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南下。
党中央随三军团到达俄界与一军团会合后，9月12日，召开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俄界会议），到会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博古、邓发、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杨尚昆、凯丰、彭德怀、聂荣臻、李德。毛主席报告了关于同张国焘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指出张国焘、陈昌浩的机会主义方针和军阀主义、分裂主义的错误和危险。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有的同志主张开除张国焘，毛主席不同意，说许多指战员还不知道领导上的斗争，决议只发到中央委员一级。
1935年9月19日，中央红军一、三军团到达甘南哈达铺，休息7天，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支队”（又称陕甘支队），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兼政委，王稼祥、杨尚昆为政治部正副主任。在榜罗镇，看到国民党的报纸上说“陕北共党猖獗”，才知道刘志丹部、徐海东部等在陕北开展土地革命，革命斗争很活跃；才知道有陕北革命根据地。党中央决定最后到陕北落脚。中央红军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同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三、张国焘分裂红军南下，擅立伪中央，从南下“惨败”到被迫北上
党中央在北上途中，连续七次致电张国焘，说服张国焘放弃南下计划，随中央北上，张国焘均拒不受命。1935年9月15日，张国焘在阿坝召开四川省委扩大会议，公开策划反党反中央。会议是在一个喇嘛庙里开的，会场旁边演戏台子上挂着一个横幅，上面写着“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会上，张国焘首先发言，他对抗党中央关于北上方针的决定，公然攻击党中央的方针是退却逃跑路线。并且一再逼迫朱总司令表态。张国焘的秘书长黄超还骂朱总司令是“老糊涂”、“老右倾”、“老顽固”。朱总司令郑重宣布自己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接着，张国焘的斗争矛头又指向了刘伯承同志。
阿坝会议一共开了两天，做出了所谓的“阿坝会议决议”，污蔑中央北上抗日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把张国焘向南逃跑的路线美化为“进攻路线”，提出了“南下打成都吃大米”的口号。
阿坝会议后第二天，9月17日，张国焘发布“南下命令”，声称“大举向南进攻，首先赤化四川”。
9月17日晚，红三十军再经草地抵达毛儿盖。18日晚，红四军也穿过草地回到毛儿盖。同日，张国焘致电三十三军王维舟同志，要他们也重过草地坚决南返。
9月下旬，部队分别集结于马塘、松冈、党坝、梭磨一线。张国焘自恃有8万红军，势大力强，公开打出了反党旗号。10月5日，在松冈的卓木碉成立了伪中央、伪中央政府、伪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伪团中央。张国焘自封为伪中央主席，还强行把朱德、刘伯承和一方面军五、九军团的主要领导干部也列入伪中央委员会的名单。朱德同志明确地对张国焘说：我不赞成你那一套，我不能反对中央。张国焘在宣布成立伪中央时，曾宣布从中央委员会开除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等同志。张国焘还出版了伪中央的机关刊物，由后来跟着张国焘叛变革命的郭潜（即陈然）担任主编；设立了“红色中华社”，成立了“中央党校”、“红军学校”；还在川康一带建立了大金省委和地方政权机关，进行了一系列反中央的宣传和组织活动。
从10月17日起，由于南下的四方面军指战员英勇作战，刘文辉、杨森两部川军抵挡不住望风而逃，红军连克丹巴、懋功等地。
10月24日，部队南下翻过夹金山，向宝兴、天全、芦山之敌发起进攻。战役开始阶段，红军进展顺利。11月9日在天全击溃敌刘文辉部，12日又在芦山击溃退敌孙震部。接着又攻占名山。面对这种暂时的局部胜利，张国焘洋洋自得。11月12日，在给一、三军团及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张国焘夸大并吹嘘天全、芦山战役的胜利。但是，就在这时，敌刘湘部的主力已经集中，红军面临着围攻的敌人共达80多个团，张国焘南下方针造成的危险已经开始显露。但是，他仍要与刘湘主力在邛崃、大邑一带决一死战，命令红军竭尽全力向邛崃推进。11月16日，红军攻占了名山东北要镇百丈，这时，红军东、南、北三面受敌。敌人以十几个旅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进行疯狂反扑。红军苦战七昼夜，不得不在11月下旬撤出百丈一带阵地。百丈战斗是南下以后最激烈的一次战斗，红军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伤亡四五千人。12月中旬，荥经一战，红军又牺牲了几千英勇儿女。
这时，张国焘仍念念不忘他那个伪中央，继续进行其反党分裂活动。1935年12月5日，张国焘竟给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发电报，要党中央和一方面军改称“党的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1936年1月6日，张国焘致电已经到达陕北根据地的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即张浩）同志，继续污蔑党中央的路线是“机会主义路线”，是“失败主义的严重右倾”。
在获悉张国焘成立伪中央后，中央政治局在1936年1月22日作出了《关于在党内公布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同日，中央电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一切反党的非法组织。1月24日，林育英同志代表共产国际致电张国焘，明确指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电报还责令张国焘取消伪中央，成立西南局。这个西南局暂直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张国焘与中央的争论可提交共产国际解决。同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为维护党的统一，也为挽救张国焘，曾致电张国焘，令其取消伪中央，成立西南局并可直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暂时与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这表明了党中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解决内部斗争的英明方针，表明了党中央为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为挽救犯错误的同志的一片诚意和极大的耐心。
中央到达陕北后不久，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并于12月25日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1936年1月26日，党中央将此决议的内容摘要电告张国焘。但是，张国焘接到这一决议后竟大骂中央的决策是对阶级敌人投降，是叛党。还骂和资产阶级搞统一战线就是放弃无产阶级利益，等等。经过朱德总司令的耐心解释与说服，张国焘才表示把这一决议当作共产国际的指示而接受。第二天，1月27日，张国焘给林育英、张闻天两同志发了一封长电，言不由衷地表示“在原则上完全同意”党中央1935年12月25日《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还文过饰非地放出“目前策略路线渐趋一致，应急谋党内统一”的空气。
1936年2月中旬，敌薛岳部向天全、芦山地区的我四方面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我军被迫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地区，再度翻越夹金山，向西康东北部的甘孜一带藏民地区转移。
从1935年9月中旬张国焘私自率部南下，四方面军经过五个来月的艰苦转战，虽然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终因张国焘分裂红军南下路线的错误，一直处于孤军奋战，一直处于强大敌人的围攻中，根本未能打开一个胜利局面，未能建立一个稳固的根据地，不得不随时流动。5个月的连续苦战，使红军丧失了大量的有生力量。南下时，四方面军共有8万人，这时只剩下了4万。后来，部队西进到甘孜地区进行整编时，四方面军原有的65个团，只剩下28个团。张国焘南下路线使无数革命同志英勇牺牲，使红军主力大受损失。残酷的实践使人们认识了党中央关于“南下是绝路”的英明预见，使人们认识了张国焘分裂红军南下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危害。
甘孜一带是藏民居住地区。这一带本来就人烟稀少，经济落后，粮食缺乏，现在几万红军驻扎在那里，粮食更加紧张。红军在这一地区实在难以生存发展。
5月26日，中央又电询四方面军“今后具体行动方针”。在中央的耐心说服和亲切关怀下，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渴望北上与中央会合，纷纷要求张国焘撤销伪中央。这样，在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的一再敦促下，在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的强烈要求下，在南下失败、西进不利、处境窘迫的情况下，张国焘在6月6日召开所谓“中央纵队活动分子大会”。他在会议上虚伪地表示“我们不但在政治上完全得到了一致，而且组织上也得到了统一”。他不得不宣布取消伪中央，成立西北局。但是，他在讲话中依然继续污蔑中央北上方针，大言不惭地胡说什么“我们南下以来得到极大的胜利”。
从1935年10月5日宣布成立伪中央，到1936年6月6日被迫撤销伪中央，整整8个月期间，张国焘骄横跋扈，称王称霸，做了许多坏事，同时也宣告了张国焘路线的破产。
这时，陈济棠、李宗仁等发动了两广事变，蒋介石从陕、甘抽调兵力到湖南、江西一带布防，造成了我军向甘南发展的有利形势。党中央一再催促四方面军，迅速北上。6月10日，张国焘被迫电告林育英同志和党中央，称拟于6月底出动。但是，他仍然不按中央的军事部署行动，而企图向夏（河）洮（河）西北行动。
1936年6月下旬，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等同志率领的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与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师。由于红军总司令部的电台控制在张国焘手里，张国焘早就借口红军统一指挥，收缴了各军团和中央直接联系的电台密码。张国焘以红军总司令部名义向二、六军团发电，要他们长途绕道贵州、云南，进入西康，与四面方军会师。二、六军团进入甘孜地区后，受到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的热情欢迎，充分显示了两支主力红军兄弟般的亲密团结。甘孜会师后，二、六军团奉中央军委命令，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二、四方面军会师后面临的共同任务，就是迅速北上与中央会合，创立以陕甘宁为中心的西北抗日根据地，推动和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
7月1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到达甘孜会见朱总司令和张国焘。第二天，在甘孜召开了二、四方面军领导干部联席会议。这时，张国焘借筹粮，主张在西康地区再停留一些日子，迟延北上时间。朱德、任弼时等同志坚决反对这个错误主张。任弼时明确指出：会议开完后，应立即北上，和中央会合。绝不能单独去青海。这时，曾经一度追随张国焘、坚决执行南下逃跑方针的陈昌浩也被朱德等同志说服，主张北上和中央红军会合，张国焘孤立得很。最后，会议确定了二、四方面军立即北上与中央会合的方针。7月27日，中央电告正式批准成立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
8月1日，二、四方面军经过一个月的行军作战，终于穿过草地，胜利到达巴西、包座一带。这时，两个方面军紧密团结，士气十分高涨。
在二、四方面军出草地的时候，中央在8月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准备三个方面军互相配合，消灭敌毛炳文部，牵制与迟滞胡宗南对西北的进攻，先机控制西（安）、兰（州）大道，实现三个方面军的会合。然后攻打宁夏，打通与外蒙、苏联的国际交通线。但是，在攻占岷县、临洮等地后，张国焘又企图在这一带停顿下来，不愿继续北上与中央会合。
党中央为了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组成了由彭德怀、聂荣臻、左权等同志率领的西征军。这时，西征军也进入西康公路以北固原地区。中央为了争取主动，掌握先机、地利，于9月19日又制定了在静宁、会宁地区以三个方面军主力会合、打击胡宗南为目的的“静（宁）会（宁）战役计划”。张国焘又一次同中央对抗，拒不执行静（宁）会（宁）战役计划，竟私自命令部队自通渭、渭源、漳县地区向西撤退，企图渡过黄河，经青海西宁大道翻越祁连山进入甘肃西部。张国焘的这一行动，破坏了整个战役部署，使敌毛炳文、王均部摆脱了它原来被动孤立的局面，使敌胡宗南部五个师得以乘机集结，摆开阵势，张国焘这次向西逃窜，破坏了整个战役计划，还给二方面军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局面。
在这紧要关头，西北局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会议，整整开了一夜。会上张国焘仍然坚持他那套反对北上和中央会合的错误主张。朱德、任弼时等同志对张国焘又一次反党反中央、分裂红军的阴谋，进行了严肃的不调和的斗争，坚决主张迅速北上与中央会合，坚决执行中央的静会战役计划，要张国焘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不得西出青海。岷州会议上，几乎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赞成北上和中央会合，张国焘无可奈何，假惺惺地说：“好，党内是民主集中，我牺牲个人意见，同意北上。”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又一次挫败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
会议刚结束，张国焘就一口气跑到前敌总指挥部所在地漳县，他根本不传达中央关于静（宁）会（宁）战役部署，不传达会议决定的北上和中央会合的方针；相反地，张国焘利用广大干部和战士根本不知道中央、西北局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主张，煽动他们反对北上和中央会合，坚持分裂红军西进青海。张国焘口是心非、出尔反尔的军阀政客手段始终不改，每当紧要关头，他这套破坏手法就顽固地表现出来。9月23日，西北局在漳县再次召开会议，对张国焘破坏岷州会议决定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徐向前、陈昌浩等四方面军领导同志坚持岷州会议决定，坚决要求率部北上和中央会合。
可是，9月26日，张国焘又致电曾传六同志，擅自命令部队“由兰州西渡河，先占领甘北”。张国焘用先斩后奏的手法电告中央，“四方面军已照西渡（黄河）计划行动”，以既成事实来要挟中央。9月27日，中央回电明确命令张国焘停止西进，并要原先在通渭的部队立即回占通渭，其余部队迅速北上。
由于张国焘一再拒不执行中央的战役部署，破坏了红军的统一行动，延误了战机，致使敌胡宗南、毛炳文、王均等部迅速集结占领所有阵地。红军继续北上，处境十分被动、险恶，通过西兰公路时险些被敌截断。红军以大无畏的精神，克服了张国焘分裂主义造成的险境。经过艰苦奋战，10月8日，一、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10月22日，二方面军与一、四方面军会师。
全国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终于实现了。长征“以我们的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长征在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长征的胜利开创了伟大抗日战争的新局面。
从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合，到1936年10月三个方面军会宁会师，是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党的罪恶活动最频繁最猖獗的时期。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南下”、“西进”阴谋，使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历尽千辛万苦，屡遭险境。四方面军的英勇战士三过草地，四次越雪山，忍受着无法想象的各种困难，与强敌周旋、鏖战，付出了重大的牺牲。成千上万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有的倒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中，有的被雪山、草地的恶劣环境吞噬了生命，张国焘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由于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耐心的教育和争取，迫使张国焘不得不率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一同北上，克服了张国焘分裂主义可能造成的更大危害，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在会宁的胜利会师。在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关头，党中央、毛主席在和张国焘反中央的分裂主义进行坚决严肃的斗争的同时，对受张国焘错误路线影响的人以及张国焘本人，都采取了耐心的、等待其觉悟的原则态度，终于团结了全党、团结了全体红军指战员，纠正了张国焘路线，排除了在中国革命紧急关头张国焘分裂主义给中国革命可能造成的大灾难，这充分显示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和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