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科学和民主精神——学习周恩来同志著作《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145】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的一生，是为真理而奋斗的一生。从五四运动时代起，青年周恩来就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寻求解救中国的真理。在他当时的大量文章里，充满了反对封建教条，追求真理，善于思考，敢于创新，不迷信、不盲从，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充满了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偶像崇拜，反对专断独裁的民主精神。发表于1922年9月《少年》杂志（《少年》后来改名《赤光》，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机关刊物）第2期的《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就是一篇杰出的代表作。
1921年到1924年，周恩来在欧洲勤工俭学之时，正值各种社会思潮在欧洲广泛流传。旅欧中国学生中也派别林立，各自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马克思主义同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宗教迷信的唯心主义宣传也颇为猖獗。当时，英国著名的学者罗素说“马克思主义已成了宗教”；“旅法学界中有些人”，也写文章，“竟以共产主义与宗教同列”，“谓共产主义具有宗教精神”等等，把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看做是宗教教义，把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当作宗教教主，视共产党人为宗教教徒。这种荒谬的思想，曾经在革命阵营内部造成了混乱，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真理，分清思想理论是非，当时年仅24岁的周恩来就写下了《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这篇文章，系统地批驳了种种谬论。半个世纪过去了，在思想理论战线深入进行拨乱反正，破除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思想的今天，重温周恩来这篇著作，倍感亲切，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本文所引周恩来的话，均见《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一文。）
共产主义是科学信仰，不是宗教迷信
周恩来论证了科学信仰同宗教迷信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指出：共产党人相信马克思的学说是出于科学的信仰，而不是宗教式的迷信。他认为，社会改革“当重科学精神”，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所提倡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科学”，共产党人“信仰”“纯本科学精神探求出来的共产主义”。这种科学“信仰”，绝不是“迷信”，绝不是“锢蔽思想”的宗教精神。我们之所以信仰共产主义，是因为这个“理论与方法”，能“用在‘实际’上来‘试验’”，“合乎科学精神”，而被证明为科学真理。因此，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愈明，信愈真，感愈切，革命的精神遂能愈久而愈坚”。
周恩来非常强调“培植”“趋重‘实际’的精神”，认为社会改革和科学实验都“不可离它须臾”，无论是革命导师马克思，还是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安斯坦（按，即爱因斯坦），都具有“趋重‘实际’”的科学精神。周恩来说，马克思本着科学精神，才创立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学说，不然“共产思想还存留在乌托邦中”，“牛顿没有它（按，指趋重实际的科学精神），引力原理未必发明，安斯坦没有它，相对论不会出世。”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如果我们党没有周恩来所说的这种“趋重实际”的精神，就不可能做出拨乱反正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从而也不可能出现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和实现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更谈不上实现四个现代化。
周恩来在论证划分科学与迷信的界限时，着重指出实际的试验是鉴别是不是科学真理的标准。他写道：“迷信与信仰何别？别在其所信的理论与方法，能否用在‘实际’上来‘试验’，换过来说，便是能否合乎科学精神。”说得何等明白：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才是科学，否则只能叫迷信。他坚决反对迷信与盲从，指出宗教迷信是“‘牺牲弱者庇护强者’，长人依赖性，诱人容忍，‘锢蔽思想’”的“人类中的一种毒药”。他强调，“再申谈一句，凡有所‘信’，都不应趋越于理智范围之外，出此便为‘迷信’”。在50多年的革命实践中，周恩来坚决信守并身体力行这个马克思主义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提倡发挥全党的创造精神，反对制造现代迷信的愚民政策，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纯洁性，同王明一伙的“左”倾教条主义和林彪、“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周恩来关于信仰科学、反对迷信的教导，是我们解放思想，冲破禁区，肃清林彪、“四人帮”流毒的强大思想武器。“四人帮”垮台后，有的同志思想僵化，以“高举”、“维护”为名，有意无意地继续搞林彪、“四人帮”的“句句是真理”的“顶峰”论那一套，不许越雷池一步，不许创新和发展。你要拨乱反正，你要实事求是，他就把“砍旗”的大帽子压将下来。这套反科学、反民主的思想作风，在理论上，是极其错误的，它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是背道而驰的，同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是针锋相对的；在实践上也是根本行不通的。这些同志的言论，不就是周恩来揭露的“长人依赖性，诱人容忍，锢蔽思想”的一剂“毒药”吗？
革命首领是人不是神
革命领袖不是“天生的圣人”，而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一些杰出代表。周恩来指出，共产党人不要把革命首领看成神，因而不能像“教徒对于神父牧师只有迷信，即心知其非，口亦不敢言”，应当“一方服从领袖的指挥；一方时时监督其行动”。就是说，要崇尚科学、信仰真理、发扬民主，正确实行民主集中制，不要把领袖当作偶像来崇拜。无产阶级的领袖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形成的。由于他们与人民群众息息相通，忠于革命事业，比一般人有更高些的智慧和才能，率领人民推进历史发展的进程，因而理所应当地得到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但是，领袖并不是神仙，他的认识也要受时代和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对事物的本质和运动发展的规律往往不能一下子看清和掌握。因此，再英明的领袖也不可能“明察秋毫”，“洞察一切”，做到百分之百的绝对正确，不犯任何一点错误；由于种种客观原因，领袖人物也会受蒙蔽和欺骗。可见，任何政党和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不犯错误的人，全世界一个也没有。任何领袖，要使自己的领导保持比较地正确，就需要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善于倾听逆耳之言，创造条件，使广大群众对自己的言行进行“时时监督”。党规国法应该保障党员和群众监督、批评任何领导人的民主权利。这是保证领袖们少犯错误，或不犯大的错误，使革命事业免遭不应有损失的一项基本条件。林彪、“四人帮”把人民群众对领袖的正当批评，诬陷为反党、反革命，那一套专制主义作风，必须彻底地批判，坚决地废止。
周恩来认为，在党内搞奴隶主义和绝对民主化都是要不得的，指出：“共产党当然不要‘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自由论者，但共产党也决未曾想造出蠢如鹿豕只知服从的党员。”他把有无民主生活看做区别革命军队和旧式军队的重要标志，“旧式的军队除掉被愚弄和服从外，无他事，今日的红卫军却有了劳兵会议。”他强调“军队如此，他种组织更不待言”。
我们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实践，充分证明了周恩来提倡科学精神、坚持民主原则的正确性。惨痛的教训告诫我们：一个党，如果迷信盛行，专制成习，野心家阴谋家势必趁机夺权，窃据要津，血洗革命力量，造成亡党亡国的现实危险。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活中，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那种为了真理和正义而赴汤蹈火、决不反顾的彻底革命精神，旗帜鲜明、毫无顾忌地向领袖们直抒胸臆。像周恩来所指出的，不做“心知其非，口亦不敢言”的教徒式党员；要坚决反对吹牛拍马、看风转舵、谄媚取宠等助长错误发展的误党、误国、害民的劣恶行径；要坚决揭露言行不一、上谗下骄、陷害忠良的奸臣、佞臣作风，揭穿两面派、野心家和阴谋家，使林彪、“四人帮”一类制造的现代迷信丑剧不能再现。
领袖要服从集体的决议
坚持民主集中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是共产党人的崇高职责。周恩来激情满怀地赞扬列宁遵守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模范行动。当时，旅法学界中有人著书立说，攻击苏联是“以首领上意志强迫人民服从”。周恩来针锋相对质问：“著者亦曾知赤俄政治上的首领服从劳动会议（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人民委员会的决议么？著者亦曾知劳动会议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常变更人民委员会的决议么？而劳动会议代表更有为无产阶级中人撤换的事么？”这一连串抓住实质的质问和阐述，说明早在20年代初，周恩来对于在苏维埃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战略意义的民主和法制，已经给予充分的重视和认真的研究。他指出，以列宁为首领的“赤俄……的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得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它代表和“拥护被压迫阶级利益”，“主张共产革命”，“消灭私有制度”（《共产主义与中国》），以达到“消灭阶级界限”、“铲除痛苦的根源”；同时，它具有保证实行民主和法制的比较完备的制度，人民的权力机构拥有立法权和罢免权，可以“变更人民委员的决议”，“撤换”国家工作人员直至“首领”，“首领”不能凌驾于“劳动会议、中央委员会以及人民委员会”之上，而要“服从”它们的“决议”。就是说，不是把无限的权力集中在某个首领的手里，而是集中在有一定任期的、用选举产生的党和政府的集体，以保证“首领”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主人这一原则不被颠倒。
周恩来的正确思想，同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两相对照，从正反两个方面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深切认识，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历来主张，共产党“要搞阶级独裁，如果搞个人独裁，那就不好”。那种由一两个人擅自决定党和国家重大问题的危险做法，必须永远废止。经验证明，要坚持集体领导，维护民主和法制，单有纸面上的总结经验是远远不够的。本来，坚持集体领导是我们党的传统。特别在1956年党的八大时期，党中央正确总结了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斯大林晚年的一些错误，例如制造个人迷信、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肃反扩大化等，做了科学总结，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批评。但是，后来一些正确原则并未得到实行，特别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坚持集体领导的方针和党的八大制订的正确原则反而受到更大破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鉴于我们党是执政党，以及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惨痛教训，因此，特别需要重申党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并强调“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毛泽东选集》四卷本，516页）。这一纪律的精神实质，就是要发扬我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由党的集体而不由任何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的传统，防止和反对个人突出、个人包办和个人专断。“个人服从组织”，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建党原则的最根本的大前提，任何个人，包括领袖都应当服从党的组织。周恩来不仅在理论上阐明了党的这一组织原则，而且在他一生的实践中，始终把自己置于组织之中，而不是之上，他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我们应当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教导，学习周恩来一贯身体力行的党性原则，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组织原则再颠倒过来。
肃清旧毒，扶植新芽
执政的无产阶级要警惕旧制度旧势力的复辟，把革命进行到底。周恩来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的过渡期中，要不断革命，“要肃清旧毒，扶植自由的新芽。”他预言，如果不把“旧制度旧思想”的“毒”肃清，“还得请出‘沙’（指旧俄沙皇统治），请出克伦斯基政府来。”三十几年后苏联赫鲁晓夫篡党、大搞对他自己的个人迷信，以及随后勃列日涅夫上台，成为对外扩张主义的“新沙皇”，四十几年后林彪、“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横行，完全证实了青年时代的周恩来的远见卓识。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周恩来指出的“肃清旧毒”“扶植新芽”的艰巨任务，有待于我们通过严重的斗争来实现。我国经历了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封建宗法思想根深蒂固。同科学与民主相对立的封建意识、专制恶习和各种愚忠愚孝、愚昧无知的现象，以及流氓无产者和小生产者的所谓“砸烂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极端民主化思潮，并不会因为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而自行消失，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清除干净，稍有放松，这些陈腐的东西就会腐蚀我们党的肌体，甚至侵害我们的心脏。因此，今天我们要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就要大力宣传科学思想，破除迷信，极大地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肃清旧毒，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芽，在中国大地上茁壮成长，开花结果。
接过周恩来高高举起的科学与民主的光辉旗帜，学习周恩来探求真理、捍卫真理、发挥真理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献身精神，实现周恩来终生为之奋斗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事业，这就是我们对周恩来诞辰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