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商族的兴起和商代方国联盟的发展
商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直接文字记载的朝代。从20世纪初开始，随着内容丰富的甲骨文字的发现和瑰玮多姿的殷代青铜器的大量出土，人们对于商王朝的认识才极大地丰富起来。在夏王朝之后的五六百年时间里商王朝占据了我国历史发展的主导地位。
一、商族的兴起
商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多年来，学者们从晚商时期商王建都于今豫北地区这个确定的事实出发，“上穷碧落下黄泉”，努力追寻商族起源的地域。概括说来有东方说、西方说、北方说三种意见。
第一，东方说。《史记·殷本纪》谓商的始祖契“封于商”，王国维认为此商在今河南商丘，《世本》谓“契居番”，王国维疑即《汉书·地理志》所载的山阳郡薄县，在今山东滕州市【8】，所以商族源于东方。此后，傅斯年先生撰《夷夏东西说》【9】，指出“商代发迹于东北渤海”，所辨甚详。近年专家对东方说做了全面论证。东方说的主要论据是商族以鸟为图腾，而古代东方诸族亦以鸟为图腾。《礼记·缁衣》所引《商书》有“尹躬天（先）见于西邑夏”，既称“西邑夏”，则商当在其东。东方说在考古资料方面缺少证据【10】，而且对于商先祖传说中的一些问题取回避态度，所以，尚须要进一步探讨。
第二，西方说。这是一种古老的说法。《史记·殷本纪》谓契“封于商”，集解引郑玄曰：“商国在太华之阳。”皇甫谧曰：“今上洛商是也。”正义引《括地志》曰：“商州东八十里商洛县，本商邑，古之商国。”这些说法表明汉唐间人认为商族源于今陕西一带。近代以来无持此说者，近年的“西方说”主张的是商族源于今晋境。《尚书·尧典》多次提到商的先祖契，舜还命契为司徒。专家曾论证晋南陶寺遗址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尧舜部落有关。与尧舜部落关系密切的商族发源地当在今永济至华县间。还有的专家认为舜的活动在今晋南，契为舜后，因此也应在今晋南，近年，晋南垣曲古城镇的商城遗址被认为即成汤亳都的遗存。西方说所遇到的一个主要困难是今陕晋一带多为夏周势力范围，考古发现的早商遗址不多，垣曲古城镇遗址是否亳都尚无确证，所以，要使西方说为大家接受，尚须时日。
第三，北方说。专家依据《荀子·成相》“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的说法，指出确定商族起源的关键在于弄清砥石地望。《淮南子·墬形训》谓“辽出砥石”，高注：“砥石，山名，在塞外。”契称玄王意即北方之王。《左传》昭公九年把燕亳与肃慎并列，故当相邻。这些都说明商族源于北方。近年，辽西等地的红山文化新发现引人注目，干志耿等同志提出“红山文化是商先史事遗迹”【11】，是很可注意的说法。
总的说来，诸家关于商族起源问题的探索都具有开创意义，涌现出不少精辟见解。但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商族起源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值得注意的是，较早的文献记载对于商族的起源有明确的说法，如，《诗经·长发》“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就是如此。后来屈原《离骚》也提到有娀氏女，说“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这些说法虽然明确，但却很简单，以后便逐渐复杂起来，《吕氏春秋·音初》说：
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
玄鸟北飞和“始作为北音”，表明《吕氏春秋》的作者认为有娀氏位于北方。在这个传说里，有娀氏女还没有“丈夫”，这显然是许多汉朝人想不通的事情，于是《史记·殷本纪》、《诗经·长发》毛传、《淮南子·墬形训》高注等都说有娀氏女为帝喾高辛氏的“次妃”。其实，这种“拉郎配”的做法并不高明。从古史传说的世系情况看，简狄和契正处于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交替的时代。简狄无夫而生契，乃是有娀氏尚为母系氏族的反映，她也不可能是帝喾的什么“次妃”。
有娀氏的“娀”字，从戎从女，应当和戎族有直接关系，或者可以视其为母系氏族的戎族。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文献常将戎与殷、商合称，这应当和商族源于有娀氏有关系。《尚书·康诰》：“殪戎殷。”《国语·周语下》引《泰誓》：“袭于休祥，戎商必克。”《逸周书·世俘》：“谒戎殷于牧野。”《逸周书·商誓》：“肆伐殷戎。”以上几例，皆为其证。这些例证中的“戎”字过去多释为“戎，兵也”或“戎，大也”，似不确。其实，这里的“戎”，乃是上古时代殷商族属起源的标志，犹周之称姬周然。《史记·秦本纪》宁公二年“遣兵伐荡社。三年，与亳战，亳王奔戎。”索隐：“西戎之君号曰亳王，盖成汤之胤。”此亳王为成汤后嗣的说法是可信的，其为西戎之君，可见其族属当为戎。此又为商源于有娀氏之一证。
关于有娀氏的地望，《史记·殷本纪》正义说在蒲州，为汤败夏桀处，后世称为“有娀之墟”。若此，则有娀氏在今晋境，但这已经是夏末之事，夏代以前及其前期的有娀氏是否在今晋境还是一个问题。我们已经指出，有娀氏是尚处于母系氏族形态的戎族，而戎族最初是居于北方的。《山海经》多反映我国上古时代原始部落分布情况，其中，“犬戎”和“犬戎之国”皆在《大荒北经》，“犬封（戎）国”在《海内北经》。《大荒北经》、《海内北经》，所记皆我国北方各地的情况，极远者到我国东北的北部，甚至更北一些地方。如谓“烛光，处河大泽，二女之灵能照此所方百里”，这可能是关于极光的传说。又如所记“肃慎氏之国”、“朝鲜”等亦在东北。“玄鸟”在《山海经》中凡两见，一在北海之内的“幽都之山”，一在东北海之外的“附禺之山”，亦在我国北方。可以推测，犬戎最初当在我国北方，特别是今辽西、冀北一带。《淮南子·墬形训》：“有娀在不周之北，长女简翟，少女建疵。”《吕氏春秋·喻大》高注：“不周山在翟。”翟即狄。狄在我国北方，这是古代人们的常识，故屡有北狄之称。特别是翟地的上古部族为子姓，与商族为子姓相合，更应引起重视。《史记·赵世家》：“主君之子将克二国于翟，皆子姓也。”翟（狄）为子姓，是为其证。商的始祖母称简狄，可见商族与狄（翟）密切相关。战国秦汉间人常把周边诸族配以四方名称，谓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而实际上多是蛮夷连用，戎狄并称。《左传》襄公十一年谓“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史记·周本纪》谓“奔于戎狄之间”，皆其证。《说文》：“狄，北狄也，本犬种。”《诗经·民劳》毛传和《方言》均谓“戎，犬也”，因此，古文献里的犬戎或当为狄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晋献公娶“小戎子”，或谓“子”为其姓，甚是。可见，戎有子姓者。简狄为有娀氏女，亦可见上古时代的戎狄并无界限。上古时代的戎狄播迁甚广，影响很大。《公羊传》僖公四年说：“狄者何？长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齐，一者之鲁，一者之晋。……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夏末有娀之墟当为赴今晋境之戎狄的故居。上古诸族尽管迁徙流移，但一般总有一些留居于原处。西周初年，“戎大出于（？），井侯博戎”（《臣谏簋》），（？），在今河北元氏县，是时，戎仍有居于今冀北者，故能南侵至（？）。戎族在两周之际有称北戎或山戎者，齐桓公时，“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史记·齐太公世家》）。这个记载里的山戎、燕、孤竹的地域当相近。孤竹地望，业经考古资料确定在今辽西、冀东北一带，燕则主要在今冀北，山戎也当在这个区域。春秋时代，北戎、山戎等为诸夏边患，如《左传》记载鲁隐公九年“北戎侵郑”，桓公六年“北戎伐齐”，庄公三十年“齐人伐山戎”，庄公三十一年“齐侯来献戎捷”，僖公十年“齐侯、许男伐北戎”等，这些材料所反映的北戎、山戎地望当在齐、燕以北地区。直到南北朝时，北方的高车国仍为“古赤狄之余种”（《北史·高车传》）。以上这些材料表明，上古时代的有娀氏的地望应在今辽西、冀北一带，既然商族源于有娀氏，那么商族的起源地也应当在这个地域。
红山文化是我国北方地区一种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20世纪30年代被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地区，后来陆续有不少发现。红山文化遍布的地区东起辽河，西到内蒙古的锡林浩特到河北张家口一线，北到西拉木伦河西侧，南到大、小凌河和燕山。红山文化的年代约从距今七千年前到距今四五千年之间。红山文化与后来的商文化有一些相似因素。首先，在宗教祭祀方面，红山文化有规模宏大的处于苍翠峰巅的公共祭祀场所，还有众神济济、主宾有序的神庙殿堂，形成了一个神的世界。这些与举世闻名的商代规模宏大的祭祀情况是相同的。其次，红山文化玉器的主要题材是龙、虎、龟、鱼等动物，商代玉器与之相似。辽宁阜新红山文化墓葬出土的玉鹗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鹗尊有异曲同工之妙。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出土有猪龙，内蒙古翁牛特旗出土有玉龙，其形状与甲骨文“龙”字颇相似，这不应当视为偶合。最后，牛河梁遗址已发现的人像残块分属五六个个体，虽然形体有大小之分，年龄有老少之别，但均为女性特征，反映了女神崇拜的情况。这与殷人对先妣的隆重祭祀是相似的。最后，牛河梁遗址保存完好的女神头像，为方圆形扁脸，颧骨突起，浅眼窝，鼻梁低短，上唇长而薄，表现出“蒙古人种特征”【12】，而殷墟墓葬的人骨，“主要接近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13】。显而易见，就人种的考察看，两者也是相似的。
应当注意的是，红山文化和后来的商文化毕竟只是相似而已，并没有发现确切证据可以断定商文化一定是由红山文化发展而来的。就文化地域看，固然商族在后世建立了遐迩闻名作为泱泱大国的商王朝，但在其初它并非一个泱泱大族，从先商时代商先祖艰难创业、四处奔走的情况看，毋宁说它只是林立的众部落之一较为恰当。源远流长的河流下游往往纵横苍茫、洋洋大观，但其发源处则并无奔腾磅礴的景象。商族起源时应当只是一个涓涓细流，并不可能在红山文化那样大的分布区域范围里纵横经营。红山文化区域偏南的某个部分，可能是上古时代有娀氏活动的地方。从时代上看，红山文化的下限已经接近于夏王朝，而简狄所生的契，在文献记载中与禹约略同时，正是夏王朝诞生的前夕，两者是吻合的。从地域上看，有娀氏是上古时期戎狄族的一支，其地望应与后世的山戎、北戎以及孤竹等相同，可以说其范围不出红山文化的分布区域。
商族的起源和“帝”很有关系，《诗经·长发》说：
濬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
这几句诗的大意是说，商族的发祥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大禹治水的时候，华夏势力幅员广大，正值有娀氏兴起，以至“帝立子生商”。这个“帝”表示什么意思呢？毛传无说。郑笺以为是“黑帝”，盖从契称玄王之说出发以五德终始说附会而成。孔疏则进一步发挥，说“黑帝凭依简狄，使之有子，立其子使生商国”，愈益不能令人相信。
“帝立子生商”的“帝”应当和表示祭祀的“禘”有关。诗序说，《长发》，“大禘也”，以为这首诗是殷人禘祭其祖的诗篇。“禘”的本字是“帝”。甲骨文“帝”字原意是禘祭天神之义【14】，在卜辞里“帝”除作名词以外，还作动词表示祭祀。这种“帝”祭即后世的禘。古代称禘的祭祀很多，如郊祭、殷祭、时祭等均可称为禘，可是其原始意义则是对祖先来源的追溯。《礼记·丧服小记》谓“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相传有虞氏、夏后氏出自黄帝，殷人、周人出自帝喾，所以他们分别“禘黄帝”或“禘喾”（《礼记·祭法》）。古人的这种祭法里面，令人费解的是，既然黄帝为有虞氏、夏后氏“之所自出”，那么为何不径自称黄帝为有虞氏、夏后氏之祖，称帝喾为殷人、周人之祖呢？而要拐一个弯子，称“其祖之所自出”呢？这原因大概在于古人追溯本族之祖是以父系世代为准的，在父系之前尚无世代可言，因此才用“其祖之所自出”来表示父系祖先的来源并和“天”联系起来，所以“禘”又有祭天的含义。《礼记·丧服小记》郑注：“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灵而生，祭天则以祖配之。”《诗经·长发》毛传：“禘，郊祭天也。”这些都是古代天命观念的反映。
禘祭不仅是一种十分古老的宗教仪式，而且与上古婚姻习俗有密切关系。恩格斯说：“原始历史上家庭的发展，就在于不断缩小最初包括整个部落、其内部盛行两性共同婚姻的那个范围。”在家庭形式发展以后很久，在许多民族中还有原始婚姻状态的遗存。恩格斯指出，加利福尼亚半岛的居民，“有一些节日，在节日里几个‘部落’聚集在一起，不加区别地发生性关系。这显然是指一些氏族，它们在这些节日里，对于从前一个氏族的妇女以另一氏族的所有男子为她们的共同丈夫，而男子则以另一氏族的所有妇女为他们的共同妻子的时代，还保存着一点朦胧的记忆”，在澳大利亚、印度、非洲等地的一些民族中都有定期节日，“在一个短时期内恢复旧时的自由的性关系”【15】。这种短时期的自由性交关系的恢复，在美洲、澳大利亚等地是以某种节日的形式出现的，而在我国上古时代则可能是以禘祭形式出现的。《左传》襄公十年：“诸侯宋、鲁，于是观礼。鲁有禘乐，宾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宋为殷商之后，其“桑林”之礼相当于鲁的“禘乐”，亦当和殷商时代屡见的“帝（禘）”祭有关。商汤曾经祷于“桑林之社”（《艺文类聚》卷十二引《帝王世纪》），可见“桑林”为殷商祭祀场所。《墨子·明鬼》说：
燕之有祖，当齐之有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
这里明确指出“桑林”和云梦等一样，也是男女欢悦聚会的场所，古人又称这种场所为“高禖”。《礼记·月令》载仲春之月，“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祀于高禖”。郑注：
高辛氏之出，玄鸟遗卵，娀简吞之而生契，后王以为媒官，嘉祥而立其祀焉。变媒言禖，神之也。
“高禖”即郊禖【16】，亦即郊媒。《说文》：“媒，谋也，谋合二姓者也。”故高禖除表示祭祀处所以外，亦即郊野处男女欢悦聚会之所在，和桑林的性质相同。男女在高禖相会的习惯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仍然存在。《周礼·媒氏》：“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吕氏春秋·仲春》：“祀于高禖”。高注：会合男女，“因祭其神于郊，谓之郊禖”。古代文献关于高禖的记载有利于对禘祭性质的认识。
我们关于禘祭、高禖等的分析，可以用来推测商族起源的某些情况。在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时期，高辛氏部落和有娀氏有过密切接触【17】，是两个互通婚姻的集团。他们在固定的时间和固定的地点，聚集一起进行禘祭，燃起篝火，禘祭昊天和祖先，祭仪之后，双方男女野合欢聚。这个固定地点通常被视为神圣所在，称之为高禖或桑林，后世或有称之为閟宫者。春秋时代的桑间濮上系由高禖衍变而生，但已经不再有祭祀处所的含义。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探讨一下红山文化所发现的祭祀遗址的性质问题。
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的石祭坛遗址坐落在山梁正中平缓突起的台地上，遥对山口，面向河川，四周为开阔的平川地。这个石祭坛遗址和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冢等遗址，绵亘于辽西喀左、凌源、建平三县市的广大地区。在这些遗址之间的广阔地带没有发现和它们同一时期的古遗址和古墓，说明当时诸氏族、部落的人们并不在这个地区居住，而只是长途跋涉到这里参加祭祀和其他活动。这些祭祀场所建筑规模宏伟，又选址在远离居民区的山上【18】，所以不可能只属于某一氏族或部落专有，而可能是许多氏族、部落共有的圣地。这些遗址的性质应当是古代文献上所说的高禖，在这里所进行的祭祀活动当为禘祭。这些遗址发现不少陶塑或泥塑的女性形象，其中有一些是孕妇塑像，说明祈求生育是祭祀的一项重要内容。这和禘祭之后的野合交欢应有直接关系。
和有娀氏接触并有密切关系的是黄帝族的高辛氏。《史记·五帝本纪》：“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蟜极，蟜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古以“玄”配北方，故玄嚣等可能是处于北方地区的一支黄帝族。关于黄帝族的迁徙，徐旭生先生认为黄帝族从今陕北“一直到北京附近，或有顺着永定河岸达到今河北北部宣化附近的”【19】。高辛氏可能在这个时期与有娀氏接触。《诗经·玄鸟》传：“有娀氏简狄配高辛帝，帝率与之祈于郊禖而生契。”《后汉书·礼仪志》注引蔡邕《月令章句》谓“契母简狄，盖以玄鸟至日有事高禖而生契焉”。古书上把简狄作为帝喾高辛氏“次妃”的说法虽然不确，但也反映了有娀氏与高辛氏有过婚姻关系的事实。高辛氏是个繁衍兴旺的部落【20】，其中一支可能北至今辽宁、河北、内蒙古交界地区，和有娀氏接触，在长期交往中形成了比较固定的婚姻关系，商族即由此而起源。就此而言，“殷人禘喾（高辛氏）”（《礼记·祭法》）还是很有道理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再来看《诗经·长发》的“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就容易考虑到它的深切含义了。这里的“帝”的最初含义应当就是“禘”。“帝立子生商”本谓通过帝（禘）祭而生成商族。其所述商族发祥史当渊源有自。“帝立子生商”盖为殷人的古老传说。诗序谓《长发》，“大禘也”可见商族起源与禘祭有关。上古时代关于通过禘祭而繁衍出商族的传说被概括为“帝立子生商”并收入《诗经》，后人不解其详，以至使表示禘祭之帝变成了皇天上帝之“帝”。郑玄说此“帝”为“黑帝”，表明这后起的概念已经在汉朝时人们的印象里根深蒂固了。
从甲骨卜辞中我们可以看到，殷人常常祭祀“高祖”——即远祖。卜辞所记时代最早、地位相当显赫的一位高祖是夒【21】。从下述四项原因看，夒即文献记载里的帝喾。第一，夒与喾古音同部，夒有可能在后世被读为喾音。第二，卜辞称高祖的有夒、王亥、上甲和祖乙四位，在卜辞里夒总排在上甲以前（《合集》1205、34169），可见他是殷人所祭的最早的先祖。这种情况与帝喾适合。《书》序：“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告【22】》、《釐沃》。”伪孔传：“契父帝喾都亳，汤自商丘迁焉，故曰从先王居。”《礼记·祭法》谓“殷人禘喾”，可见殷人认为喾为其最早的先祖。第三，卜辞所记殷人对夒的祭祀主要是“祈年”、“祈禾”，如：
（1）甲子卜争贞，祈年于夒，燎六牛。（《合集》10067）
（2）壬申贞，祈禾于夒，燎三牛，卯三牛。（《合集》33277）
此外还有向夒祈雨的记载（《合集》63、《屯南》2438），可见夒是一位主司农业、气象的祖先神。帝喾的情况也是如此。《礼记·祭法》：“帝喾能序星辰以著众。”《国语·鲁语上》：“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韦注：“谓能次序三辰，以治历明时，教民稼穑以安也。”第四，卜辞明确记载夒的祭日者有6条，其中辛日者就有5条（《屯南》2031、2123，《合集》34172、63、30402），不是辛日者仅1条（《合集》24962）。帝喾称高辛氏，其“辛”与夒的祭日当不是偶合。这些都说明卜辞里的夒应即文献里的帝喾。
殷人对于高祖夒——即帝喾，是比较重视的，关于夒的卜辞今所见者就有百余条。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按照《礼记·祭法》所列的古人祭祀先祖的名单，有虞氏、殷人和周人都曾把帝喾作为自己的祖先。这说明帝喾必定不只是某一个人的名字，而应当是族名。如果《祭法》所言可信【23】，那么帝喾就曾对有虞氏（舜）、殷、周都有过重大影响。作为黄帝族的一支，帝喾高辛氏也曾由今陕北地区向东迁移，一直到达今冀北一带。这个迁徙应当是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才完成了的，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帝喾高辛氏在迁徙过程中可能在某些地区，如今豫西、晋南、豫北、冀中等，作过较长时间的居留，与许多氏族、部落有过接触，所以才被许多氏族、部落的后人尊奉为先祖。简狄有娀氏为殷人之所自出，然而殷人对她只有些朦胧的记忆，并不将其列入祭典。相比之下，殷人对于帝喾（夒）却是很重视的。这种情况应当是殷人已经具有浓厚父权观念的反映。
二、商族的初步发展
商族的整个发展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成汤灭夏以前称为先商，成汤灭夏至盘庚迁殷以前为早商，盘庚迁殷以后称晚商。成汤以前历代先祖称为先公，其后的称先王。我们先来研究先商时期的情况。
殷人在追溯先祖起源的时候，虽然把帝喾（夒）作为最早的先祖，但在讲述商族发祥史的时候却均从契开始，认为契以后才有了正式的商族。春秋战国时人提到商先公世系数目，往往以“十四”为限，《国语·周语下》说：“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荀子·成相》也说：“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
上甲微以后的七世在殷人的周祭祀谱【24】里有明确记载，所以是可信的。上甲微以前的七世，契、冥、振（亥）都是单名，和复名的相土都见于较早的文献记载，所以比较可信；而昭明、昌若、曹圉三世都是复名，又只见于晚出的书，且又记载甚少，因此可疑，特别是昌若、曹圉两世很可能是后人为凑足“十四”之数而随意掺入的。
今辽西、冀东北一带是商族的发祥地。契的时代，商族仍然居住在这里。《世本·居篇》：“契居番。”或以为番即通亳。【25】《左传》昭公九年：“肃慎、燕亳，吾北土也。”燕亳与肃慎相邻，应在幽燕之地。契居之番（亳）应即燕亳。《说文》：“（？），周封黄帝之后于（？）也。”这个字以契为偏旁，应与商的始祖契有关。（？），后世作蓟，在今北京一带，适当商族起源的区域。上古时代的亡国之贵族常常逃往旧居故地，或被封于此。殷灭之后纣子武庚被封于邶，王国维《北伯鼎跋》认为“邶即燕”。《尚书大传》和《汉书·地理志》谓殷灭以后箕子赴朝鲜，当时的朝鲜可能包括了今辽东一带。武庚和箕子都往于北方，可见其始祖当在北方。
契的时代约略与大禹同时，当时商族有渐次南移的迹象。契的后期商族可能已经从今辽西、冀东北一带移居于今冀东和冀中平原上。当时的黄河从渤海入海，所以商族实已居于黄河下游。《史记·殷本纪》说契“佐禹治水有功”，应当是可信的。大约是由于为治水做出贡献的缘故，相传契还被帝舜所任用，并告诉他说：“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尚书·舜典》）舜的时代是否有司徒之职，契是否担任过舜的司徒，这些已无可稽考，尽管如此，还是可以说明契的时代商族和黄帝族已经有了一定的联系。
甲骨文中有一个字和夒字相似，只多一倒提之斧钺形。诸家对这个字考释很多，一般写作（？）。或以为指契，提斧钺表示征伐，与《诗经·长发》所说“玄王桓拨”相合。【26】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卜辞有“（？）宗”（《合集》30298、30299），可见殷人为他立有宗庙。《礼记·祭法》说殷人“祖契而宗汤”。卜辞屡有先王妣宗庙的记载，（？）有宗庙，亦是（？）为契之一证。
战国时人有契子为昭明的说法。关于昭明的情况，史载极少，仅知道他“居砥石”（《世本·居篇》）。砥石的地望，有谓在塞外的辽水发源处【27】，有谓在古泜水和石济水流经的地域【28】。
相土是契以后商族的著名首领。《管子·轻重戊》：“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所谓“殷人之王”，当即相土。《世本·作篇》：“相土作乘马。”可见相土已训练马作运输工具。可能是由于交通工具的改进，所以相土活动的区域很广泛。《诗经·长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近年在海岛上发现了不少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说明当时的航海技术已有相当水平，相土的影响可以达海外，不足为怪。相土时，商族居住的地域可能在今冀中到豫北一带。【29】据说相土有“东都”（《左传》定公四年），疑即高辛氏的支系阏伯所居的“商丘”（《左传》襄公九年、昭公元年）。
相土以后的商族著名首领是冥。《国语·鲁语》说：“冥勤其官而水死。”盖冥曾为夏王朝的水官而死于治水之事。卜辞中有名季者，殷人多对他举行（？）（侑）祭。《天问》有“该（亥）秉季德”、“恒秉季德”之句，王国维认为“该”和“恒”即王亥和王恒，季为其父，则当是冥。【30】冥被列入祀典，应当属于被重视的先公之列，《礼记·祭法》说“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是有根据的。
王亥是冥之子，卜辞的材料表明，殷人对他是比较尊崇的。第一，殷人除了称他为“高祖亥”（《屯南》2105）以外，一般称他为“王亥”或“高祖王亥”（《合集》32916），从来不单称其为“亥”。“王”是权力的象征，可见王亥已经拥有了比较多的权力并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今所见的关于他的卜辞有一百三十多条，超过了其前的任何一位先公卜辞数量。第三，殷人祭祀王亥以前的先公时祭品只以几头牛为限，品种单调，数量也少，并且基本上不用人牲。然而祭王亥的祭品品种不但齐备并且丰富，有一条向王亥“祈年”的卜辞（《合集》378），所记载的祭品就有豕、羊、豭、小牢、牛、南、羌等7个品种，一次用牲多达50头牛（《合集》14725），特别是常以人牲为祭。第四，卜辞中的王亥的亥字除通常写法外，有一些还在其上加以鸟形，据说与“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玄鸟》）有关。【31】
王亥时期的商族仍居于今冀中至豫北一带，其北部和有易邻近。相传王亥曾将其所驯养的牛羊托寄于有易和河伯。有易之君绵臣杀王亥而取其牛羊。王亥虽然“丧羊于易”（《易经·大壮》）、“丧牛于易”（《易经·旅》），但其弟王恒却取回牛羊，其子上甲微则“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古本纪年》），杀死绵臣，使“有狄（易）不宁”（《天问》）。这件事情说明商族的力量在王亥的时候逐渐强盛起来，并和河伯部落结为联盟。
古文献关于王恒的记载很少，仅《天问》提到“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营班禄，不但还来？”文义古奥，很难索解。甲骨文有两个从月之字，王国维释其为恒【32】。若此说可信，则可断定王恒亦被殷人列入祀典。关于王恒的卜辞有十余条，多卜问是否为他举行（？）（侑）祭之事。王亥、王恒是商族发祥史上首先称“王”者，但王恒却不在文献所排列的商王系统里，其间的原因尚待探讨。
上甲在殷人的周祭祀谱中赫然居于首位，合祭某些先王时也多目上甲开始，如谓“祈雨自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祖乙、祖辛、祖丁十示”（《合集》32385），或者省去诸先祖名号而只简称为“自上甲六示”（《合集》34111）、“自上甲十示又三”（《合集》34117）等。卜辞记载表明，上甲以后的殷先公先王有了明确的世系排列，可能自上甲开始才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其前还属于传说时代。《国语·鲁语上》说：“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这些迹象都说明上甲是一位对商族发展做过重大贡献的人物。上甲的贡献今所知者有以下二事：第一，与河伯部落联合打败有易，为其父王亥报仇；第二，平息了诸弟之间的纷争【33】，保证商族的继续发展。关于上甲的卜辞，今所见者有一千一百余条，祭祀种类之多、次数之频繁、用牲之丰富，在所有殷先公先王中都居于前茅。上甲在殷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按照殷人的祭祀顺序，上甲以后的先公是报丁、报乙和报丙，合称为“三匚（报）”（《合集》32391），报丙之后示壬、示癸。他们和报乙等合称“三匚（报）二示”（《合集》27083、《屯南》2265）。从上甲到主（癸）是一组比较特殊的先公。他们在周祭祀谱中有明确的世系排列，但又失其庙号，仅以天干的甲乙丙丁相称，系为后人追记，只是到了示壬才有了当时典册记载的庙号。【34】示壬、示癸是成汤的祖若父。后来成汤灭夏的事实说明示壬、示癸的时候商族的势力正处于上升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商族屡次迁徙的现象十分引人注目。
关于先商时期的殷人迁徙情况，《尚书》序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史记·殷本纪》、《诗经·玄鸟》孔疏等也有类似的说法。“八迁”的说法是汉以后的学问家们对汤以前殷人迁徙情况的概括，王国维勾稽古代文献记载，凑成八迁之数：
契自亳迁蕃，一迁。（《世本·居篇》）
昭明迁砥石，二迁。（《世本·居篇》）
昭明迁商，三迁。（《荀子·成相》）
相土迁商邱，四迁。（《左传》襄公九年）
相土迁泰山下，又复归商邱，五迁。（《左传》定公九年）
商侯迁殷，六迁。（《今本纪年》）
殷侯迁商邱，七迁。（《今本纪年》）
汤始居亳，八迁。（《尚书》序）
这些情况虽然皆有文献为证，但王国维仍然认为“上古之事若存若亡”，“不可尽信”【35】。尽管八迁之数非必如此，但商族曾频繁迁徙，则还是可以肯定的。
成汤以前的迁徙，是商族的移动，当时还没有都邑的概念，所谓“八迁”并不具备后世的迁都的含义。关于先商时期殷人的居住地域，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今辽西、冀东北一带是商族的发祥地，契的后期可能从这一带移居于今冀中、冀东平原。此后的商族，基本上是沿今太行山东麓一线南迁，若昭明所居砥石为古泜水、石济水流经之地的说法可信，那么昭明时代的商族的中心区域当在今石家庄以南、邢台以北地区。一直到王亥的时代，商族仍在这一带活动。《路史·国名纪》卷三认为上甲微居邺，邺地在今河北临漳县，所以上甲时期，商族中心区域可能移至今漳河流域。邹衡先生根据考古资料断定漳河一带“是先商时代商人活动的中心”【36】，是很可信的。上甲曾经联合河伯的力量讨伐有易。河伯地在漳河一带，河伯娶妇的传说就流传于此【37】，上甲之居当距河伯不远。上甲以后的三报二示时代的中心区域在何处，于史无征，从文献所载“汤始居亳”的话来看，三报二示时期商族中心仍当在今漳河一带，成汤居亳时才离开此处。
先商时代，商族发展最为显著者莫过于成汤时期。按照《史记·殷本纪》的说法，成汤是主（示）癸之子而继位为王者，又称为“天乙”，这和卜辞中称其为“大乙”是符合的。成汤的名字在文献和卜辞中都比较复杂【38】，所以《古本纪年》说“汤有七名而九征”。这从一个方面说明成汤的杰出贡献确实给殷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关于成汤所居的地方，古代文献均谓亳（或通假作薄）【39】，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但以亳为称的古地甚多，所以汤居之亳的地望有多种说法，主要有杜陵（今陕西西安）说（《史记·六国年表》集解引徐广说）、谷熟（今河南商丘）说（《帝王世纪》、《水经注》）、山阳薄县（今山东曹县）说（《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说）、偃师（今河南偃师）说（《汉书·地理志》）等。近年，随着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考古发掘重要成果的公布，有些专家又认为郑亳为成汤所居【40】，或谓偃师商城是成汤的一处别都。成汤时代，由于还没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出现，所以尚没有后世那样的“首都”的概念出现。若以帝王之都的观点衡量成汤之居，那就未免失之于偏颇。如果说当时以商为核心的方国部落联盟的中心就是所谓的“都”，那么成汤之都就不止一处。成汤时期，商的实力迅速增长。为了筹划灭夏大业、联合诸方国部落的势力，以成汤为首的商族曾频繁迁徙；灭夏以后，为了制服夏的残余势力和巩固方国联盟，商汤曾在一些地区建筑城邑。商族特别重视祭祀神灵和先祖，成汤所居之处当有“社”、“坛”一类的祭祀场所，因此这些地方都可以称为“亳”。亳都数量很多，原因盖在于此。
从夏朝末年的形势看，成汤要问鼎于夏，不大可能直赴作为夏王朝心脏地带的伊洛地区，而应当从商族长期居住的今冀南、豫北一带向东南方向的今豫东扩展。这一带是广阔平原，物产丰富，方国众多，是发展商族势力的理想场所。郑州商城可能是成汤率商族南下的第一个立足点。今豫北一带在夏末由与夏关系密切的豕韦所统辖。成汤在这里站住脚，并且筑起城邑，当非易事，所以古书上有“汤尝约于郼薄（亳）”（《吕氏春秋·具备》）的说法。据邹衡先生考证，郼的地望在今郑州，薄（亳）是成汤所带去的，故连称为“郼薄”【41】。成汤和豕韦以及夏的势力可能进行过反复争夺，但终于取得胜利，使郼薄（亳）成为商的根据地。【42】此后成汤便从郼薄向东发展，积极地和有莘氏联合。
有莘氏是居于今豫东一带的著名部落【43】，可能是帝喾高辛氏的一支后裔。在炎黄两族大迁徙的过程中，高辛氏部落当在今豫西豫东一带居留过，然后再北上至今冀北地区。有莘氏的一位著名人物是伊尹。古书记述其来历，很有些传奇色彩，如《吕氏春秋·本味》说：
有侁（莘）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献之其君。其君令烰（庖）人养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梦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东走，毋顾。’明日视臼出水，告其邻，东走十里，而顾，其邑尽为水，身因化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
透过这个神话传说，我们可以推测伊尹为居于伊水流域的某部落的人而入赘于有莘氏者。“空桑”其地甚古，《太平寰宇记》谓“空桑城在开封府雍丘县西二十里”，有莘氏女采桑于此，亦可为有莘氏地望之一证。“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孟子·万章上》），伊尹是远近闻名的一位贤者。相传成汤为得到伊尹的帮助并和有莘氏结盟，曾经费尽了心机，最后才如愿以偿。【44】《孟子·万章》引《伊训》：“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亳。”“牧宫”地望无可考，而此“亳”当即景亳（即北亳）。《史记·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为景亳，汤所盟也，因景山为名。”北亳距南亳（今河南商丘）甚近。大概成汤曾居于今商丘一带，谋求与有莘氏的联合，事成后，就在景亳结盟。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商族源于有娀氏，与帝喾高辛氏互通婚姻。成汤从有莘氏娶妃，就是这种婚姻关系的延续。
成汤对伊尹非常重视。《墨子·尚贤》上篇说“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中篇说汤使伊尹“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下篇说“汤得而举之，立为三公”。《韩非子·说难》谓“伊尹为宰”。春秋时齐器《叔夷钟》说“伊小臣惟辅”。《吕氏春秋·尊师》称伊尹为“汤师小臣”。伊尹不负成汤的殷切希望，他向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45】（《史记·殷本纪》），总结历史经验，并亲自到夏朝去察看情况【46】，又协助汤处理军政大事，为灭夏大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成汤善于网罗人才，除了伊尹之外，还有夏朝车正奚仲的后裔仲虺，以及女鸠、女房等人，为灭夏做好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