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致命的败局:企业绝境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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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创新精神的缺失(3)

初创业时,王安为了联系和取得客户,他从哈佛大学图书馆借了一本政府和工业部门办的研究实验室地址录,上面开列了美国所有主要研究机构的地址和重要人物的姓名,因为他估计这些部门会使用他的产品。于是他便开始电话联系业务,并按地址给那些部门寄上一份小印刷厂印的广告,表明他已经开业并介绍自己的专门技能。之后,他又给商业部写信索取了一份招标项目表,以便寻找可接标的目标。他的经营就这样从“电话+信件”开始了。

王安与许多计算机厂家不同的是,他并不醉心于提高那些盲目啃字的机器能力,而是提供一些解决特定问题的、用户一眼就能看清其用途的装置。他不断地研究多种实用装置,以等待展销会这一时机的来临。因为展销会可以让电子界知道王安实验室的存在。1951年12月,王安在开业半年后第一次有机会在展销会上展示了自己的发明创造,并赢得了许多订单。

创业初期是辛苦的,王安在功成名就时也说,从1951年创办王安实验室到发展成为35年后的规模所遇的风险,远比今天来自IBM的竞争险恶得多。事实上也确是如此,制造磁心的主要工艺是围绕着环形的铁镍合金上绕线,因此生产工具除了两把电铬铁之外,再也不需要其他复杂的工具了。王安这位哈佛大学的博士,开始自己生产磁心。创业初期,只要每天能卖掉4个磁心(每个定价4美元),王安就如同过年一样高兴。经过半年的惨淡经营之后,王安竟然赚了3,25360美元,比王安在哈佛计算实验室的薪水2,700美元还要多。

创业初期,王安发明的存储磁芯引起了美国电脑巨人IBM的注意,双方在买卖磁芯专利权的过程中,进行了第一次交锋。这次交锋是在1955年5月初,王安将获三十四权项的专利权一事已成定局之时,IBM希望就行使购买选择权的问题进行谈判,以购买王安的专利使用许可证。但是专利颁发后一年之内,专利局在第三方的要求之下,可以宣布专利有抵触,这就为IBM公司提供了可乘之机。在谈判中,王安遇到了IBM公司亮出的杀手锏——“第三方”的发明家维霍,这个人名下有一些专利,这使王安大为震惊。因为抵触通常涉及“发明是谁先做出”的问题,维霍的发明在先,申请书长达550页,载有250个权项。但王安认为维霍的申请中不一定公布了他的权项中所说明的发明,因为从律师的语言中,王安发现维霍先生的电子继线路不一定就包含了他在权项中说明的一种使用磁通量读入、读出乃至改写磁芯的装置,故而王安还是看到了一线胜诉的希望。结果在最后的听证会中,王安除了一条起诉理由外,其余各条全部胜诉。最终,王安为了获得发展所需资金,将专利权以50万美元价格转让给了IBM,所得的资金在王安公司极为困难时期起到了稳定公司财务的作用。这件事也促使王安更多地思考公司的策略。

雄心勃勃的王安并不满足于安逸享乐,对事业的执著追求使他将50万美元全部用于支持研究工作。1964年,他推出最新的用晶体管制造的桌上电脑,并由此开始了王安电脑公司成功的历程。1967年,王安公司在同行激烈的竞争中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在不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王安公司在其后的20年中,因为不断有新的创造和推陈出新之举,使其事业蒸蒸日上。1976年,美国因石油危机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暂时得到消化。也就是在这一年,王安电脑公司推出了电视式文字处理机。这种机器是1976年6月在纽约市的新托彼坎交易会上推出的,尽管这台样机有许多缺点,功能很不完备,但还是受到客户的青睐,订单如雪片般飞来。接着,王安公司又乘胜追击,于1977年推出了VS型计算机系列;1979年,又开发出办公室信息系列产品;1980年,开发出一体化信息产品,同IBM争夺市场。王安电脑公司推出的这些产品,都受到用户的热烈欢迎。此时的王安公司,已不再是产品单一的小公司,而是在某些领域不输给IBM的大型现代化的公司了。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个发明家的王安,这时候已明白广告宣传的作用,“好酒也怕巷子深”。王安电脑公司在1978年连续进行了三个月的电视广告宣传,从而使王安公司成为美国仅次于IBM的第二家采用电视广告的计算机制造商。这些广告宣传,极大地提高了王安电脑公司的知名度,也加深了顾客对王安电脑公司产品的认识。在这里仅列一些数字和事件,就可以反映王安电脑公司和王安本人在20世纪80年代的辉煌:1980年,销售额高达543亿美元,1982年突破10亿美元的大关,1984年突破20亿美元大关。资料表明:从1976年到1984年,王安公司年销售额增长61%。在此期间,王安公司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兼并活动,1978年兼并记录系统公司,1982年收购美国卫星系统公司的部分股票。1984年兼并英特卡姆公司,1985年收购特雷诺姆公司的部分股票。1985年,王安电脑公司的情况是:分公司遍及全球103个国家和地区,员工逾3万人,总营业额为235亿美元,在《幸福》杂志上所列全美1,000家大公司中位居161位。1986年,王安公司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年收入达30亿美元,在美国《幸福》杂志所排列的500家大企业中名列第146位,在世界各地雇用了315万员工。而王安本人,也以20亿美元的个人财富跻身美国十大富豪之列。

固步自封,创新不足导致王安公司破产

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计算机工业的发展速度每况愈下。1985年,计算机业的年增长率为20%,而1989年则降到5%,客户们的兴趣转移到个人电脑和小型工作站,而不是小型计算机和文字处理机。一些公司为了迎合客户的兴趣,开始生产个人电脑。早在1979年,王安实验室负责产品计划和管理的副总裁盖利诺就曾向公司建议研制个人电脑,王安的儿子王菲德也很支持这个建议。但王安对此却不以为然,他不想让公司搞什么个人电脑,他认为搞个人电脑是“闻所未闻的荒唐事”。待个人电脑市场兴起以后,对王安公司来说无疑是个致命的打击。显然,个人电脑将挤掉王安赖以生存的产品中的两个:“2200型”和“文字处理机”。

在严峻的现实和强大的挑战面前,王安不得不开发自己的个人电脑,并在几周后问世。从硬件上讲,王安个人电脑性能可靠,速度是IBM电脑的三倍。但是它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的软件与IBM软件不能兼容。王安公司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要么开发与IBM兼容的开放型个人电脑,要么继续开发研制自己系列的个人电脑和软件。遗憾的是,王安不想过早地把宝押在IBM身上。因为王安有史以来都是依靠个人商品在市场上站住脚的。更重要的是,从利润角度来看,王安认为:生产自己系列的个人电脑,似乎更有利于客户,因为消费者一旦购买了你的硬件,就一定要买你的软件。三年后,市场趋势明显了。与之相比,IBM个人电脑上可以运行的软件已经超过100种。然而王安的个人电脑却用不上任何一种软件。IBM的个人电脑标准成为事实上的工业标准。王安实验室耽误了3年才做出研制与IBM匹配的个人电脑的决定。王安发明的文字处理机是计算机走向个人电脑的关键一步,但王安仅仅迈出了第一步,却始终没有迈出第二步。在最重要关头,王安做出了错误的决策,让IBM率先迈向了个人电脑,执电脑市场的牛耳。王安公司要在20世纪90年代超过IBM的豪言壮语渐渐被人淡忘了。

实际上,早在1989年王安公司就已陷入了资金匮乏的困境中,但那时王安的儿子王菲德仍然对公司的前景充满信心。“我们拥有30亿美元的年收入,绝不可能垮台。”然而,幸运并非总是光顾着王安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王安公司由于一连串的重大失误,由兴盛走向衰退。

1989年是各国电脑界深感恐惧的一年。一向居世界第一宝座的IBM公司的经营形势急转直下,纯利额从1984年的658亿美元骤降至1989年的37亿美元,Digital、CDL以及苹果公司等均受重创。本已危机四伏的王安公司自然难以例外,营业额减少4,000万美元,支出却增加了2亿美元;公司股票从1983年的40美元降至1989年的6美元。虽然1989年王安抱病复主大局时,股票回升了20%,并且出售公司的部分资产,以减轻负债的压力。然而王安削减开支有限,且对电脑科技的发展趋势认识不深,未能扭转乾坤。

在1989年后的4年内,王安公司共亏损16亿多美元,股价也大跌为75美分(而全盛时期的股价为43美元)。时至1992年6月30日,王安公司的年终盈利降至19亿美元,比过去4年总收入额下降了166亿美元。同时,王安公司的市场价值也从56亿美元跌至不足1亿美元。4年前,鼎盛时期的王安公司雇员达315万人,现在却将减至8,000人。正如十几年前王安公司神奇地崛起一般,它又以惊人的速度衰败了。1992年,在寻求集资和其他挽救方法无效后,王安公司不得不申请破产。

传统守旧的家族式管理使得王安公司陷入绝境

1976年王安与瑞士的计算机同人公司合作,合资创办了一家联合企业,命名为国际计算机同人公司。随着公司的发展,王安利用自己在公司中的绝对股权,对公司的组织机构进行重组,自任董事长,又命他弟弟安东尼·王任总经理,负责公司的日常业务,把公司牢牢地控制在他们两兄弟的手中。

王安自始至终抱着他一人或一家控制公司的幻想。王安总是一再强调,他绝不愿丧失对公司的控制权,让外人糟蹋了自己多年苦心经营的成果。“我愿为我自己的冒险承担风险,只要我在公司,我对一切成败负责。我不主张开放投资,因为我不愿让外来的投资者受到牵累。”王安还说过,“因为我是公司的创始人,我要保持我对公司的完全控制权,使我的子女能有机会证明他们有没有经营公司的能力。”从这些话中可见王安的“家族观念”可谓根深蒂固。1986年1月,王安任命36岁的王菲德为公司的总裁后,董事会的成员们就担心王菲德缺乏领导公司的经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董事们曾多次劝说王安招聘一位专业经理,如果需要可以给王菲德一个让人得以留下深刻印象的头衔,但应避免让王菲德这样缺乏经验的年轻人来推动这个在地球上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中生存的公司。这些董事们还要求挑选一位现有的最聪明、最有经验的人来管理这个公司。然而王安却说:“他(王菲德)是我的儿子,他能够胜任。”其实王菲德初掌研究部门时就表现不佳,1983年他宣布推出的10余种产品无一兑现。由于他才识平庸,缺乏父辈的雄风,加之不了解公司的业务,令董事会大失所望,一些追随王安多年的高层管理人员愤然离去,公司元气大伤。从1986年底王菲德赴任至1988年中,仅1年多时间,公司的财务状况急剧恶化,1988年的亏损额高达424亿美元,并使公司的股票三年中下跌了90%。1989年9月,病危之中的王安,不得不亲自宣布王菲德辞职,另请高明。1990年王安去世后,王安公司每况愈下,不仅逐渐失去市场,也逐渐失去了顾客的信心。与其说王菲德让王安失败了,不如说王安这种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让王安失败了。王安亲自下令大儿子辞职后,高薪聘请爱德华·米勒接任这一职务。米勒是著名的经营专家,他曾屡屡挽救濒临绝境的公司。米勒向王博士表示了坚定的信心,当时,他简直被当成了王安公司的救世主。他订下3年契约帮助王安公司重整旗鼓,年收入100万美元。他的加入给股民又一次带来了希望,王安公司的股票价格上升了25美分,达到625美元。

米勒上任后,果然表现出了他在处理债务方面的才干,迅速缓解了致命的财务困难。1年内,他大幅减少了附有义务要求的银行债务,成功地将债务总额由575亿美元降至1,200万美元。这部分债款大部分是靠出售分公司的资产和卖掉台湾一家工厂30%的股份所得到的资金偿付的。

但是,对于电脑这一高科技的新兴产业来说,米勒有其致命的缺点——他是个新手,因此他无法有效地解决王安失败的基本问题,即促使王安实验室迅速推出新产品。由于他对电脑行业所知甚少,所以不能正确地预测公司新产品的研制进度,也不能成功地组织人力物力进行研制活动。他曾许诺要生产一种能使Unix操作系统运转的工业标准电脑,但到1991年底他还未组织软件专家进行开发。他甚至声称要在原有的图文兼容机的市场基础上把公司变成一个软件公司。这一切使王安公司赶上世界潮流的机会再次丧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