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地上，肯定不止一个胡桑。仅仅我知道的：湖南有一个，女，曾到浙江工作，现在广东上班。辽宁有一个，男，喜欢篮球和电影。还有一个胡桑据说曾追求过在广东工作的胡桑。具体情况不明。所不同的是，他们是本名，我是笔名。现在我要写的却不是这些胡桑，而只是我自己。
在泰国，上网极为不便。原因：一，我从来没拥有过一台真正属于自己的电脑。二，这里的网络实在糟糕。病毒多如蚂蚁。上国内网站慢得犹如在中国坐绿皮火车，不把人拖垮誓不罢休。很多天没有登陆自己的新浪博客了，每次都说我输入验证码有误，即使侥幸登陆，也打不开网页，无法回复评论，更不能到最近访客的博客去留言。
今天的网络特别开恩，上新浪博客竟然十分容易，速度也还可以。在最近访客里，发现盛平。这位当年西安的兄弟，在照片里，越发发福，诗歌写得更加口语。不知道是否还在太白文艺出版社工作。因为各处的诗歌朗诵会，我曾在他的屋子里借宿过几晚。在西安诸友中，他是最幽默的。他和黄火冰都毕业于西安农林科技大学。似乎一些感情的原因，火冰已经几乎放弃写诗。但在我记忆里，他一直是一名诗人。火冰是我最早认识的解放诗社的成员。他当年主持的诗歌论坛叫“诗歌党支部”，国家的新闻出版检查体制曾对网络有过一次大清洗，许多敏感词被枪毙，包括“诗歌党支部”。
在盛平博客的最近访客里，我见到熟悉的“西毒何殇”和默默。和默默只近距离交往过一次，在此不做赘述。西毒何殇，我喜欢叫他何殇。正如我总是称呼同为西安诗人“张紧上房”为“张紧”。虽然这常常违背他们的意愿。何殇与李傻傻在西北大学是同班同学，我的一个高中同学正好也在这个班上。李傻傻后来因为小说《红X》出名，似乎要淡出诗歌圈，不过我在书店翻阅他的新书时，总能见到何殇的评论。可见他们两人的兄弟情份。
何殇他们出道都要比我早。我曾经给北京的符马活打电话，想邮购一册《诗江湖》。电话被他老婆接到，她问我名字，我回答。她听不太清，就问，你是何殇？我就再重复一遍：胡桑。西安还有个写诗的胡三，我们两人的名字更是经常被人混淆。
读了盛平、何殇还有陕西师大校友王歪、现在上海工作的李异（伊沙的门徒）、在西安做广告曾跑到上海试图设分站的大嗓门艾蒿的博客，他们都很真诚，一如既往地写着自己的诗。从文字里看得出，他们生活得很快乐很满足。
何殇的博客公告栏里赫然写着：“我不走你们的路，你们这些肉体的蔑视者哟！”一读到这句话，我就心虚不已，似乎是对我说的。西安诗人的诗大多是肉体狂欢的，虽然与所谓“下半身”还不能完全等同起来。我在西安渐渐地开始不反对肉体，以至后来也写些下半身的诗。那时，我觉得这样写是一种需要。肉体是生命的根本。诗歌、小说、思想、哲学、政治都是从肉体里衍生出来的。唯有那些假道学才转而鄙夷起肉体来。
可是，我不得不承认。西安的胡桑和上海的胡桑已经是两个人。我变得“文雅”起来。虽然我依然不放弃口语里色情的骂人话和写作中性感的词汇。我并不想最后被“正经”的文学体制收编。
我并不回避自己在西安所写下的大量口语诗。我把它们放在自己博客里。因为我清楚，我那时很真诚，并没有伪造情绪和语言。我反而感谢那一段写作经历，它帮助我突破了很多禁忌，然后才能让我来到更加开阔的地域。
我不再把自己现在的写作中的谨慎认为是“禁忌”，我现在叫它“节制”。西安的语言是欲望型的，泥沙俱下——这正是西安的诗歌佛爷伊沙所追求的气质。虽然西安的年轻一代诗人并非都是伊沙的门徒，我知道许多人和伊沙之间积怨颇深，可是，西安诗歌的“主流”不可回避的是口语狂欢。如今我再去读这些兄弟们的诗，依然感动于里面的真诚和快乐，而并不像某些人闻“下半身”则色变。
只是，我已经写不出这样的诗歌。西安胡桑已经随着我的离开永远留在西安了。我感谢西安，并且怀念西安。我常常想着能够回到西安，和众兄弟吃羊肉串、灌啤酒。多么痛快。
在上海，我的生活和文字变得缓慢、温和、节制起来。但是，我并不畏惧于各种禁忌，甚至经常妄想出格。有时，一个人掂着酒，喝到后半夜。有时，让身体在诗里亮相。有时，则是女人。
后来我看到一个朋友转述另一个朋友说：胡桑的诗歌注定是水灵的。这个描述未免肉麻了些。我并不十分喜欢。我喜欢王歪写我的文字：每个人变回了自己，这很好。
我在上海追求精致的生活和诗。（“精致”不是刻意美化和粉饰后的精美。而是各种事物被我打磨后的重新组合。）可能和我在南方漫长的童年生活有关。一次，和王东东聊天，我说写诗最终的宿命是自己。我的意思是：一个人的诗歌宿命已经被早先在尘世的痕迹决定了。后来的修正只能顺应这些痕迹，不然他的写作基本要失败。
我现在出落成这样，和故乡的胡桑纠缠不清。
故乡的胡桑充满各种禁忌。身体的、情感的、权力的、地域的。因为这些被灌输的禁忌，我的生活常常受挫。虽然很小的时候，这些禁忌仍然是外在的。我一度十分顽皮，故乡方言叫做“糙”。什么都肆无忌惮。和小女孩玩性游戏。烧人家的稻草堆。在田里翻滚玩枪战游戏。在河里狂欢。后来，我就不“糙”了。在接受各种教育、职责和暗示之后，我不敢大声说话，不敢碰女生的身体，不敢下水游泳，不敢做坏事。此时，我遇到了诗。因此我的诗里也充满禁忌。一些大词、性感的词、粗糙的词均被全部挡在诗的门外。诗和生活一起缠绕，塑造了一个木头一样的“胡桑”。那时候我使用了现在有些让人作呕的笔名：“默冰”（可见我对生活和生命如何冷漠）。我相信，现在故乡的旧书摊上肯定还摆放着扉页上签着“默冰”二字的书籍。因为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处理了上百本自己购买的书。凡是写得不够纯洁、不够崇高、过于生活化更别说有些下流的书都被我遗弃。那时候，我读到“他妈的”、“做爱”之类的词汇，就会划一条横线，表明“非礼勿视”，下次阅读应该略过。故乡的胡桑有些虚弱。
到西安第一年，我依然在故乡的胡桑里滑行。记忆最深的一次就是，在宿舍楼下的卡夫卡书屋里购买《生活在别处》。回到宿舍立即读起来，结果因为太多的性描写而中断，连忙跑到书屋，硬是让老板给我换了一本《渴望生活——梵高传》。
如果没有后来努力突破禁忌的西安胡桑的出生，我大概是不能写诗了。当一种文字和这个世界渐行渐远，以至飘忽不定虚空不已时，要么高处不胜寒，要么孱弱以至枯萎。
所以，我并不回避西安胡桑。我怀念他。
我生硬地区分出三个胡桑，并非为了像博尔赫斯写《两个博尔赫斯》那样把自己神秘化，而是让自己更好地往前走，也许，以后会有第四个胡桑来攻打这三个胡桑。我听凭生活的安排。
2007.6.29于泰国普吉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