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企业的发展也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制和用人机制造成巨大的冲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用人制度是实行城乡分治的制度，人民公社制度中的农民与国家企事业单位中的工人之间有着非常清晰的分界线，二者之间的身份地位相对固定，不大可能轻易转变。每一个国有企业与其他事业行政部门一样构成一个单位，其基本用人机制是企业包下来（实际上是国家包下来），一旦进入这个企业并成为企业中正式的一员，那么，企业就有义务把员工的生老病死包下来，员工也都能得到比较平均的一份工资。这样的机制虽然保障了员工队伍的稳定，有助于增加员工的主人翁责任感，但也会造成员工的收入待遇与企业效益脱节的现象，即所谓“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不利于员工个人积极性的调动。而乡镇企业的大发展为这种局面的改变提供了可能。乡镇企业的大发展也需要大量的员工和人才，由于无法从国家计划体制内的分配中得到，必然会在体制外广开路子招揽，其渠道不外乎两种：一种是从人民公社中吸收农民中的优秀分子和剩余劳动力，把他们转化为脱产或半脱产的企业员工；另一种就是从国有企业或其他事业单位“挖”人才。不管哪一种渠道，其实都对计划经济下的用人机制造成巨大影响，使得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劳动者开始更大社会范围内流动起来。只不过第一种渠道冲击的主要是人民公社制度必须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的这一重要基础，而第二种渠道则是对计划经济体制中国有企事业单位收入待遇与效益脱节的用人机制造成巨大冲击。
此外，乡镇企业的资本形成主要依靠社队自有积累、银行信用和社会的集资融资，所需要的设备和生产资料从计划外生产资料市场购置，基建力量来自乡镇企业自身，投资具有相当自主性质。而这种具有自主性质的投资方式的出现与发展一方面使得银行信用更具有市场性质，而另一方面为民间信用（这里泛指银行以外的信用，包括社会集资，非银行的贷款，合作性质的融资活动等）的活跃创造了前提。民间信用的活跃不仅打破了计划信贷配额的限制，而且在利率水平上给计划经济体制以巨大的压力。国有银行信用的市场化和民间信用的出现，使得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投资的自主权难以落实的状况发生很大的变化，国有企业的独立性的增强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批有分量的市场主体。
5、政治变局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排除了最后障碍
在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特别是政治领导层中一直都存在推动现实的计划经济体制向计划经济理想模式转型的力量，即使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败以后，这种力量也还相当强大。20世纪60年代前中期，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的苗头一出现就受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政治力量的阻止。在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等人为推动中国现实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理论计划经济体制转型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大力推动人性的改造，希望通过清除私有观念来提高广大民众的所谓无产阶级觉悟，以图为建立经典计划经济体制提供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同时，还致力于消灭私有制和商品关系的残余以纯正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这一过程伴随着政治严厉的政治镇压，向市场经济体制方向转型的动力受到压制。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败的惨痛教训，虽然毛泽东等人有推动现实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经典计划经济体制转型的强烈愿望，但不敢在具体政策实践中贸然尝试。[9]这一段时间，中国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内部矛盾甚多，但仍然是表现出了相对的稳定。
中国十年文革，对于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来说是一场灾难，但对于推进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来说却提供了一个机遇。一方面，它让中国民众特别是政治领导层认识到把现实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计划经济理想模式的虚妄，彻底的放弃了向这一方向转型的努力；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和摧毁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可能形成的利益集团，为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扫清了障碍。毛泽东去世以后，“四人帮”被逮捕，紧接着华国锋下台，带有一定空想性质的、主张推动现实的计划经济体制向计划经济理想模式转型的政治力量实力大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掌握了中国政权，从而为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向提供了政治保障。在其后的改革开放中，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从中国的历史舞台渐渐退去，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呼之欲出。
需要指出一点的是，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型之所以较前苏联更早，这与两国的国情有很大关系。前苏联在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数十年时间里，农业发展虽然严重滞后，但民生问题远不像中国那样严重，所以几乎自始至终都特别强调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优先发展，由于只强调少数部门的发展，使得计划的实施变得可行，计划经济体制运行比较平稳，并且在优先发展的领域取得巨大成就，但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些矛盾也因此被长期掩盖，使得这一体制变得僵化。而中国计划经济运行中的问题较早反映出来，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由于中国民生问题特别突出，国家总是希望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同时也能推动农业和其他民生行业较快的发展。然而这一目标在当时的发展水平下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计划经济体制运行过程中这二者的矛盾冲突特别尖锐，也使得中国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波动特别明显。在探索解决这些矛盾冲突的过程中，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慢慢地开始了转型的过程。
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解体，农民及其乡镇企业摆脱了政府的直接计划管理，获得了经营自主权。在城市，随着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的迅速发展，以及国有企业的“简政放权、政企分开”，特别是政府放松了对市场的控制，主动缩小了指令性计划范围，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经营活动脱离了政府的直接干预，市场调节的范围越来越大。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以后，不仅非国有经济依靠市场调节，而且国有经济也进入适应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阶段，我国的微观经济运行已经基本上是以市场调节为主了。可以说，1992年以后的中国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了，因为这一时期的中国不仅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而且逐步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34页。
[2]. 周冰《不可企及的目标》，长春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114-115页。
[3].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299-300页。
[4]. 《人民日报》1979年8月28日。
[5]. 〔韩〕朴贞东：《中国对外开放的背景》，《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4期。
[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27页。
[7]. 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上）《管理世界》1995年第3期
[8]. 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上）《管理世界》1995年第3期
[9]. 《计划经济体制：确立与解体──访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经济学家》1994年，第1期
在文革时期，中央于1967年连续发出了两个关于稳定农村局势的文件，特别指出：“人民公社现有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关于自留地的制度，一般不要变动，也不要搞捐献。”参见《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部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830-831页。
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丰富和发展
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腾
【摘 要】党的思想路线正确与否不仅关系到党自身的生存发展甚至关系到一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也经历个中曲折，以文革的结束为分界点，党的思想路线得到重新确立、丰富和发展。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思想路线
思想路线，亦称认识路线，指的是人们的认识所遵循的方向、途径、原则和方法。
一个政党的思想路线，是指这个政党确定自己的指导思想并支配自己行动的认识路线。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得到重新确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领导和推动了批判“两个凡是”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一）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开启思想解放的先河。
1977年4月10日，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给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随后，邓小平又旗帜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明确提出了“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他指出，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毛泽东自己都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自己也犯过错误。错了的就不能坚持，而应该改正。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恩、列、斯、毛都没有说过“凡是”。
（二）坚决支持并有力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通过思想启蒙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而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揭开了新时期解放思想的序幕。这篇文章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路线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文中表达的观点受到广大党员、理论工作者的坚决拥护，也遭到一些人，包括当时党中央负责人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是“丢刀子”，“砍旗”，是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在这种压力之下，刚刚开始的这场讨论面临被扼杀的危险。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挺身而出，坚决支持并有力推动了这场大讨论。1978年6月，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严厉批评了“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的态度。
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有力支持下，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成为一场全国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奠定了基础。
（三）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这次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邓小平在讲话中深刻阐明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意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全党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重要讲话的基础上达成共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如邓小平后来指出的：“三中全会确立了，准确地说是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不是简单的恢复，它既是一个科学继承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在这一思想路线重新确立中，邓小平对党的思想路线有新的重大的发展。1、深刻揭示了实事求是在整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的地位。2、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联系起来，丰富了和深化了党的思想路线。3、科学揭示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关系，深刻地指出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内在统一致性。4、注重从制度上建设，提出民主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条件。这就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与时俱进是对党的思想路线的新发展
党的思想路线，作为一种认识路线，处于发展和丰富的过程之中。思想路线的发展，思维方法的提升，是根植于社会实践的发展和人们思维认识水平的提高这样两个社会层面的。 在不断开拓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与时俱进”的科学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反映了实践的新发展和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
（一）“与时俱进”科学命题是特定的时代条件和主观认识条件的产物
它是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新任务，根据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党的自身建设的实际，根据现实中人们在思想方法方面存在的问题，经过深刻的理论反思后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