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只有立场和部分观点的马克思主义
在编辑《社会民主党人报》之前，伯恩施坦的宣传鼓动能力得到党内的认可，理论阐述上只有《回顾》一文值得一提，但这篇文章给人留下改良主义者的深刻印象。如果真如伯恩施坦自己所说的，《回顾》乃特殊情况下发表的、并不代表自己的真实观点，甚至有很多是自己反对的意见，那么，社会主义者伯恩施坦究竟有什么样的立场和观点呢？《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的职位，给了他重新表达的平台。由于思想上还是处于未定型状态，伯恩施坦实际上进入了一个学习、观察、思考和总结的思想激荡期。其总的变化特征是，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但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缺乏历史的理解。所以，伯恩施坦还处在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上升期。他自己在1882年7月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就曾说：“…但我确实十分感谢您经常给我的教诲，就像您在上述信中所做的那样。我深深感到，自己学识非常浅薄。但由于我没有充足的时间，手头又没有材料，因之，难以填补知识的缺陷。每当我限于自己的知识而无能为力时，我就只好完依靠自己感性的东西。当然，我也明白，单凭感性的东西常常会使人陷入迷途，但是，这种感性认识，至少也总可以算作是一种认识吧。”③一般说来，当对事物的认识达到理性阶段后，对事物的把握就从被动认同状态进入自觉接受和实践尝试境域。伯恩施坦至少在苏黎世编辑《社会民主党人报》期间还未达到这个程度。但是，从他的编辑成绩上可见，伯恩施坦还是能基本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问题和把握问题。
第一， 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反对资产阶级国家，认为国家具有欺骗性
伯恩施坦认识到，“社会或者说国家对工人施行的每一项帮助，都不容许动摇它建立在剥削无财产和无家园的无产阶级基础上的经济结构”；工人可以为了尽可能有利的劳动条件进行斗争，向国家提出要求，“但是谁如果今天还对工人谈论把国家帮助作为他们的社会解放的手段，那么他不是不可救药的梦想家，就是骗子”。④资产阶级国家所做的一切，即使是表面上有利于无产阶级利益的，也只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采取的让步手段。
第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认为工人阶级必须把全部力量指向消灭各种形式的剥削
伯恩施坦曾指出：“在剥削者的国家里没有真社会主义的地盘，——统治阶级发善心给予工人的社会改革只会导致这样的结果：或者产生工人贵族，或者用根据需要而不断变化的各种许诺拖住工人。”⑤他看到盖泽尔、奥登堡等“学究式的社会主义者”“已经根本不站在我们运动这一边了，他们不仅自己不相信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而且他们对这方面的任何想法都听不进去。说实话，他们的头脑里整天想的是怎样能够一步步地通过谨慎的行动迫使统治阶级作出一些让步…”因此，1882年1月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现在认为‘逐步发展’的乌托邦主义是最危险的敌人。”⑥换言之，改良主义即是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最危险的敌人。在1882年10月批判讲坛社会主义的一篇社论中，伯恩施坦说：“有阶级意识的工人们并不理会曼彻斯特主义的和讲坛社会主义的蒙昧主义者，他们走自己的路，他们不会停顿，不会休息，直到他们实现自己的目的：通过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推翻资本主义剥削。”⑦青年伯恩施坦相信，带着社会主义帽子的各式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无论如何也动摇不了革命社会主义道路。可见，伯恩施坦在编辑《社会民主党人报》后已经基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第二， 赞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革命路线
1883年3月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登载了伯恩施坦写的社论《关于“社会王国”的童话》，再一次强调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通过革命获得解放，无产阶级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达到解放的目标。而且，伯恩施坦强调，“只要有产阶级还在统治，一切改良努力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会带来零星补缀的工作，只有有产者的统治被打碎的时候，全部工作才能圆满完成。…无产阶级的真正解放只有在社会主义共和国中才能实现。”⑧也就是说，除了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无产阶级已经没有任何其他的获得真正解放的机会。
第四，将无产阶级斗争的目标定位在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针对有些人将“自由的人民国家”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否定形态，恩格斯曾指出这一术语在科学上讲不通。伯恩施坦在1883年12月20日的社论中进一步阐释：“尽管对于鼓动来说，自由的人民国家这个术语作为对今天的暴力国家的政治对立物是够用的，但是作为对我们的最终目的的表述，我们就不能认为它有效了，因为自由的人民国家不仅仅是对社会主义思想的错误反映，而且根本就没有反映。我们的目的是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⑨在这里，“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放在共产主义社会相同的意义上使用的。可见，伯恩施坦在这一时期也接受了追求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论。
第五，伯恩施坦在这一时期基本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并尝试着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分析现实问题。他说，“只有把阶级斗争理解为历史发展的结果，才能对阶级斗争作出正确的判断；而正是从这种历史发展中产生了我们对待并不公开暴露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性质的一切问题的立场。历史地看，工人阶级是资产阶级的继承者、接班人，因此必然也是那些躲藏在今天社会里的封建社会一切残余的反对者。”⑩这一观点表明，伯恩施坦已经能够从最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看待阶级斗争，并能够正确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分析阶级斗争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斗争状况。
总体看来，伯恩施坦已经从立场和基本观点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并没有真正把握这样的立场和观点的方法论基础，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缺乏有原则高度的理解和把握，这就是他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致命的方法论缺陷。
三、“疑问”中形成的修正主义种子
（一）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停留在形而上的层面。在《社会民主党人报》时期，伯恩施坦试图对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主义实践进行理论的把握，可是，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并没有结合具体的资本主义制度现实和无产阶级斗争状况来进行。因此，在资产阶级国家消亡、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彻底的革命性改造以及现行国家所采取的民主形式等问题上，伯恩施坦的认识存在矛盾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理解。
伯恩施坦既说过共产主义制度要建立在消灭资产阶级国家的基础上，同时又表露过反对国家消亡论的观点。他在1897年的一篇文章里的注释里说：“我在《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已经再三地反驳了国家消亡论这种夸张的讲法。”○11但是，对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性质以及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本质，伯恩施坦始终没有弄清楚。他从来没有论述过工人阶级应当如何对待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问题，把资产阶级国家等同为国家机器，认为随着对剥夺者的剥夺，国家机器就会自行消亡，而且还用过“夺取国家的权力”这样的模糊提法。恩格斯曾通过书信指出他在论述共和政体时没有准确表述马克思的观点，并强调，资产阶级共和政体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能够公开直接进行的形式，资产阶级共和国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只是一个可以短暂依附的过渡物，目的是“用它来为革命的社会主义争取广大群众”。 ○12但是，伯恩施坦还是没有理解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历史性表述，因为他在回信中只是说明自己“表述得很拙劣”，并认为自己的理解与恩格斯是一致的。伯恩施坦当然不是不愿意这样理解，而是蕴于理论积累不够和方法论缺陷无法达到恩格斯指出的理解高度。
伯恩施坦接受了“工人阶级必须夺取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自己阶级当家作主的制度”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但是，他同时却无法理解，究竟什么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民主，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同未来的人民民主的共和国有什么不同。与错误的资产阶级国家观相应，伯恩施坦对民主概念的理解也停留在民主主义阶段。1884年3月2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登载的社论《论人民党自然历史问题》，恩格斯看后指出其中“对民主这个‘概念’的引证是糟糕的” ○13；这个概念每次都随着人民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它没有帮助我们前进一步。社会主义革命意义上的民主，应该是超越了民主主义阶段的，因此，对它的理解，不能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阶段上，因为民主共和国毕竟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形式，资产阶级统治将在这种形式下走向灭亡。
虽然赞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应走革命路线，但伯恩施坦并没有从彻底改造现有社会制度的高度上论述社会主义革命，而且对“革命”的理解仅限于经济层面。所以，伯恩施坦曾明确反对过改良主义，但又否认暴力革命，甚至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社论中提出，共产主义社会不是通过解散和瓦解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的，“不是通过暴力手段，而是通过共同生产” ○14完成的。这些自相矛盾的理解和错误观点，都源于他只在立场和观点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掌握得不够深刻，从而在剖析现实问题和思考革命斗争策略时会偏离科学社会主义方向。
（二）对现实问题的剖析缺乏历史辩证法的深度。
伯恩施坦虽然相信，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是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激化以及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将促成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但是，通过什么形式夺取政权，是合法斗争还是暴力革命？伯恩施坦一直没有从历史辩证法的角度理解到革命的根本意义以及合法斗争的策略意义：在革命条件具备的时候，工人阶级要从现实的角度来把握革命机遇，把革命化解为一种现实的方法；而当革命条件不具备时，工人阶级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革命，将革命观念上升为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要求和阶级意识，并把这种要求与现实的合法性斗争结合起来。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但是，伯恩施坦从来没有将两者统一起来。他在自传中写道，自己走向修正主义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而是根据事实对假说所作的订正” ○15。所谓“假说”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作中所指认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而伯恩施坦在《社会民主党人报》时期是相信并且以这些“假说”为根据来思考问题的，比如1882年“把彭杜破产案和同时出现的营业停滞当作‘炼狱的甘霖’，也就是说，当作巨大的总崩溃的前奏而表示欢迎”○16。后来之所以出现完全相反的观点，与他对这种“假说”的认识程度有关。青年伯恩施坦是从历史事实以及现实的角度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结论，但这种接受充其量只有经验事实，完全没有辩证法，从而也不会有真正历史的理解。所以，当新呈现的“事实”不同于过去的“事实”时，原来信奉的认识社会的基本观点就只能是“假说”了。
（三）脱离实际运动的理论思考方向
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后，伯恩施坦像是一个勤奋求学的学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恩格斯的书信，是他学习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教材。可对于一门以实践性为生命特征的社会变革科学来说，离开现实斗争的纯粹理论学习和思考是远远不够的。伯恩施坦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非常法时期最重要的理论阵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所面对的绝大多数是理论问题、或者是实际斗争的理论反思，他需要掌握的斗争武器就是理论思考和批判。也就是说，伯恩施坦从事的是理论性实践而非运动性实践，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一旦接触运动性实践，很容易犯两种倾向性错误：或者用理论要求实践，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当成死板的教条；或者用实践所面对的现实误差来反打理论，进而抛弃理论原则走向对立面。伯恩施坦后来走上了后一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