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倘若说，对新闻的充分、客观、独立的报道，对公共事务的理性讨论，促进社会各界的全面沟通、价值取向的多元和普遍的全民性服务等理论与实践，曾经是欧美广播电视引以为荣的民主原则的体现，那么1980年代以来这场商业革命则在许多方面动摇了这些原则。当然，如上一章所言，这些原则所孕育的广播电视内容原本也不是没有缺陷。在电视新闻领域，“黄金时间”的硬新闻也有许多的不足。1950和1960年代的新闻一般内容狭窄，只注重官方观点，高高在上的精英意识很强，而且新闻往往从由上至下的角度定义公共事务，忽视平民百姓的生活体验和所关心的问题。从这一角度来说，软新闻的增加以及与公众日常生活相关的内容的出现扩大了新闻对于公共事务的定义，这是民主化的表现。抛开理性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偏见不说，“新闻”与“娱乐”界限的混淆也有其民主化的一面。新闻与娱乐从来没有绝对分开过，也没有理由分开。好的新闻从来就靠讲故事的形式来吸引人。公众在听故事讲故事的过程中，讨论社会的价值、社会的走向并认识自己(Hallin，1996：254—255)。倘若不是过分渲染、淹没或取代了其他的政治经济新闻，那么像辛普森案这样的新闻也能为社会提供一个讨论诸如种族、家庭、警察和司法制度公正性等问题的绝好机会。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市场化就没有促进民主化的一面。但欧美学者一方面肯定了市场机制当年在打破教会和政府对传媒的垄断，以及后来在监督政府、促进传媒大众化和民主化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对市场机制本身一些反民主的倾向性和审查功能提出了深刻的批评。他们认为市场也可以像政府一样，控制传播，妨碍传播中的民主(Curran，1978，1981；McManus，1994；Keane，1991；Baker，1994)。在欧美现有新闻自由的基础上，广播电视市场化的深入不等于民主化的深入。
对市场化倡导者所信奉的“市场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公众兴趣最佳表达者”这一观点，学术界更是提出了一系列批评(Curran，1996；哈克特，赵月枝，2005)。传媒的高度集中意味着观众所能选择的传播内容仅仅只是几个大公司通过各种渠道所提供的各类产品，而巨额的投资意味着市场并不是人人都能公平进入的竞赛场，只有大传媒集团才能得到贷款，才能经受住长期的亏损。广告资助方式决定了广播电视内容必然倾向于消费主义的价值取向，而且这一制度对节目的取舍方针是“一元一票”的“钱”主，这与“一人一票”的“民”主有着本质区别。观众是一个复杂的群体，每个观众有放纵自己的一面，也有超越自己的一面。他们有作为消费者需要被迎合的时候，也有作为公民需要当家做主的时候，关键是传媒如何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点，更充分地满足受众哪一方面的需求。评论者们喜欢引用的一个例子是1992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一次电视报道。当节目主持人千方百计把话题引到关于克林顿的绯闻时，演播室内的一名妇女观众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讨论公共政策，其他观众对这名妇女报以热烈的掌声。在总统候选人的一次电视辩论中，观众也要求候选人谈经济，而不是关于克林顿的个人问题(Hallin，1996：254)。许多情况下，收视行为是观众习惯性的而不是有意识的选择，更何况，观众的口味与节目内容的关系往往也是一种因果不明的“鸡与蛋”的关系。
实际上，观众的口味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节目培养起来的。即使观众有明确的、不受外界影响的、自主性的选择，他们的选择范围也往往受到市场的限制，也就是说，除了观众之所要与观众之所需之间存在区别外，也不是观众要什么市场就给什么，它只是给部分观众提供他们自己认为所要的节目。比如在有选择的情况下，各国电视观众往往爱看本国高质量的电视剧，但电视台为了商业利益仍然播放廉价的进口节目。当然商业性电视台一旦获准营业，就不得不这样做，也可以说是别无选择。但国家作为权力机构，倘若代表了真正的民众意志，那它就应该做出不让市场逻辑、利润至上和消费主义等价值体系主宰大众传播的选择，或者像英国以前那样，有不允许对广告进行竞争的选择。再说，由于电视机归根结底是比烤面包机更重要的东西，广播电视的控制者也不会完全让观众口味和市场来取舍节目。FOX电视网有过一个叫《电视国》的喜剧节目，虽然这个节目拥有很多观众，但由于有明显的社会批评倾向，没有播出几集就被取消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英国媒体与民主方面的资深学者约翰·基恩(John Keane)在肯定市场机制在现代社会和传媒制度中不可缺少的积极作用时，又写道：“市场竞争导致市场审查，私人对传媒的拥有导致私人垄断，那些在市场领域控制着信息生产和传播的人决定……什么样的观点进入市场”(1991：90)。
滚滚的市场化大潮中，越来越多追求真正的社会民主与平等的欧美传播学者认为，一个一方面独立于政府，一方面独立于商业利益的公共广播电视体系是维系和发展民主不可缺少的社会力量。没有人会提倡让政府直接控制广播电视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人提倡国家推行有利于社会民主化和社会平等的公共传媒政策。倘若还承认公共利益这样的理念，承认国家作为公众的代表，有责任维护公共利益的话，那么，国家放弃对公共广播电视的物质资助，削弱在广播电视方面的管理职能则意味着国家民主职能的衰弱。当然，有些人本来就认为欧美国家机器的本质就是维护少数人利益的，但许多人并不因此而放弃推动社会和传媒民主化的努力。更何况，这种国家是某一阶级的工具的理论也有其简单化的一面。
确实，一些政府机构或非政府团体及个人正努力重新建构既独立于政府，又独立于商业利益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由此促进传媒民主化。在加拿大，1996年自由党政府任命了一个专门研究CBC现状及今后走向的委员会，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批评了CBC的商业化和节目质量下降的倾向，并建议CBC放弃广告，由政府通过对有线电视、卫星电视和商用电话征收专门的传播税的方式来资助CBC，保障其稳定的收入来源，同时也不像以前那样在政治上受政府拨款过程的影响。前面提到，美国前副总统戈尔领导下的一个特别委员会也曾研究如何使电视业在数字电视时代履行对公众的义务。而美国众议院传播委员会主席贝利·塔瑞则建议，对商业广播电视征集波段使用费，以建立一个专门资助公共广播电视的基金会，使PBS不再受国会拨款的影响。
还有一些团体和个人则主张通过征收专门的广告税的方式来资助公共广播电视。在英国，传播学理论家詹姆斯·卡伦(1996)设计的理想民主传播模式，以独立于政府的非营利的公共服务电视为中心，但也包括国家管理下的私营商业媒体、各种社会团体和党派专营的媒体、类似于英国第四频道的“社会市场”(social market)媒体（旨在通过国家干预建立起来以专门弥补市场的垄断、集中和不平等竞争所带来的不足），以及不受任何势力影响的职业新闻工作者自营媒体和社群媒体。库伦还就如何保证公共广播电视比现在的BBC更具有政治上的相对独立性这一议题提出了具体设想：收视费以法定形式与国民收入挂钩，董事会成员从社会各利益集团的代表和广播电视从业人员中选举产生。总之，跳出政府垄断和市场控制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追求多元化的传媒组织形式，已经成了西方许多传播学者的共识。在公共服务广播电视面临危机、市场化不断深入的今天，这种构想不免有乌托邦的成分，但传媒民主化理论家会说：席卷世界并指导着1980年代以来的这场广播电视市场化变革的新自由派政治理论，就起源于六七十年代被认为比较极端的、非主流的、名不见经传的一些智囊团的异想天开。